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鬥》的編劇石康曾在博客中抱怨編劇酬勞太低。

日前，“銳計劃——青年編劇聯盟”啟動儀式在北京舉行，名編劇王宛平、顧小白、蘇小衛等一同出席，關注中國編劇的生存狀態，但在目前，中國的電視編劇們現卻陷入困境，至今未能獲得他們應有的地位——拿錢不多，沒話語權，還常常受欺。

      困境之一
      通常，製作一部電視劇本，編劇和投資方一般要經歷：談構思→列分集大綱→訂合同→獲取定金→寫劇本→後期修改→再拿部分定金→跟組拍攝→獲得全部報酬這一過程。《成都晚報》報道，美國編劇工會規定編劇每寫一部劇本的最低酬勞是35079美元。當然，名編劇拿的要比這高得多——無論他們寫出的劇本有沒有人拍。相比之前，中國國內一線編劇目前最高能拿到15萬元一集，有的甚至更高。而眾多的編劇槍手，稿酬是一集三、四千元左右。
      海外影視劇的劇本一般佔總投資比例的10%至20%，但在國內，編劇收入能達到總投資5%的都不多，因為製作費大部分都讓演員“侵蝕”了。《奮鬥》的編劇石康曾在博客中抱怨編劇酬勞太低，而導演趙寶剛透露，石康擔任《奮鬥》編劇時收入有七八十萬元。編劇相對於演員而言，收入算低的。《鄉村愛情》的編劇張繼說：“編劇的稿酬跟名演員一比，太微不足道了。”王宛平表示，一線編劇拿的稿酬還不如一個二線導演，有的甚至不如三線演員。“這就是國內編劇的現狀。如果你的錢花在編劇身上多了，導演和演員怎麼辦？只能在編劇身上省錢了。當編劇其實很被動，遇到沒有市場判斷力的投資方，你不僅備受折磨，最後說不定一分錢還拿不到。現在拍戲除了劇本，投資方更看重的是演員和導演，尤其是電視劇，我覺得現在的電視劇還是演員為王。”

      困境之二
      收入低可以忍，沒收入也只能忍。因為不公平的霸王條款一開始就讓編劇處於被動。最常見的兩條：一，劇本品質要達到投資方要求的標準為止；二，劇碼不開拍不給編劇後面的酬金。哪怕是一線編劇，也得遵守這些霸王條款。一線編劇王宛平最近就曾遭遇了一件尷尬事——“一個年代戲，讓我寫13集，屬於幫忙性質，寫了8集，投資方通過了，於是我接寫剩下5集，這5集寫完後我卻找不到人了，也不知道劇本到底行還是不行，而老闆手機總是關機。劇要發行了，才主動聯繫我，要我提供照片以便做宣傳畫冊。我提起這事，製片人說：?珖你的劇本導演那沒通過，我們找人改了。?玼這稿酬的事兒當然也沒戲了，因為合同寫得很清楚：不合格不滿意就不給稿酬。”
      電視版《蘇菲日記》的編劇、王宛平的女兒丁丁，日前也遇到類似的事情：“投資方讓我寫一個愛情喜劇，寫完兩稿，投資方打包票說沒問題，但電視台不滿意，要求改，可若照他們說的改，真的很狗血。丁丁說，如果劇本再通不過，或者投資方換人，自己就只能爭取初稿的稿費了。”好萊塢的編劇罷工給國內編劇最好的啟示就是建立編劇團體，或者說是行業工會。王宛平很期待中國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編劇協會”，“一個月前，我聽王海鴒說最近發起了一個民間組織?珖編劇協會?玼，如果真能成的話，這對國內編劇是件好事。”在國外，編劇都佔有重席，一些名編劇甚至可以自由地對演員、導演進行篩選。而在中國，在任何場合，編劇的地位和作用幾乎被全部抹殺。

      困境之三
      幾年前一部歷史劇，導演拿編劇于正的劇本找到投資，後來在片頭的編劇署名卻變成了導演本人，同樣，王宛平根據石鐘山原著改編的《幸福像花兒一樣》因火爆螢屏，引來了原著與改編者誰是功臣的大討論。而那些槍手級待遇的編劇，儘管他們的加入豐富了大綱的內容，填補了劇本的空洞，但大部分編劇不會在劇本上給槍手署名——如果都署名，那還請槍手幹什麼？
      相對於收入少的尷尬，最讓編劇們無奈的是導演或製片方對劇本的“傷筋動骨”。不論是初出茅廬還是名家大腕，編劇們把劇本交給製片後就失去了對作品的控制權。
      海岩說，編劇的劇本經常被人肆意修改，編劇連技術工人都不如。編劇王海瓴表示，投資方和導演對劇本總是進行“二度創作”，如果劇作成功，投資方和導演會說這是他們“二度創作”的結果；如果失敗，則一切責任都是因為“劇本太爛”，而編劇則無處喊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