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左右，中國捲入了一場慘痛的內戰，交戰一方是國民黨，另一方是共產黨。找回並收齊南京和北平的皇家藏品，是故宮人從1945年到1947年的中心工作，此時因為內戰也不得不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交戰雙方對這些珍寶的爭奪，每一邊都認為自己才是珍寶的合法所有人。

      1948年秋天，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政府的行政機構）向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下了一道緊急命令，要求他為北平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精品編制一份名單並配以詳細說明，同時準備安排這些文物用飛機分批運往南京。此時的國民黨政府正在制定預備方案，打算從中國東海岸撤退到臺灣島。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希望國寶都能聚集在南京，這樣一旦需要，他們就可以把這些珍寶安全地帶到臺灣去。
      但馬衡看上去卻並不急裝運文物。行政院致電催促馬衡快些發貨時，馬衡就以各種借口搪塞，說還沒有準備好，或者天氣不好不能裝運，通過機場存放和運出這些珍寶無論如何都不太安全，等等。

      文物運台灣 博物院長馬衡不合作

      這些明顯的拖延策略，再加上馬衡對一位同事不經允許就去了臺灣的不贊成，都表明馬衡很可能是在有意違逆南京政府運送珍寶的命令。馬衡的一個職員後來問他：“馬先生，您的目的就是不把那些珍寶用飛機運走吧？”馬衡點燃一支煙，笑回答道：“那不也是你的想法嗎？”
      甚至在老朋友和同事莊嚴的催促下，馬衡都沒有改變自己要留在北平的決心。莊嚴後來和國民黨一起去了臺灣，在那裏他繼續為國民黨帶到臺灣去的那部分國寶工作。
      ◎文物運台
      沒能取得馬衡的合作，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棄下紫禁城大量的皇家珍寶逃往臺灣。他們撤退到臺灣的時候只帶走了南京所有藏品中的大約五分之一，包括1935年到1936年間在倫敦展出的80箱精品。
      當時，所有的運輸都由國民黨軍方控制。蔣介石很贊同文物運台的決定，專門撥出一筆800萬元的款子用于這項計劃。那志良細緻地記錄了這場大規模遷移的細節。本來計劃共運送五次，不過實際只運了三次。總共有約4000箱珍貴文物運到了臺灣。莊嚴被指派護送第一次文物運輸，這次運送包括了所有參加倫敦藝展的精品。
      把珍寶箱件從存儲地送到碼頭時相當混亂，莊嚴曾描述過這一情形：當時他和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還不知道船上給他們空出的地方有多大；碼頭工人可能是受了共產黨的指使，他們有意拖延怠工，兩個人能抬的箱子他們要三個人一起搬，後來甚至四個人一起搬，直到搬運工作幾乎無法繼續。
      1948年12月22日，莊嚴隨同第一批文物乘坐“中鼎”輪從上海前往臺灣北部的基隆港。他後來回憶了那次可怕的五日之旅，海面上波濤洶涌，裝滿奇珍的箱子在船艙內左右搖晃。
      那志良參加了第二批文物運輸。這次運送的文物包括來自中央博物館和中央圖書館的珍貴圖書。中日戰爭以後，杭立武向日本索回了很多珍貴的圖書和藝術品，運往臺灣的精品文物之中就有這部分圖書和藝術品。那志良先生在1949年1月9日離開上海，搭乘的是商業性的招商局“海滬”輪。
      運送第三批文物的“昆侖”號于1949年1月29日離開港口，直到2月22日才到達基隆港，漫長的旅程讓盼望貨輪到達的工作人員等得心焦。莊嚴說，這次運輸包括了大部分1933年從北平運到南部的書籍，但“昆侖”號起航時還是在碼頭上留下了60個箱子。在最後的混亂中，這些剩余的珍貴書籍優先分給了那些無法隨船離開的國民黨軍官的家屬，他們滿懷恐懼，擔心會遭到共產黨的懲罰。
      第四次運輸還沒有手的時候，蔣介石就辭去了總統的職位，繼任的李宗仁下令停止所有的文物運送。文物運台的行動中並沒有美國船隻加入，美國曾一度錯認為應該動用美國船隻協助文物運台的活動。
      確切地說，有3824箱文物被運到了臺灣，包括了大部分精品文物。其中絕大多數是舉世無雙的大幅挂軸畫作，它們都出自唐宋時期的名家之手。而北平的故宮博物院則保留了一部分最重要的書法作品及小型手卷繪畫作品。北平和臺灣兩處收藏存在這些差异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溥儀和溥杰離開紫禁城時夾帶了部分皇家藏品，他們挑選的自然是最容易攜帶的物件——尤其是那些手卷和冊頁，由此便將大幅的挂軸畫卷留下了，被國民黨帶到臺灣去，最終成為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館藏。

      3824箱文物運至台灣

      國民黨在即將逃往臺灣的最後關頭還奇跡般地獲得了一些珍品。比如，1948年12月，杭立武和其他幾個人正準備從成都乘坐最後一班飛機趕往臺灣，藝術大師張大千提出了一個緊急請求。據杭立武的記載：
      “他（張大千）匆忙中檢出七十余幀，請搭此機空運臺灣，以保存國家文化。但那時飛機載重已達飽和，駕駛人員不答應再增加重量，在此情形下，我為保存重要文物，決定拋棄了我的行李三件，以換載張大千的國畫。惟當時我提一條件，這批國畫運到臺灣後，請他贈予政府，張氏立表同意，當時就寫了一張名片，作為贈送的證明。”
實際上，這些畫最後是給了臺灣的歷史博物館。
      三次運輸的文物在臺灣聚集成了一個新的收藏。最終它將發展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藝術博物館之一，擁有舉世罕見的、最豐富的青銅器、書法、手卷畫作、珍貴典籍等藏品。國民黨當局自認為是全中國的代表和中國皇家文化傳統的繼承人，他們正在不遺余力地試圖維持這一身份。
      ◎臺灣故宮博物院
      在臺灣盤踞多年後，國民黨當局才開始考慮找一個能和紫禁城的宮殿相媲美的地方來長期安置運到臺灣的藏品。起初，存放宮廷珍寶的位址選在靠近台中的臺灣中部高地地區，就在台中糖廠的兩間庫房裏。到1949年4月，又新建了三個倉庫。與此同時，工作人員又立即對文物進行了一次徹底的點查，並編制了一份“故宮運台文物清單”。打開箱子晾曬文物的做法很快也重新恢復了，這是文物當年存在中國西部的十年間養成的習慣，那時藏在山洞和廟裏的文物每隔6個月就要打開晾曬一次。
      1953年，工作人員在存儲藏品的倉庫附近挖出了一些山洞用來展出藏品。顯而易見，這些文物急需一個條件好些的地方長期保存，因為山洞對這些文物來說太過潮濕了。1954年2月，亨利·盧斯到臺灣訪問並參觀了這些皇家藏品。亨利·盧斯是美國《時代》和《生活》雜志的出版商，非常有錢，他同時也是蔣介石和國民黨集團的熱情支持者。在他的影響下，當時的美國新一屆政府（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建立了一個亞洲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提供資金在台中郊區北溝建了一個小型博物館。
      1957年，新建的小博物館正式開放。
      1955年11月，這個新建的小博物館和中央博物館、中央圖書館合並成一個統一的行政單位，就是現在人們熟知的臺灣故宮博物院。
      在那以後不久，教育部決定刊印一份出版物，向公眾介紹這部分皇家收藏中的精品繪畫、瓷器、織錦和刺繡。一個主要由臺灣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組成的委員會成立了，他們親自到北溝去為這份出版物挑選藝術品。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有：王世杰、羅家倫、蔣轂孫和葉公超。學識淵博的故宮工作者如莊嚴、那志良都擔任了這次活動的顧問。
      這個委員會編輯成的清單就是後來大家熟知的“正目”，根據這個正目1956年出版了三卷本的畫冊，即《故宮書畫錄》。這個出版物中對于書畫的描述經常是直接取之于18世紀的乾隆編目。儘管乾隆編目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但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藝術史學家們——部分是臺灣故宮博物院的職員，還有些是外國專家——已經對乾隆編目中許多藏品的年代和作者進行過修正，而1956年的刊物並沒有把這些新成果反映出來。
      臺灣故宮博物院甚至在使用展覽標簽的時候也沿用了乾隆的判斷。這種固守傳統的做法幾年以後在宮廷藏品參加國外的展覽時遭到了強烈質疑。直到那個時候，臺灣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與一些中西方學者之間的意見分歧才爆發了出來。
      為臺灣擁有的珍寶（正目中沒有列出的那部分）編制的第二份目錄被人們稱為“簡目”。1972年，那志良解釋說，簡目所列出的文物既不是膺品也不是劣質品，它們僅僅是第一次出版時沒有被委員會挑出來的部分藏品。

      獲美援 台北建故宮博物院

      1960年，美國國際開發署向博物院提供了一筆88.8萬美元（合台幣3200萬元）的贈款。這筆款子和臺灣當局為建院撥發的3000萬元台幣數額相當。1960年秋，“行政院”開始為修建這個永久性的博物院制定計劃。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博物院于1965年正式命名。
      臺北故宮博物院位于臺北市北郊，它的建成使普通的老百姓自1932年以來第一次可以看到更多的皇家藏品了，當然這些藏品只限于遷台文物。
      （本文來源：新浪讀書摘自《鮮為人知的歷史：中國皇家收藏傳奇》；作者：[美]珍妮特·埃利奧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