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第一宗試管嬰兒控告政府的案件，最近在溫哥華開審。原告是現年28歲的試管嬰兒奧莉薇婭·普萊頓（Olivia Pratten）。她現住在多倫多，是加拿大通訊社記者。普萊頓指控卑詩省政府的《領養法》(BC Adoption Act)，規定被領養的兒童年滿19歲後，可以知道誰是親生父母。但這項法律卻沒有保障試管嬰兒同等的基本憲法權力。他們受到不平等對待，淪為“二等公民”。
      按照現行法例，捐精者的資料只保存6年，有關診所和醫生之後通常會將資料銷毀。因此普萊頓要求省政府修訂《領養法》，規定人工受孕診所和有關的醫生，必須長期保存捐精者的詳細資料，以便試管嬰兒19歲以後，可以享有和領養兒童同等的權利，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誰。
      普萊頓的母親1981年在溫哥華經人工受孕生下她，從小她就很想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誰。十余年來，她和母親多次到聯邦國會作證，要求當局修訂法律，但都沒有結果。于是普萊頓2008年把卑詩省政府告上法庭。由于我國已經有數千名試管嬰兒，安省、亞省、紐芬蘭省、育空地區也有同類的領養法例，因此普萊頓的訴訟案，具有全國意義。
      自1978年世界上第一個試管女嬰在英國誕生以來，加拿大一直實行匿名捐精製度。目前捐精者人數不多，大約只有40人左右。他們捐贈的精子，按照當局的規定，全部儲存在多倫多一處精子庫。根據2004年聯邦政府頒布的《協助生殖法》（Assisted Human Reproduction Act），捐精是無償的，如果收取費用即觸犯聯邦法例。當局對捐精者和提供的精子，規定了非常嚴格的挑選、檢查程式，力求保證捐出的精子質量優良，無任何疾病或基因缺陷。但這樁官司說明，人工受孕潛伏的社會倫理問題開始露出端倪，有一天可能像墮胎一樣，引起多方面的社會紛爭。
      第一，對試管嬰兒來說，匿名捐精製度的用意，就是儘量不讓他們的成長，受到家庭以外因素的干擾。如果他們發現生父與自己的主觀預期大相庭徑，人生可能受到重大打擊。屆時心理偏差、行為乖戾、法律訴訟等都有可能出現。
      第二，對捐精者來說，實行匿名制度是一種保護，可以儘量減少他們的心理和精神負擔。如果突然有十幾個甚至數十個試管嬰兒前來“認親”，捐精者恐怕也難以招架。專家已經指出，我國并沒有立法規定捐精者的權利和義務，屆時是否會出現人倫或物質利益上的糾紛，只有天知道。
      第三，對試管嬰兒成長家庭的的雙親，尤其“借種得子”的父親來說，一旦得知捐精者的情況，也會承受很大的心理和精神壓力。
      第四，對人工生殖行業來說，如果實行“實名制”，恐怕會讓本來就不多的捐精者卻步，合格精子的存量越來越少。萬千渴望孩子的不育夫婦、單身婦女、男女同性戀者，可能要叫苦連天了。
      第五，對從事人工受孕的醫生和專家來說，試管嬰兒如果和捐精的生父挂上鉤，醫生、專家隨時可能面臨前所未聞的醫學倫理難題，或無法預料的實際問題，甚至可能被告上公堂。
      總之，匿名捐精製度，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情感、倫理、是非、利益等種種難解的問題將撲面而來，後果真是很難預料。但人工受孕還要發展，不能因噎廢食。聯邦政府和各省區政府應當及時修訂舊法或制定新法，解決已經出現或將要出現的問題，使人工受孕更好地為社會大眾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