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二舅跨進家門，我才從遐想中完全清醒過來。
      二舅是回來養老的，他說要和我們一道生活，直至去天堂和母親、三舅、小舅會齊，去看外公外婆。
      這話是二舅3年前說的。2008年，三舅病逝，二舅從美國趕回來辦後事。臨回美國前，他告訴我們，要回來養老。但當時我們並沒太在意。
      1949年，母親、二舅、三舅和小舅在戰亂中分手。母親和三舅留了下來，二舅去了臺灣，小舅早一步已被調到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任職。二舅到臺灣後以教書為業，當過中學校長和東吳大學訓育長。因為表哥表姐赴美完成學業後都在美國創業，二舅退休後也就到美國和兒女們一起生活去了，他怎麼會來我家養老？ 
      二舅第一次來我家是1990年，來看望病重的母親。那時，退休後的三舅已經住在我家。三舅沒有孩子，在外地一所大學教書，他很早就說退休之後要葉落歸根。
      那次見面是二舅和母親、三舅離散後的第一次重聚。儘管生離死別41年，但母親的情緒並沒有像我擔心的那樣大起大落。我想，也許因為二舅回來前多有書信，加之母親有過和小舅見面的經歷，事前有了必要的心理準備吧。總之，度盡劫波之後的親人團聚給了母親極大的安慰。喜極而泣之後，他們相談甚歡。“塵事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幾天後，母親溘然長逝。 
      我們按照母親的遺囑，把她和小舅安葬在一起——在我家附近的一塊自留地裏，他們有一個小小的墓園。 
      小舅去世很突然：1982年1月4日，美國加州爆發泥石流，小舅不幸遇難。噩耗傳來，母親幾乎被擊倒。她無法相信1973年和小舅的唯一一次見面竟成永訣！ 
      小舅回國是幹部和公安突然登門通知母親的。他們說，國家規定小舅不能來我家，只能我們去賓館，但規定只能母親一人去，到時他們會來車接送。至于和小舅見面時該說什麼，國家也有規定……這樣的安排顯然不像親人團圓的喜事，但不期而至的喜訊使我們忽視了來人冷峻的面孔，也使我們忽視了背後隱藏的玄機。 
      小舅下榻市里的賓館。公安把母親送到時，看見三舅也在，才知道這是國家的統一安排。就這樣，母親、三舅和小舅分別24年後的第一次團聚是在賓館的房間而不是近在市郊的我們的家。並且，房門外守候隨同而去的公安。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小舅，也只好以將來還有機會來安慰自己。小舅萬里探親，進了國門卻進不了家門。在這國與家之間，一道無形的壁壘把我們隔開。“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這壁壘無影無形卻無法逾越。能感覺到的，只有它冷森森的寒氣。誰知，這次錯過竟成了我終身的遺憾。 
      小舅走後不久，公安又找上門來。他們要母親交代見面的情況，包括每一句話。我家成了公安的審訊室。對這種敵意我們已見慣不驚。母親出身書香門第，本已被劃成“階級敵人”，何況當時正處文革，“階級鬥爭”天天講，他們變得文明了反而不正常。 
      由于資訊閉塞，加之又在農村，很久以後我們才知道，三舅回校後他所在的大學同樣對他開了多次批判會。小舅也經歷了一場別樣的曆險：“他承認七三年那次到中國大陸提心吊膽，他的房間被突擊搜查，相片膠捲全被抄走，似乎等于遞解出境。”{1}
      不久，情況變得更加荒唐。省裏搞“階級鬥爭成果展覽”，居然把小舅探親訪問說成“美國特務”回來搜集情報，把小舅和母親、三舅見面編成材料，當作階級鬥爭的“重要成果”放在“萬歲館”（現在叫科技館）展覽，供全省參觀。尤為殘忍的是，竟把母親拉到展覽館去現場“受教育”。 
      那些暗淡絕望的恐怖日子，我不知道瘦弱的母親是怎樣挺過來的。看見她一次次被迫交代“問題”，一次次被迫去做義務工，我的心在滴血，就連身為貧農的父親也愛莫能助，唯有嘆息。 
      但母親是堅強的，對“美國特務”說辭漠然置之。無論被強迫交代問題，還是被強迫做義務工，她都處之泰然。出門前，總把頭髮梳理得整整齊齊，再換上洗過的衣服。面對批判和勞役，她是那樣的從容，不卑不亢中透出大家閨秀的教養與尊嚴——因為對自己弟弟，她實在是太瞭解了。 
      1943年，抗戰硝煙正濃。正在西南聯大外文系讀書的小舅毅然報名，投筆從戎走向戰場。他和系裏同學李俊清、盧飛白同時入伍，“外文系從軍三少年”成為校園美談。三人特地合影留念，並相約服務期滿後仍回文學園地{2}。
      入伍後，小舅被派到中、緬、印戰區，後奉調赴美，擔任在美訓練的中國軍官訓練團翻譯教官、中國空軍駐美首席翻譯官。抗戰勝利後，又被調到中國駐美大使館武官處任職。
      令人稱奇的是，“從軍三少年”後來果然都如約回到了文學園地，並在各自領域取得不凡的成就：盧飛白取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在多所美國大學從事教學、研究，成為艾略特（T.S.Eliot）研究專家。李俊清除在臺灣東吳大學、淡江大學任過教外，還當了蔣經國先生20年的英文秘書{3}。小舅取得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受聘到舊金山州立大學創辦中文系並先後擔任外國語文系和世界文學及比較文學系主任。今年時值抗戰勝利65周年，《南方周末》刊出了當年“從軍三少年”的合影，勾起聯大校友一段美好的回憶{4}。
      母親73年和小舅見面時，不知道小舅49年後的這些情況，不知道小舅在教學、研究的同時，一直致力于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向西方推介中國近現代文學，溝通中西文化交流。回國探親時，已經出版了《二十世紀的中國詩》（1963）、《周恩來傳》（1968）等著作。尤其是《周恩來傳》出版不久就被譯成中、日、德、法、意五種文字，暢銷一時。
      按說，這樣一位對祖國飽含深情的學者不應該受到那樣的敵視。但只因國家處在“文革”中，他又是“極少數在‘四人幫’當權的時代，窺見中國大陸真面目的海外知識份子……”{5}一個處于不正常狀態的國家，又有什麼荒唐事不會發生？ 
      在重重阻礙和監視之下，小舅拜訪了他西南聯大的老師沈從文和20多位師友。返美不久，整理、出版了《中國的文藝界》一書，使眾多海外人士瞭解了文革中的一批中國文化人。書中，和沈從文重逢的記述尤其感人，“可以說是‘文革’以來 ，首次有關沈從文的報道。”{6}本來，他也是能夠拜見老師吳宓的：一到北京他就給吳宓先生發了航空信，但因吳宓先生被剝奪了會客的自由，致使小舅回到四川也無法拜見恩師，成為永遠的遺憾{7}。
      小舅不幸遇難後，表哥們遵從他生前的願望，把他的骨灰送回故土安葬。 
      我常問自己，一個人生之于斯的故土怎麼會對他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即使故土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只占那麼小小的一段？譬如二舅和小舅，他們“少小離家”，一生中，生活與事業大半不在故土，家庭、子女也在國外，事業有成，生活優裕。反觀留在故土的親朋師友，卻大多備受磨難，在不斷的折騰中蒙冤受屈，有的甚至沉冤致死…… 
      可是，為什麼這個樣子的故土，在他們心中仍然是那麼不可割捨？甚而，必須作為他們自己人生的歸宿？ 
      這種困惑，直到我讀了小舅的詩，才有所領悟： 
      “童年的記憶，少年的憧憬， 
      秋晴天際的游絲，飄忽不定！ 
      春花的微艷，夏夢的殘痕， 
      清夜琴音的余韻，永不消隱！”{8}
      詩中，記憶、憧憬、春花、夏夢，無一不飽含濃濃的鄉情，無一不是故土“清夜琴音的余，永不消隱！”這樣的故土親情，離鄉的游子，他們怎麼捨棄得了？對他們來說，縱使兒時戲水的河流已然消失，紅蜻蜓綠青蛙幾成記憶；縱使萬頃良田已被“開發”，柴門舊居被“動遷”?珥?珥
      縱使，縱使故土，已經，不是那個故土——但他們，離鄉的游子，二舅三舅小舅，仍然還是要回來的。縱使，我們已經接到，遷墳的通知，那個小小的墓園，連同舊居，將走往，未知的，前程——但他們，離鄉的游子，仍然，還是要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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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白先勇：天天天藍（3月25日的《午後陽臺》）。 
      {2}吳學昭：《吳宓和他的西南聯大弟子們》2010年7月14日南方周末。 
      {3}{4}{5}同{2}。 
      {5}{6}同{1}。
      {8}《永不消隱的余》（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出版），小舅遇難後，他的學生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好友張錯編輯的悼念文集。他的師友柳無忌、沈從文、戈寶權、袁可嘉、蕭軍、余光中、白先勇、陳若曦等撰寫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