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為節約成本，又為工作便利，部分無力購房的年輕白領和高校畢業生，選擇了上海市中心和黃金地段“廉價租房”——群租。媒體調查指出，群租現象目前在上海市中心社區越演越烈，專門操作群租房業務的仲介自稱“獨立經紀人”，一些房源掛出3天不到就被摘走。在上海市部分黃金地段，一個主臥衛生間分割出來的隔間，甚至可以租到2000元左右的高價。
      群租房“打”而不死，仍舊以超乎想像的頑強生命力屹立城市之中，足以表明，無論是替群租者安全想的那番好意勸解，還是借助各個部門統一出動的“鐵腕”式清理，均不可能令這種群體式“蝸居”狀態消失。按照近年來媒體的調查描述，與其指責群租房東太過奸詐，倒不如靜心審視租房群體那飽蘸的辛酸。試想，如果條件夠好，誰願意擠在那狹窄的空間裏呢？
      就現階段而言，群租房對象主要有兩類群體：一種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同那些可以通過“比爹”途徑，優中選優就業的“官二代”、“富二代”相比，他們中的很多人既無社會資源可用，也無可觀的家庭積累可供“試錯”，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千方百計克服一切困難站住腳根，這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另一種則是低收入群體，尤其是廣大進城的農民工。農民工是城市低薪崗位的“頂樑柱”，這決定他們必須在極其有限的收入裏量入為出，甚至“斤斤計較”，才有可能不致一年到頭竹籃打水一場空。相較於群租，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許多城市那密密麻麻的城中村，曾是群租者的“伊甸園”。然而，隨各地借助房市調控政策之機，為穩定房價，通過“挖潛”加大城中村改造力度，城市在變得光鮮的同時，弱勢群體傳統的廉價生存空間，不可避免地遭到大幅擠壓，生存成本又怎能不隨之大漲？考慮到住房的高“空置率”，租房難不太可能是因為資源匱乏，而在於價格高昂。
      今年6月份，住建部等七部門下文規定，外來務工者可住公租房，這似乎給弱勢群體帶來了一些福音。不過，考慮到保障房建設的步履蹣跚，先期覆蓋範疇的局限性，尤其是大量城市居民住房問題的緊迫性，在城鄉“二元”戶籍的傳統思維下，非當地居民的弱勢群體，根本就不可能捷足先登。即使現實中確有城市給外來務工者以公租房，但數量極為有限，形式也遠大於實質。實際上，公租房還面臨申請條件苛刻，租金價格過高等現實問題急待破解。如廣州公租房“最低也要市場租金的40%%，不少有資格申請的家庭都喊貴”。
      如果現實門檻遠高於弱勢群體的承受能力，他們所能做的，便只能是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裏，努力搜尋那一席僅僅能夠躺臥的群租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