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為袍哥組織多設在茶館。

甲午戰爭之後，大興鐵路漸成熱潮，四川等地興起商辦鐵路，多由民眾參股，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觸動了四川民眾的利益，川民群起抗爭，到十月上旬，起義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在當時，各帝國主義勢力競相覬覦四川的鐵路主權，憤怒的四川人民強烈要求自辦鐵路，新任四川總督錫良迫於四川人民的強烈要求，於一九○三年上書清政府，奏請“自設川漢鐵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權”。一九○四年一月，官辦的川漢鐵路總公司在成都成立，並手集資籌建川鐵路。川漢鐵路不借外債，不招外股。

      田畝加賦 人人成股東
      修建川漢鐵路所需大量資金，主要用“田畝加賦”，抽收“租股”為主的集股方式來籌集。在川路公司截止一九一一年所征集的路股近一千七百萬兩白銀中，租股達九百五十多萬，佔總額的五成七以上。征集租股時，征收的對象不僅有紳士、商人、地主，還有為數眾多的自耕農和佃農，全川人幾乎都成了川漢鐵路的“原始股民”。當年五月，清政府財政出現嚴重困難，英、美、法、德等國以此要脅，迫使清政府訂立了鐵路借款合同，宣布了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實際上是把川漢、粵漢鐵路完全拍賣給帝國主義。
      當時兩路均已發生巨額虧蝕，竣工遙遙無期。清政府以國家股票贖回了湖北、湖南、廣東的商股。因各省商股虧蝕程度不同，故在贖回時的待遇也不同，兩湖最優，廣東次之。但四川的一千四百萬兩股金中，有三百萬兩虧空，係因川路公司經理參與墨西哥橡膠股票投機造成，政府不予認可。
      朝廷朝令夕改，在官辦與民辦間來回切換，川省鐵路股份中又有很大比例來自下層民眾，既不能退回股金，換股條件又低於其它省份，難免激起民憤，從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
      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七日，成都各團體兩千多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提出“破約保路”口號，分路講演宣傳保路，並推舉代表赴京請願。當時全川一百四十二個州縣的工人、農民、學生和市民紛紛投身於保路運動之中，保路同志會的會員不到十天就發展到十萬人。

      “成都血案”掀鬥爭序幕
      八月五日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後，原先的“文明爭路”逐漸轉向激烈抗爭，出現了民眾性的罷市、罷課風潮。
      進入九月後，更發展為全省抗稅抗捐。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在清廷的壓力下，於九月七日誘捕保路同志會和股東會領導人蒲殿俊、羅綸等人，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成都數萬民眾奔赴總督衙門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人員，趙爾豐竟下令軍警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當場打死三十多人，造成“成都血案”。當晚，保路同志軍裁截木板數百塊，上寫“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樣，然後將木板塗上桐油，投入江中，順流而下，這些被人稱為“水電報”的木板把消息傳遍川南、川東各地，民眾聞訊紛紛揭竿而起。
      九月八日，保路同志軍進圍成都，附近州縣群起響應，紛紛成立保路同志軍，婦女民眾組織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會”，中小學生乃至和尚、道士都參加了保路的行列，數日之內，隊伍發展到二十多萬人。其中，工農勞動者的鬥爭情緒尤為激烈，“忠憤所播，小民尤易入腦，憤不欲生。”同志軍圍攻成都十幾天。
      繼川西的同志軍起義後，川東地區的民眾也紛起響應，佔領大足縣城。這時，西昌地區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與羌族民眾，也都加入同志軍的行列，同清軍作戰。到十月上旬，同志軍起義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政府獲知成都被圍和四川各地同志軍起義的消息後，嚇得手忙腳亂，不得不從湖南、湖北、廣東、陝西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湖北新軍被調入川，造成了武漢空虛，給武昌起義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
      聲勢浩大、規模壯闊的保路運動，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總爆發，有史學家表示，“當初的一條路搞倒了一個王朝。”而孫中山曾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還要遲一年半載。”

      矛盾積聚久 湘粵鄂齊抗爭
      20世紀初，隨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深入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逐漸增長，收回鐵路主權的呼聲日益高漲。1903年9月，清政府允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鐵路、礦務等公司。此後，各省的鐵路公司陸續成立，商辦鐵路開始興建。隨各省鐵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權的鬥爭也開展起來了。1905年，江蘇發生了紳商要求收回滬寧鐵路的鬥爭，1907年，浙江紳商發動收回滬抗甭鐵路權的鬥爭。
      1911年春，清政府成立所謂“責任內閣”，並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辦的鐵路幹線一律“收歸國有”。5月20日，皇族內閣的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同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簽訂600萬英鎊的借款合同，把湖南、湖北、廣東3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權運動中從美國侵略者手中贖回的粵漢鐵路和川漢鐵路的修築權，又重新出賣給帝國主義。清政府的這種賣國政策，激起了各階層人民的憤慨。與粵漢、川漢兩幹線相關的湖南、湖北、廣東、四川4省大舉展開了保路鬥爭。
      湖南的保路運動發起早、行動快。早在1908年冬，湖南全省就掀起了“拒債”、“集股”為中心的保路熱潮。1911年5月13日，湖南紳、商、學界各團體發出傳單，抨擊清政府的賣國行徑。14日，長沙舉行了各階層人士參加的萬人大會，決議拒外債、保路權。16日，長沙、株洲一萬多鐵路工人遊行示威，倡議商人罷市，學生罷課，人民抗租稅。
      在湖北，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後，各界人士奮起爭路。宜昌到萬縣的鐵路本已動工修築，清政府迫令停工，築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來與之抗爭。清政府調兵前來鎮壓，數千築路工人掄起鐵錘，揮動棍棒，同前來鎮壓的清軍展開激烈搏鬥，當場打死清軍20多人。
      在廣東，6月，廣東粵漢鐵路股東召開萬人大會，一致抗議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提出“萬眾一心，保持商辦之局”。在很短的時間內，湖南、湖北、廣東的保路風潮連成一片，聲勢浩大。

      同盟會領導哥老會走向革命
      在保路運動中，除四川當地的民間團體外，革命黨人領導的四川同盟會亦起了重要的領導作用。
      四川民間團體為哥老會，其首領為秦載賡、胡達三等人。而四川同盟會由龍鳴劍與王天傑等領導，1909年回川，龍鳴劍根據孫中山“揚子江流域將為中國革命必爭之地，而四川位居長江上游，更應及早圖之”的指示，展開了聯絡袍哥共同革命的統戰工作。當時，同盟會沒有兵力，唯一的辦法是依靠哥老會的人員，從中取得領導權，因勢利導，舉行武裝起義。同一年，龍鳴劍游說哥老會領袖秦載庚、張達三等加入同盟會。
      1911年5月，四川保路運動興起，同盟會抓住這一時機，採取“明同暗鬥，外以保路之名，內行革命之實”的策略，趁機開展武裝鬥爭。8月4日，四川同盟會會員龍鳴劍與王天傑等邀請哥老會首領秦載賡、羅梓舟、胡重義、孫澤沛和張達三等在資州（今資中）羅泉井召開秘密會議，決定武裝起義。他們把“保路同志會”改稱為“保路同志軍”，在新津和華陰設立總部，並推定秦載賡和張達三分別負責川東南與川西北的起義工作。
      這樣，四川的保路運動比之兩湖和廣東更為激烈，民眾基礎更為廣泛。在四川的農民民眾中，哥老會有相當大的勢力。
      在同盟會會員的宣傳、組織下，使這場保路運動轉向反清的武裝鬥爭，而且形勢銳不可擋。
      1911年9月底，開赴成都的義軍回到榮縣，由於榮縣民眾基礎廣，革命力量活躍，榮縣縣令聞風逃逸，同盟會成員宣布榮縣獨立，榮縣成為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政權，遂成為成都東南武裝反清的中心。

上圖為為紀念在保路運動中英勇犧牲的烈士而修建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至今還矗立在成都市人民公園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