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散文寫得不多，也沒有小說出名，但他有一本小冊子是我的心愛之物，經常被我在臨出門前拿下來塞進包里。看了好几年，就這麼有空翻一下，依然喜歡，看不膩。它的名字叫《音樂影響了我的寫作》。這本書收的是90年代后期的一些作品，也帶那樣的年代才有的安靜虔誠的寫作態度。余華的小說結實而有力，意到就走，不做過多羅嗦，散文則有些不同，敘述往往是華麗堂皇的，很多時候看他如何在長句子中用那些形容詞是一种享受，好一番思量，不容你不正視。更別說還提到音樂。
       除了這本之外，還有一本也是看了好几年，隔一段時間拿出來重溫，是汪曾祺的《文与畫》。淡到极點的文風，嘮家常似的，爐火純青，讓人感嘆真要成仙了。因為第一次閱讀是在去紐約的火車上，于是變成了習慣似的，一要坐火車，我就帶上它。好在書薄，紙質也輕，放在包里不壓肩膀。書一打開就好像有气場一樣，我可以躲在里面，連暈車都顧不上了。那書被我翻得局部區域做淡咖啡色。有時還能從里面掉出某年某日的車票，上面有檢票員打的孔，猛然看到好一陣恍惚。
       床頭還有一本梁文道的《我執》，去年在廣州机場買的，同時買的還有一本他的《常識》，后一本隨便翻翻就放下了，倒是隱晦的《我執》看了很久。梁文道在這本書里好像自己跟自己談了一場戀愛，柔腸百轉又有點故意不讓人明白，諸般糾結說不出來，于是到處亂扯，扯到各式的書，各式的畫，各式的寓言故事，最后總讓人看到背后那個有點憂傷有點沉靜的男人，但我還是愛看，放下，又拿起來。
       有次有個記者問余華，您是不是覺得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只表現他個人的痛苦，永遠跳不出來似的，不像某某某似的那麼表現大時代？
       余華說，一個人和他所處的民族，時代背景都是聯系在一起的，只要完整的表達好一個人的真實內心，就什麼都有了。
       我想有些散文總讓我愛不釋手的原因也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