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發受到國際形勢的深遠影響，是時代進程的必然演變，專制王朝走向末路，不得不迎來民主共和。

      由秦始皇所確定的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卻已過了兩千年。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當它發展到清王朝的時候，已經走上了這個制度的末路。當時，歐美等國早已在工業化浪潮及資產階級革命中脫胎換骨，開始走上全球爭霸的道路。
      英國是全球最早確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早在十三世紀中期，貴族在同英王亨利三世的鬥爭中獲勝，即成立議會。至十五世紀末，雖然議會仍是封建性質的等級代議機構，但下院已有提出財政議案和法律議案的權力。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後，議會成為資產階級同斯圖亞特王朝鬥爭的政治中心。十七世紀後期光榮革命發生後，議會相繼從法律上確認“議會主權”原則，進一步限制王權，英國的君主立憲政體初步確立，國王成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必須根據國會意願行使行政權力。擁有立法權、財政權和對行政的監督權的議會，則成為國家權力中心。
      由於資本主義化與工業革命成功，英國在十八世紀中葉後一躍成為全球最先進國家，開始大肆開拓殖民地與市場，吸引其他國家紛紛傚倣，世界版圖上遂出現歐美列強爭霸的情景。
      歐洲的另一強國法國，一七八九年爆發大革命，使得統治法國多個世紀的君主制封建制度在三年內土崩瓦解，路易十六被推上斷頭台。現代社會在大革命中拉開帷幕，共和國的成長、自由民主思想的傳播、現代思想的發展及國家間大規模戰爭的出現，成為此次革命的標誌性產物。而接下來的整個十九世紀，法國處在共和國政府、君主立憲制政府及帝國政府交替管治之下。

      日本明治維新刺激中國改革

      相比西方的資本主義大發展時代，直至十九世紀中葉的亞洲仍是死氣沉沉，中國和日本不約而同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不但經濟與政治制度落後，軍力衰微，民智亦未受啟迪。在中國的封建專制統治下，政府壓制一切能促進政治和社會變化與進步的因素和趨勢，使中國失去了進步的動力，在世界競爭中，中國落後了，衰落了。
      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魏源等先進的中國人就提出瞭解夷情，學習西方，“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統治者充耳不聞，仍沉睡在“天朝上國”的夢囈中不思振作，狂妄自大。及至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國門，又陡然間俯首貼耳，變為洋奴。
      而此時，同樣在列強武力下締結了不平等條約的日本，自明治政府開始傚法西方列強實施改革，打破幕府封建政治結構，殖產興業，在各地建立工廠，鋪設鐵路，架設通訊線路發展郵電，還實行了新的貨幣制度和銀行制度，以行政的力量推進經濟的近代化；並組建以農民為主體的國民軍隊，實行征兵制；確立了所有國民都接受義務教育的制度。
      政府要求國民全面學習西方的科技文化，接受其思想風潮乃至生活方式，務求脫亞入歐。這就是著名的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自一八六八年開始，在不到三十年內，即將日本建設成亞洲強國：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海戰，中國慘敗，簽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一九零四年日俄戰爭爆發，次年以日本勝利告終，同年十一月朝鮮被迫簽訂《日韓保護協定》，淪為日本的保護國，其後被日本完全吞併。
      至一九一一年八月，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任務完成，成為一個真正的強權國家。而此時，中國仍在帝制的腐朽統治中苦熬漫漫長夜。
      值得觀察的是，與西方列強的變革相比起來，日本通過革新所帶來的變化，更能打動當時的中國統治階層及精英知識分子。
      這不僅因為日本有與中國相同的被列強欺凌的經歷，也不僅是變革前後日本國力懸殊的巨大差異，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明治維新並未脫離對封建傳統的社會改革，反而把教權(神道教)、皇權和政權合而為一，高度集中在天皇身上，極度強化了國民對天皇的崇拜，使得自十二世紀末幕府時期延續的天皇無實權的政治傳統一去不返。
      儘管後世有評論認為，這為日本後來走向軍國主義災難埋下了禍根，但對當時急欲重樹皇權威嚴的清廷統治者光緒及其支持者而言，卻不啻是一劑急病中的良藥，因此其後不單有戊戌變法發生，更有中國知識分子蜂湧日本學習的風潮，而保皇派亦得以在日本留學生中獲得一席之地。

      支持革命 海外華人貢獻大

      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得到了海外華僑的大力支持，其中南洋及美洲華僑貢獻尤大。
      在孫中山宣傳革命之初，華僑們對革命派信心不足。當時，英國殖民政府和清政府保持外交關係，清政府會派外交官和特使到訪各地訪問，而這些清政府的官員則受到了華人的歡迎。
      這些官員到來的目的主要是呼籲華人對清政府效忠，也有售賣官銜以拉攏當地華人。據華僑回憶當時的情況，“只要在滿洲人底下作過小官兒的到南洋去吹，說道：?珖我們家裏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為顯官，有闊氣的頂戴的！?玼這樣一吹馬上可以哄動華僑來崇拜你。”從這樣的敘述可以看出華人的保守思想。這樣的保守思想，也使得立憲派得到了海外華人的回應。
      但是，清政府的昏庸無能，不斷向列強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使得華人的地位在海外下降，尤其在美洲，華人的地位等同於印第安人，他們的職業多為最低層的礦工、洗衣工等。概言之，華僑在清末的民族主義感情，一方面來自於對中國文化認同的加強；另一方面，對滿清政府歷史上對華僑的歧視與當時的腐敗導致他們在海外地位的低下不滿，由此而直接引導他們在思想行為上傾向革命。
      1911年春，孫中山奔赴美洲，向華人展開勸捐。孫中山每到一處都會發表講演，他說：“若吾人在海外籌得三十萬元，以供給國內槍械之需，便可推翻清朝專制皇朝。”每次演講完後，與會的華人都會積極捐款，這些捐款的華人多是窮苦之人，有的還是挖礦的工人。許多華人的中立派及保皇派都轉而支持孫中山。各地華人都剪掉辮子，並在同盟會和孫中山的號召下，積極捐款支持革命運動。
      除了華人的捐款救國外，日本人也有支持孫中山反清革命的。如日本人梅屋莊吉耗盡了畢生積蓄資助孫中山搞革命。據統計，梅屋投入中國革命的資金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兩萬億日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