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營好的民營醫院也會和國際醫院合作,贏得更多利潤。圖為瀋陽一家民營眼科醫院與國際奧比斯組織旗下的醫院合作,為白內障患者做手術。新華社
年近50歲的戴明顧不上親朋好友的勸阻,2003年執意讓自己的人生拐一個彎。他放棄了某縣級市醫院副院長的職位,轉身籌建當地第一家民營醫院。如今,這所“得到政府和衛生部門支援”的民營醫院已經小有名氣,戴明卻說:“如果能夠重新選擇,我一定不會踏進民營醫院這一行。”
據《瞭望》雜誌報道,戴明的醫院是一所民營非營利性醫院,現有床位六十張,日門診量約兩百人次,與當地公立一級醫院規模相當。“民營醫院有發展比較好的,但大多數像我們醫院的狀態,不大不小、不好不壞。”戴明提到:“說起民營醫院,官員們都說歡迎大型優質的民營醫院進入,那我們這幾千家普普通通的民營醫院怎麼辦?誰來管?”
2010年5月13日,國務院公布《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這份別名“新36條”的文件寫道:“支持民間資本興辦各類醫院、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療養院、門診部、診所、衛生所(室)等醫療機構,參與公立醫院轉制改組。”
戴明說,他對“新36條”不敢抱有樂觀態度,自己的心頭還是有2005年出台的“非公經濟36條”給民間投資帶來的陰影:“各級官員對私營企業仿彿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歧視,衛生領域對公立、國有等字眼更是近乎迷信。”戴明的困惑是,在很多行業,儘管對民企的限制同樣無所不在,但至少民企還能跟國企公平競爭,但在衛生行業,“哪怕是國家既定的政策也不會順理成章地落實,都要民營醫院反復提要求、做工作,這是一條公平的起跑線嗎?”
陞職不成 承包醫院
在創辦民營醫院之前,戴明曾做過多年市級公立醫院的科室主任,“我有五六次陞職的機會,但都在最後關頭落敗”。一氣之下,戴明選擇出走,承包了當地一家工廠的職工醫院,“承包之前,廠裏給醫院職工發一半薪水都不能維持醫院運行,承包之後,我們不要廠裏一分錢就使醫院能夠正常運轉,廠裏對我的評價是,為該醫院的順利改制奠定了基礎。”
這四年“脫離”體制的工作,讓戴明對民營醫院的靈活機制產生興趣。當他被任命為當地一家二級醫院的副院長時,只在醫院上了一周班就辭職了,因為“非常空虛,完全沒有興奮的感覺”。戴明說,以這個年齡做副院長,意味將在這個位置上退休,“我陷入了人生價值與現實利益等問題的思考,結果是我想給自己一個機會”。
向同學、好友說出辦醫院的想法後,戴明遭到反對,“他們甚至召集起來開會勸我,說我的計劃太瘋狂”。那時,戴明更願意把興辦民營醫院看作是一種機遇,“我研究過國家的政策,認為醫療衛生領域同樣需要體制改革,需要打破公立醫院的壟斷以滿足老百姓的醫療保健需求,這就為民營醫院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後來,戴明給好友們看了一個資料:當地一百多萬人口,只有三家公立醫院,他向好友們指明,這種布局根本不合理,不能消化人們的就醫需要。基於事實如此,戴明判斷政府肯定會重視發揮民營醫院的力量。
難入國家評價體系
在這個理所當然的邏輯下,戴明借錢買地、申辦醫院,先後投入五六百萬元,終於辦了現在的這家民營醫院。戴明說,醫院開辦至今,他已切身體會到很多民營醫院都有和他類似的經歷——遭到有關部門的“冷落”。
比如民營醫院的等級評審,戴明說,按照有關規定,申報一級甲等醫院以上,需要具備的條件之一是要創建愛嬰醫院,“但一些地方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即不允許民營醫院開設產科,理由是產科的醫療風險比較大,擔心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這實際上斷送了民營醫院進入國家評價體系的可能”。
稅收壓力大 難入市場
台灣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長庚醫院)曾想進入大陸醫療市場,但他們為此付出的時間差不多為二十年。不止這一家,就在有良好口碑的大型醫療集團苦求入場券之時,相當數量的中小型民營醫院開始登上舞台,不過對他們來說,這個“劇本”非常糟糕:不但自己早已被排下配角的戲份,而且即使有心“搶戲”也困難重重——稅收壓力、醫保待遇、醫生招募等,個個都是緊箍咒。
據《瞭望》周刊報道,例如,在中國政府大力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項目時,沒有獲得相應的醫保定點資格,幾乎是一些民營醫院的“滅頂之災”——不僅剩下的市場份額大大降低,且面臨來自幾乎所有相關醫院的競爭。
有業內人士質疑:“只要是醫院,就必然承擔一定的救死扶傷的社會責任,擔負周邊居民醫療保健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講,民營醫院發展得好對政府來說是一種雙贏,倘若其發展不好則由投資者自己買單,換言之,政府只分享利益而不必顧及風險,此種情況下,我實在想不通有關主管部門為什麼還不把政策給足。”
面對大陸此起彼伏的看病難看病貴、以及沉屙難除的藥價虛高、紅包回扣等問題,人們不禁問:“為什麼推開醫療服務市場的大門如此艱難?”而在此種形勢下,一些民營醫院開始用虛假廣告、醫療騙子等不正常的手段獲得利益,這不僅敗壞了行業聲譽,也加重了民眾對民營醫院的疑慮。
相當一部分人逐漸形成思維定勢:凡是民營醫院,就是要營利的;凡是要營利的,就是打算昧良心賺錢的。
在“管辦不分”的改革遲遲未能有力推進的背景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教授連續撰寫文章,稱“醫療服務是開放最差的部門”——“明明有大量可動員的內外社會資源,偏要作繭自縛,畫地為牢”,他進而指出,“管辦合一是癥結所在”,因為“行政權力還是牢牢控制醫療服務的准入、尤其不歡迎社會各界辦醫來與?珖自己人?玼競爭”。
誠信度低 民眾頻頻質疑
民營醫院幾乎自初起之時就遭受民眾對其誠信度的質疑,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民營醫院的一大流派——福建莆田系的出現,被指為瞄準皮膚病、性病的市場縫隙,把無病說成有病、小病說成大病,在牟取驚人暴利後,使民眾對民營醫院形成坑蒙拐騙的印象。
其後,一些民營醫院被指繼續使用欺騙誘導、過度醫療、虛假廣告、假劣藥品等手段,導致民營醫院形象大跌,如同一個撒過謊的孩子,甚至是愛撒謊的孩子,民眾對其始終不能放心。
有知情者透露:“有的民營醫院門診量小、住院量大,時間長了才知道,原來是靠給鄉村醫生回扣,比如介紹一個闌尾炎患者,住院手術費三千元,給鄉村醫生的提成就能給到六百元,說穿了,還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中國醫院協會民營醫院管理分會秘書長趙淳認為,對民營醫院的誠信危機不能簡單指責民營醫院,還要看到它們的生存土壤。中國民營醫院只有二十多年的實質發展歷史,最近十多年才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它們數量多、分布廣,但層次不高。
目前中國大約五六千所民營醫院,幾乎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到處都有,但約90%均集中在醫療設備不完善的醫院。
現實情況是,至今還未有一個民營醫院准入的政策或法規。
在一些醫療機構已飽和的地方,區域衛生規劃屢屢被突破,“有時我覺得,批醫院比批飯店還容易,幾天不見就多了家民營醫院”,趙淳提出:“要不就不批,批了又不給飯吃,把民營醫院都逼到角上了。”
各類社會醫療保障項目的建立或多或少給民營醫院帶來一些壓力。圖為廣西大化縣村民在農村合作醫療社買藥。新華社
立醫院門口也有醫託出現。圖為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前樹立不要聽信醫託的標語。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