深圳河隔開了深圳與香港,隔河相望的有兩個村莊:一個是深圳羅芳村,一個是香港的羅芳村。圖為如今的深圳羅芳村邊境線是村民休閒散步的好地方。
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橋,在三年前投入使用,是連接深圳與香港的重要通道,在碧水白橋背後,有一段幾乎被人遺忘的歷史——1950年代至1980年代,有將近百萬名大陸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這被研究者認為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為弄清這段歷史,深圳學者陳秉安用了22年時間,採訪了百多名相關人物。今年10月,其長篇報告文學《大逃港》公開出版。
在一些歷史研究者看來,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之際,這部30多萬字作品的問世,有極重要的意義。因為,“這段此起彼伏規模宏大的逃港風潮,為中國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深圳經濟特區的設立,做了一個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鋪墊”。
也正因為此,每當有記者來訪,陳秉安都會不斷重復深圳寶安的一個農民對他說過的一句話:“‘改革開放’這4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是用血寫的!”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1987年,深圳市羅湖區的一家港資大酒店開業,邀請深圳特區報派記者出席。這個任務落到了剛剛到報社工作的陳秉安身上。在慶典上,總經理唸了一半歡迎詞後,居然捧演講稿嚎啕大哭起來。台下一片寂靜,人們都望這個失態的總經理。他稍微冷靜了一下,突然用腳蹬了蹬鋪嶄新紅地毯的地面,哽咽說:“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他背我,已經快到河邊了,一顆子彈打來……”
“不瞞大家。”他擦去眼淚,說道:“正是為了他當年對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開在了這個地方。”就像台下的許多人一樣,剛剛辭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來深圳“闖天下”的陳秉安,並不清楚在這片土地上裏曾經發生過什麼。他趕緊詢問一個在場的當地居民,才得知,“原來這個老闆,是逃港過去的呀”。
2009年底,已經擔任深圳市作協副主席的陳秉安終於完成了30多萬字的《大逃港》書稿。在30年後的今天,“逃港”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但讓陳秉安感到不安的是,這段歷史卻逐漸被人們遺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這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故事。“如果我不寫下它,歷史,或許將留下一頁空白。”他緩緩說道,“能給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間的窮困的偷渡者和他們的親人以一點慰藉,是我最大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