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23日，上海市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李家熾赴北京參加全國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人座談會。會議閉幕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馮文彬專門找到他，就宋慶齡的病情進行了談話，並代表中共中央告訴李家熾：“宋慶齡得的病是血癌，中央已派了由著名專家組成的醫療小組為她治病，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緩她的生命，但宋慶齡畢竟是年已88歲的高齡老人了，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意外。宋慶齡本人的意願是安葬在上海宋氏墓地，也就是她父母的身邊。宋慶齡葬禮是國葬，時間是排好的，不能改變：第一天宋慶齡逝世，第二天準備，第三、四、五天在北京舉行公祭，第六天舉行追悼大會，第七天就到上海安葬。所以中央要求上海方面要做好宋慶齡後事的一切準備工作。”
      第二天，李家熾即返回上海。返滬的當天上午，他立即將中辦通報的情況向上海市委領導進行了彙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主持召開了市委常委會及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指出：“這是一項重要的政治性任務，按照中央的安排，一定要精心準備，確保這項工作的順利完成。”
      宋慶齡病重期間，李家熾因工作需要，曾多次往來於北京與上海之間。
      5月24日晚上，每天都來看望宋慶齡的政治局委員廖承志又來看望她了，廖承志、高登榜（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和李家熾都在樓上，廖承志對李家熾說：“家熾，現在情況危急，你和陳國棟說，上海要拿出宋主席的安葬方案來。”高登榜與李家熾約定，晚上10點半到人民大會堂商量宋慶齡的後事安排方案。
      晚上，高登榜和李家熾準時來到人民大會堂，找了一個房間商量方案，他們就宋慶齡的後事安排進行了具體的討論，主要是以下幾個問題：
      葬禮的規模：這個範圍的確定頗費了些周折，由於之前都沒有國家領導人在地方上安葬的先例，開始考慮是300人參加，後來又考慮是500人，最後定為200人。
      葬禮出席人員的範圍：主要包括中共中央派來的領導人及上海各界的代表，上海方面包括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駐滬部隊三軍領導人、婦女代表、青年和中小學生等等。
      葬禮儀式舉行的程序：高登榜和李家熾把整個葬禮的程序都確定下來，並決定在葬禮結束的當晚由市人大宴請部分出席人員。
      午夜，他們就把擬定的方案報送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他立即做了“同意”的批示。第二天早上6點，高登榜打電話給李家熾，說：“家熾，方案已批准，中央辦公廳已經給你買了飛機票，8點半你回上海，照方案執行。”
      李家熾帶了這個方案的影印本馬上趕回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會進行了彙報。陳國棟主持會議，說：“這項工作是政治性工作，按照中央的決定只能做好，不能出一點紕漏。”並做了具體部署。
      當天下午，李家熾飛回北京，向廖承志、高登榜及治喪小組彙報了宋慶齡安葬的正式方案，廖承志表示可以。
      其間，中共中央還兩次派人來上海檢查宋慶齡後事的準備工作，一次是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楊拯民代表宋慶齡治喪小組來上海，還有一次是解放軍總政治部的秘書長，也是來檢查落實情況的。
      5月29日，宋慶齡逝世，她的葬禮完全按照預定的方案執行。6月4日上午9時55分，宋慶齡的國葬在上海隆重舉行，鄧穎超、烏蘭夫、廖承志、陳慕華等中央領導出席。
      葬禮結束後，上海市人大於當晚6點鐘在錦江飯店舉行了宴會，主要是招待宋慶齡的海外親屬。文：胡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