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革命軍與繳獲的清軍大炮。 新華社資料圖片

      勇敢英烈
      從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以及後來的同盟會先後發動了十次的起義，而光復會亦發動多次起義。這十多次的起義雖僅曇花一現，但卻在中國播下革命的種子。尤其是震動全國的黃花崗起義，孫中山多次評價這次起義，認為此役義軍的“勇敢英烈”，為世界各國所“未曾有”，並稱：“第一次革命，雖由武昌起義，而實廣東三月廿九之役為之先”。

      清政府在《辛丑條約》簽訂後，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人民開始意識到只有推翻清朝的反動統治才能拯救民族。於是，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一年間，革命黨人不斷利用會黨和新軍發動武裝起義。雖然都是曇花一現，但卻在全國播下革命種子，使得清政府驚恐不安，其中尤以廣州黃花崗起義聲震寰宇。

      一八九五年春天，中日甲午戰爭中方戰敗，四月十七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中國割讓台灣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予日。這一消息讓中國民眾深感悲憤，正在美國進行反清宣傳的孫中山見此時民心可用，決意把握時機策劃起義。
      同盟會發動多次起義
      當年十月，孫中山率鄭士良、陸皓東等革命黨人秘赴廣州，策劃第一次廣州起義，但時機泄漏，清政府展開大搜捕，陸皓東被捕身亡。一九○○年，孫中山再次準備起義。十月八日，孫中山命鄭士良等人於惠州三洲田發動起義，但起義軍因糧絕彈盡而解散，在清政府鎮壓下失敗。
      一九○五年八月，孫中山和黃興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試圖在中國多處組織起義推翻清政府，均未成功。同盟會影響下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武裝起義是一九○六年十二月的萍瀏醴起義，接下來兩年，同盟會又在西南邊境地區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但都因準備不足、單純冒險而歸於失敗。
      黃花崗起義 黃興孤軍作戰
      連續失敗讓一些革命黨人對前途失去信心，轉而走上暗殺道路。但孫中山等人依然不氣餒，他們決心在廣州發動一次更大的起義，推動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同盟會接受歷次起義失敗教訓，在起義發動前作了細緻準備，籌款購械、組織聯絡都有專人負責。為更好地領導起義，一九一一年一月，同盟會在香港成立統籌部，由黃興、趙聲具體領導。
      起義定在當年四月二十七日發動，計劃兵分四路：黃興率一路攻總督衙門；姚雨平率軍攻小北門，佔飛來廟，迎接新軍和防營入城；陳炯明帶隊攻巡警教練所；胡毅生帶隊守南大門。這次起義，除黃興一部按期發難外，其余各路均未行動：新軍子彈被收，沒有作戰能力；胡毅生、陳炯明事先逃出廣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難而未能領到槍械，起義爆發後藏匿不出。這樣，起義變成黃興一路孤軍作戰。當日下午五時三十分，黃興率一百二十多人直撲督署，與清軍激烈巷戰，終因力量懸殊而失敗。黃興避入一家小店改裝出城，四月三十日輾轉回到香港。
      起義失敗後，廣州革命志士潘達微收殮犧牲的革命黨人遺骸七十二具，葬於廣州郊外的紅花崗，並將紅花崗改名為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這次震動全球的起義因而也稱為“黃花崗起義”。
      孫中山：吾黨精華 付之一炬
      以往同盟會的歷次起義，基本上依靠會黨和僱傭軍，但黃花崗起義，同盟會可說是下了血本。參加起義的包括留學生、華僑、新軍軍官。他們基本上受過良好教育，就知識層面來講，無疑是一批先進的中國      人，但卻為理想、革命和中華民族的未來，抱必死的決心，走上了革命最前線。正因如此，當孫中山得知起義失敗時，扼腕歎惜說：吾黨精華，付之一炬。
      遇難者之一的林覺民是日本慶應大學學生，一九一一年春得知黃興、趙聲等在香港建立統籌部籌劃廣州起義，遂赴香港參與，後回福建召集革命志士。四月二十四日夜，他在香港給妻子寫下絕命書：“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
      為國犧牲 百死不辭
      起義失敗後林覺民被捕，兩廣總督張鳴岐、水師提督李准親自審訊。林覺民在大堂上縱論世界大勢和各國時事，宣傳革命道理。被關押的幾天中他粒米不進，隨後泰然自若地走向刑場，從容就義。
      林覺民的理想代表了起義志士的理想，他們深知，值此國家民族深陷苦難之際，唯有國家有前途，個人才會有前途。他們行動雖然失敗，但其勇敢英烈，卻極大地鼓舞了革命士氣，成為數月後發動的武昌起義的先聲。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孫中山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中憶述當年壯舉寫道：“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引刀成一快 不負少年頭”
      汪精衛因在抗日戰爭時期與日本人合作而被中國人視為“史上最大漢奸”。但在早年，汪精衛也曾參與創建了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在革命運動陷入低潮時，他傚倣古代“荊柯刺秦王”，試圖暗殺當時清朝的攝政王載灃（宣統帝溥儀的父親），以期用生命喚醒革命。 
      汪精衛18歲便考中秀才，1904年赴日本留學。1907年至1910年期間，同盟會發起的如鎮南關、河口諸次戰役都遭遇失敗，讓同盟會情緒日漸消沉。汪精衛為此感到非常憤慨，想以一死來激勵革命，去北京暗殺清朝高官。
      據劉鳳舞在《民國春秋》中記載，黃興為了讓汪精衛能夠順利完成任務，就讓後者帶上一筆錢，並派了兩個同盟會成員同去北京，一人是四川的黃復生（即黃樹中），此人也熱心於暗殺計劃；另一人是一位姑娘，名叫陳璧君，是南洋富商的女兒，因為愛讀汪精衛的革命文章，所以加入同盟會，已愛慕汪精衛很久。
      入京後，他們三人到北京開設了一個照相館作幌子。汪精衛花了許多錢，買通宮中的一個太監，決定炸攝政王載灃。不過他們的計劃因為泄露而失敗，汪精衛、黃復生被捕入獄。關於泄密的細節，說法不一。有說法是1910年4月2日深夜，他們在什剎海附近的銀錠橋下埋設炸彈。然而，汪精衛與那名被他買通的太監密商時，被另一太監聽到，深夜到攝政王府告發。載灃派人直撲汪精衛的照相館，把汪精衛、黃復生一一捉住。陳璧君因為是姑娘，沒有被逮捕。
      另一說法是1910年3月31日深夜，黃復生和喻培倫前往甘水橋埋炸彈，卻被人發現。原來，一名車夫當時蹲在橋上，報了案。後來幾天，報上全是有人想刺殺攝政王的新聞，並說案犯已被處死。暗殺團慶倖警察愚蠢，於是放下心來繼續幹。沒想到4月16日大批警察突然包圍照相館，將汪精衛和黃復生拘捕。原來警察發現炸彈後，立即意識到是革命黨所為，順藤摸瓜地找到了汪精衛。
      汪精衛入獄後，陳璧君四處求援。後來她結識了肅親王善耆——此人是新派人物，曾力主立憲，與革命黨人頗有聯繫。善耆認為這是與革命黨人聯繫的好機會，於是出面勸說載灃。善耆數次提審汪精衛，希望他倒戈，都遭拒絕。不過在幾番接觸中，二人對對方的品德都惺惺相惜。
      後來汪精衛談到肅親王，說：“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肅親王則說：“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
      因為善耆的勸說，再加上清朝政府也不想讓汪、黃的殺身成仁被革命黨人凝聚了民心，載灃最終對汪精衛從輕發落，定為永遠監禁。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發後，汪精衛以及黃復生被釋放。
      汪精衛在獄中期間寫的一首題為《被逮口佔》的五言詩一時為人傳誦，其中八句是：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刺殺巡撫 徐錫麟被剖心炒食
      1907年7月由徐錫麟、秋瑾領導的“皖浙起義”是近代東南人民向滿清王朝發出的沉重一槍，也是1911年之前革命者發起的影響最大的起義之一。徐錫麟1903年遊歷日本，次年在上海參加光復會，因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而成為名震江湖的俠客。秋瑾則是中國辛亥革命時期著名的巾幗英雄，別號“鑒湖女俠”。1904年她東渡日本求學，1905年參加同盟會。1906年由徐錫麟介紹，加入光復會。
      同年，徐錫麟被升為巡警學堂會辦兼巡警處會辦。到達安慶後，他全力經營校務，就是為了得到安徽省巡撫、慶親王奕劻的女婿恩銘的信任和提拔，一邊暗中緊鑼密鼓地籌備起義。
      徐錫麟和浙江的秋瑾商議好，於1907年7月皖浙兩省同時起義。7月6日上午9時，恩銘到學堂巡視，徐錫麟拔出兩隻六響手槍朝恩銘一陣猛轟。驚魂未定的恩銘身中七槍，都沒被擊中要害。一片混亂、嘶喊中，陳伯平從後面擊中了恩銘致命的一槍。
      遭此巨變，清軍關閉了安慶城門，下午4時，勢孤力單、被圍困在安慶城內的徐錫麟、馬宗漢和學生等相繼被捕。這就是民國創立之前那場著名的“安慶起義”，從發動到失敗，歷經7個小時。
      恩銘被刺後，他的家屬要求將徐剖腹挖心。7月6日夜，在安慶撫院東轅門外刑場，幾個劊子手手執鐵錘，先把徐錫麟睾丸砸爛，並剖腹取出心臟炒了拿去下酒。
      “鑒湖女俠”英勇赴死
      7月15日凌晨，秋瑾也被押赴刑場，英勇就義。其實在10日，秋瑾就得到徐錫麟安慶起義失敗的消息，但她拒絕了離開浙江紹興的一切勸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她遣散眾人，毅然留守大通學堂。14日下午，山陰縣令李鍾岳率眾圍攻秋瑾進行推翻清朝政府活動的大通學堂，秋瑾被捕。她堅不吐供，亦不接受勸降，只寫下一句詩以對，就是著名的“秋風秋雨愁煞人”。
      相比於徐錫麟赴死的慘烈，秋瑾因遇到的是正直的李鐘岳，滿足了她“不砍頭，不剝衣服”的遺願。在秋瑾被捕過程中，李鐘岳也曾想網開一面。他率眾圍捕大通學堂時曾急中生智，密諭差役捕男釋女。但秋瑾當時已女扮男裝，與少數學生持槍抵抗。差役不識秋瑾面目，將其逮捕。
      李鐘岳審訊秋瑾時像好友相敘，會審時反對動用酷刑，千方百計為秋瑾開脫，但終未奏效。7月15日秋瑾遇害，李鐘岳也因此被卸去縣令之職。自此便鬱鬱不樂，於1907年10月29日上午9時許自縊於旁舍，時年53歲。距秋瑾死難只有百日。

      籌劃失周全 前期起義均失敗
      辛亥革命之前，興中會以及後來的同盟會先後發動了十次起義，這些起義大多曇花一現，一開始聲勢浩大，但迅即被撲滅。失敗的原因除了消息不通，阻撓重重之外，缺乏民眾基礎、組織不夠嚴密也是重要原因。
      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一形成，並沒有經歷一段比較長時間的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的準備階段，就很快轉入武裝起義的實際行動。這個特點在興中會和華興會成立時都明顯地表現出來。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成立後，同樣立刻將準備武裝起義提到最重要的議事日程上。其主要領導人孫中山、黃興，寧可把革命組織的發展、宣傳陣地的建立等重要事情委託給胡漢民、宋教仁、張繼等人去做，自己卻在同年10、11月間先後南下，投入武裝起義的籌劃和奔走。 
      但是，辛亥革命前同盟會發動的武裝起義都因準備不足，單純冒險，結果全部歸於失敗。由於內部聯絡不周，潮州黃岡的會黨提前起義，很快被擊散，鄧子瑜在七女湖發動後，才知黃岡起義已失敗，無法堅持下去；欽廉防城之役也因郭人漳臨事怯懦動搖，按兵不動，使原定目標沒有得以實現。原以為盤算得很好的整個部署，最後卻演化成零零落落、此起彼伏的多次分散的起義活動，並沒有取得多少成果。
      1907年12月到第二年5月，同盟會在粵、桂、滇邊境又先後發動了鎮南關起義、欽廉上思起義和河口起義。雖然各次起義都因缺乏民眾基礎、組織不夠嚴密而失敗，但革命黨人前仆後繼，英勇戰鬥，給清政府以沉重打擊，也給中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

      戴季陶因絕望自殺
      戴季陶（1891─1949），原籍浙江吳興（今浙江湖州市），生於四川廣漢。早年留學日本，參加了同盟會。是蔣介石的盟兄，也是他的謀士。
      戴季陶歷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宣傳部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考試院院長等。
      1935年，蔣介石授意教育部部長王世傑召開會議，布置漢字簡化的有關事宜，委託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主持這項工作。1935年8月，王世傑以教育部的名義，頒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並通知各印書館印刷。不料，因有事未參加討論簡化文字會議的戴季陶得知此事後，跑到蔣介石的辦公室大吵大鬧，說簡化漢字十分荒謬，破壞了中國文化，還說教育部趁他不在南京時討論這麼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
      蔣介石雖做解釋，但戴季陶不聽勸，甚至多次在公開場合揚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簡體字表》，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召開的任何會議，他一概不參加”。此後的3個月裏，戴季陶拒不參加國民黨的會議，也很少過問公事。蔣介石礙於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又是至交，只能做出讓步。1936年2月，蔣介石以國民政府的名義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簡化字的命令。
      西安事變爆發後，戴季陶支持何應欽等討伐派，力主派大軍平定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與宋美齡發生激烈的爭吵。宋美齡陪蔣介石返回南京後，發表了回憶錄，不點名地批評了戴季陶。回憶錄是以宋美齡的名義發表的，但代表了蔣介石的想法。此後，蔣介石不再事事問計於他，也不像以前那樣無話不談了。
      戴季陶逐漸失寵於蔣介石後，身體也每況日下，患上了神經衰弱症。抗日戰爭勝利後，戴季陶鬱鬱寡歡。他認為共產黨的勢力日益壯大，定會取代國民黨。為此他向蔣介石進言：“今茲倭寇降而共匪熾，正與撚匪當年局勢無殊，故戰後艱難將十倍於戰時，不可掉以輕心。”他極力反對國共和平談判，曾對蔣介石說：“切不可視共產黨為合法之團體，匪首為正當之人物，言論為正當之道理。”
      國共全面內戰爆發後，國軍從進攻轉入防禦，敗績接踵，繼遼瀋戰役大敗後，又在平津戰役、淮海戰役中一敗塗地，八百萬精銳喪失殆盡。戴季陶憂心如焚，向左右哀歎：“時局日下，衰病之身，毫無所補，每一念及，則深惶汗。”
      1948年6月，戴季陶改任國史館館長。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登機飛往廣州前曾到考試院懷舊，悲痛難禁，唏噓涕出：“這一去，不知何日重來，恐不再矣！”
      戴季陶身在廣州，期盼局勢好轉，但事與願違。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被迫下野，辭去總統職務。
      蔣介石下野後，在家鄉溪口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遙控時局，確定台灣為“復興基地”，布置黨政軍要員撤往台島，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絕：“不去了，但願回四川老家以竟終年，伴父母於九泉，盡人子之責。”
      1949年2月10日，戴季陶對秘書說：“國軍難以據守西南，四川必為共產黨所得。他們不會放過我，我也不甘當他們的階下囚。”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願隨蔣介石前往台灣，又怕成為共產黨的俘虜。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吞服安眠藥自殺。
      蔣介石於12日得到戴季陶的自殺報告。據蔣經國日記載：“父親聞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噓唏。”對於這位盟兄不願隨他去台灣，蔣介石雖頗為不滿，但較之那些投誠中共的“亂臣賊子”，戴的自殺使他尚感欣慰。
      數日後，戴季陶的兒子戴安國扶柩回川，葬父親於成都西門外棗子巷墓地。
      戴季陶酷愛讀書，積累了深厚的文化功底，撰寫政治理論著作多部。

      譚震林較量《紅旗》雜誌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兩年，由於中共中央高層仍有人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政府工作呈現徘徊、搖擺的局面。而“兩個凡是”的本質，就是要維護“文革”路線。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天，新華社、《人民日報》都做了轉發。12日，全國各大報多數加以刊載。文章批評了極“左”思潮，說出了許多人想說而不能說、不敢說的話，在國內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當時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譚震林也對此文非常讚賞。譚震林是中共的“老革命家”，曾擔任過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等職。
      譚震林叫來秘書，幫他把各大報刊上刊登的有關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都找給他。他認真閱讀，為敢於衝破思想禁區的這些文章叫好。
      5月17日，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在一次小範圍的會議上點名批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說它“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政治上是砍旗幟的”。他責問：“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要查一查，接受教訓，統一認識，下不為例。”“《人民日報》要有黨性，中宣部要把好關。”
      5月18日，汪東興在人民大會堂找新華社社長熊複談話，傳達中央決定，讓熊複出任《紅旗》雜誌社總編輯。同時告訴他：《紅旗》雜誌不要介入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要把它作為宣傳工作的紀律來遵守。
      熊複上任後，嚴格按照上級的指示辦事，所發文章一律不涉及真理標準的討論。作為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的《紅旗》雜誌，對思想理論戰線上如此重大的討論竟然不表態，引起了社內外民眾的議論。
恰在這時，《紅旗》雜誌為紀念毛澤東誕辰85周年組稿，約請“老革命家”寫文章，他們想到了與毛澤東開創井岡山的譚震林。5月19日上午，《紅旗》雜誌社派人來到譚震林的家約稿。譚震林滿口答應。
      10月下旬，譚震林寫出了《井岡山鬥爭的實踐與毛澤東思想的發展》一文，他指出：“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一樣，不是教條，而是在實踐中總結出來又用來指導實踐的革命理論。”
      收到譚震林的稿件後，《紅旗》雜誌編輯部內部對此文有很大的爭議，產生了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文章的第四部分都是講的關於真理標準的問題，應該刪去，因為汪東興已明令《紅旗》不要對這個問題表態。另一種意見認為，文章是譚震林寫的，又是以他個人名義發表，應該尊重他本人的意見。
      有人想出如下處理意見：（一）先派人去同譚老商量，說明中央已指示《紅旗》不介入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請他考慮刪去有關段落。（二）萬一譚老不同意刪去，就將他的文章打印出來送政治局常委審查。
      11月14日，編輯部派人來到譚震林的家，專門轉達雜誌社的意見。他們告訴譚震林：中央給《紅旗》的方針是不介入討論，請他刪去有關段落。譚震林沉思片刻後，斷然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觀點，一點也不能動！”
      《紅旗》雜誌社只得將稿子送交中央審查。
      華國鋒首先表示同意在《紅旗》上刊登此文。文章送到鄧小平的案頭。他認真審閱，並在稿子空白處作了批語：“這是一篇好文章，我看至少沒有錯誤。我改了一遍，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加強了。”
      兩天後，李先念看完了譚震林的文章。他感慨地說：“這麼好的一篇文章，《紅旗》不登的話，那錯誤就更大了。應當登。”
      在其他中共高官都同意發表的情況下，汪東興只得點頭同意。《紅旗》雜誌於1978年第12期發表了譚震林的這篇文章。

汪精衛（右）曾試圖暗殺清朝的攝政王載灃。

一位廣西籍烈士的後人在七十二烈士墓前安放花圈。新華社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