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以為，從小說到電影的過程，是相當艱難的創作過程，編劇在原作上的再創作，比小說家寫作一部新的小說要更艱難，原因是，一方面，編劇首先要忠實于原著，那些憑一幅畫一句話就能完事的神話，無非是哄哄文學青年而已。
      事實上，要將一部小說、一篇散文改編成劇本，這之間有個重整主題的過程。另方面，編劇要在原作的基礎上，拓展新的敘事空間，令主題建立在更加堅實的基礎上。
 從《人性的證明》到《人證》，我以為最成功的是選取了西條八十為怀念逝去母親所寫的一首詩為主線索，所有人物的關系都被一本舊的詩集串連起來：強尼的父親去世時，陪伴他身邊的是一頂草帽和一本殘舊的《西條八十詩集》。
      強尼帶這頂草帽和這本詩集到日本去找媽媽，他面對母親讀出西條八十的詩歌，但已成為日本社會名流的恭子為了維護她新的家庭和她所擁有的名譽和地位，拒絕与強尼相認并殺害了他，備受良心譴責的恭子最后跳崖自盡。
      影片結束的時候，那頂草帽，那泣淚泣血的詩句在飄蕩，這組鏡頭有如點睛之作，一气呵成，凸顯“人性”的主題。
 李安的《色?狺戒》是根据張愛玲的同名小說《色?狺戒》改編的，原著只有區區一万多字，張愛玲修改了近30年，這种高度濃縮的作品，要改編成長達158分鐘的電影，對編劇是個很見功夫的考驗。
      一般來說，原著太長，或者原著太短都不好改編。《色?狺戒》改編的成功在于忠實原著，在結构上，影片開場以打麻將帶出不同的人物，然后插入倒敘，講述王佳靈四年前在香港用美人計刺殺易先生，之后再跳接三年後香港淪陷，重啟刺殺易的計划，直至計划失敗，王佳芝被槍斃，易回到家里，麻將桌依舊，角色不同，首尾相互呼應，這條主線与原著基本吻合。
      在拓展空間上，張愛玲的《色?狺戒》字字珠璣，多是從女性的角度去看特定歷史環境下扭曲的情感。改編后，李安加入了男性的視覺，像三場性愛場景，以及王佳芝在包廂里獻唱《天涯歌女》，易被王佳芝的柔情所擊中，兩人都動了真情，最終導致王佳芝在珠寶店放易逃走，這個在原著上外展的情節，既不傷害原著，又在原有的基礎上走出小女子的視覺，探討在暴力、死亡和人性扭曲的空間里，作為魔鬼化身的易，以及作為正義代表的王佳芝，他們在彼此愛的呵護下，令深壓在內心的本性得以复蘇。
      如果我們將從《余震》到《唐山大地震》的改編与《人性》和《色?狺戒》相比較，就不難看出，《唐山大地震》改編的失敗在于編導者只在乎情感宣泄的一面，忽略了內心之“痛”或者人生之“痛”是原作者堅守的主題。
      《唐山大地震》上演后，媒体報道馮小剛自始至終滿足于觀眾的淚水，這點恰好說明馮小剛不懂原著，不懂人生之痛其實並沒有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