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深圳富士康員工下班。加通社

      深圳富士康員工連環跳引發衝擊波，使鴻海掌舵人郭台銘疲於奔命，來回台灣與深圳之間，希望盡早平息風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郭董要解鈴，恐怕不能兩時三刻即竟其功。此刻，工人的心理狀態亟需正確診斷。
      要管理數以十萬計員工，富士康一向以來絕對不是沒制度可遵從，問題是新一代“打工仔”，不是二十年前的那麼易跟現制度“合模”，或樂意吃苦加班。目前那些80後、90後的工人，更加重視個體自由，追求更多個人空間。
      網上資訊顯示，新一輩的富士康工人寧願做“月光族”，期望有更多花錢的自由。
      所謂“月光族”，指工人每月薪水自己花得光光，不把多余工錢匯回鄉間幫補家用。他們的生活哲學是：我不用農村家人接濟已算上上大吉，就勿說拿錢寄回家。

      稍遇打擊即心理潰敗
      新一代抗逆能力不足者多，不曉或不能面對逆境，一旦“臉皮薄”，遇挫折就難以熬下去。
      不要說十來歲打工仔，就看看加拿大新生代，在富裕環境成長，如果不及早讓他們體驗勞動生活，沒經過刻苦日子考驗的話，到頭來極可能稍遇外來打擊即心理潰敗。
      富士康的問題，不能只怪責年輕員工抗逆力不足；管理層與新時代農民工的思想和感情脫節，從沒在工作間製造年輕人投入的氛圍，只重四五十歲“老餅”的父權管控觀念，也許是人際關係緊張、員工上下自困於“火星撞地球”心理狀態的死結所在。
      富士康雖然不是傳統意義的血汗工廠，但以中國經濟騰飛速度，再沿襲十年前“世界工廠”的廉價勞工概念，或不能再製造更多經濟奇跡，反易導致工人心理不平衡。
      香港人經常說，賣花的人沒花戴，起樓的工人沒屋住。富士康員工有份製造每個499美元的平板電腦iPad，但工廠卻只賺10美元左右。而他們要買iPad的話，卻至少需2.5個月的工資。

      富士康怎麼了？
      近日，富士康突然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皆因它的員工近半年來接二連三墜樓身亡，引起了方方面面的憂思和關注：富士康，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元件代工廠究竟怎麼了？
      有人說這肯定是個“血汗工廠”，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人無法忍受而選擇跳樓，他們中最大的只有二十八歲，那可都是有著大好青春的鮮活生命。
      然而，媒體披露出來的富士康廠區建設、員工生活安排及勞資合同的履行等卻似乎不支持上述假設。而且誠如有人指出的，這些自戕者都沒有留下充滿“血淚控訴”的遺書。所以富士康的大老闆郭台銘才敢大開廠門任由各級調查組和媒體入廠一探究竟。所以他才敢公開說“記者臥底一個月，若是‘血汗工廠’早講了”。
      也有人說這是那些跳樓者看到自己掙得太少感到絕望而自殺。這是我近日才在網上看到一位網友間接引述某大陸“民意領袖”的觀點。如果這個引述是準確的，那麼這位“領袖”倒是難得地和目前已發表的深圳地方政府的一些見解頗為近似：80後、90後沒經過磨練，太脆弱云云。這種觀點頗有逐漸成為主流之勢，這從連那位一向標榜“反主流”的“領袖”都這麼說就可見一斑。這也有富士康近日決定給員工漲工資為證——雖然他們聲稱這與跳樓事件無關，不過我是不大相信的。
      關于富士康這些跳樓事件的坊間說法還有很多，不過目前都還是各自根據自己掌握的資訊和以往的經驗所進行的的分析猜測，尚沒有一個可信的權威結論。但是輕率地把責任都推在輕生者的缺乏曆練，顯然沒有看到問題的根源，有為資方卸責之嫌。
      我的看法是富士康就是一個“血汗工廠”，不過不是那種傳統意義上的“水深火熱”，而是一種籠罩在現代文明和科學管理面紗下的冷酷無情。在富士康，除了維持生產力再生產的生活保障，作為有血有肉的“人”，工人們被整體地忽視了：他們被看作是生產線的延伸，超時勞動，晝夜顛倒，除了工作，還是工作。不要以為這沒有什麼：除了那些含著金湯匙出生的人，誰不要工作？須知這種把人變成機器的附庸、享受不到生活，也看不到未來的工作是會把人逼瘋的。我們都知道當十八、九世紀大工業生產方興未艾時，歐洲的產業工人就曾經以破壞機器來發泄他們對成為機器奴隸的怨恨。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就是對那個時代的辛辣諷刺。
      人是有生理極限的。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是超人。而富士康這種現代化工廠的所謂科學管理，就是要榨出工人最後一絲的潛能以獲得最高利潤。馬克思曾說資本主義撕下了溫情脈脈的面紗，赤裸裸地暴露出追逐利潤的真面目，富士康大概就是這個論斷的現代版。
      有部香港的系列劇我很喜歡看，叫《同事三分親》。這部系列劇展現出公司同事間、上級與下屬間那種嚴肅的工作態度和溫馨的人文關懷，看後令人向往，令人欣慰和心情舒暢。我相信在這樣環境中工作的人決不會想要自殺。反觀富士康，官方的調查報道多著眼于它的現代化然而冷冰冰的建築、標準的生活設施、規範的管理制度，但對工作在晝夜旋轉的流水線上的員工們的真實感受，以及員工與管理人員之間的互動情況就諱莫如深，而這可能正是導致富士康十二連跳的罩門——被漠視的無助甚至欺凌導致精神抑鬱而自殺。

      從富士康看“世界工廠”尷尬處境
      富士康事件延燒至今，不僅驚動北京當局高層，激起民間烈關注，而且引起國際媒體注意。從微觀的角度看，富士康工廠的“硬體”——廠房、設備、宿舍、食堂、體育及娛樂休閑設施、廠區環境等，在中國乃至世界都應當說是一流的，絕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血汗工廠”。
      但該廠的“軟體”——即生產管理方式，卻令人不敢恭維。富士康作為中國這個“世界工廠”裏有代表性的大企業，員工人數多達80萬人，其中僅深圳廠區，就有42萬人之多。管理這樣一個超級大企業，當然需要講求效率。但以郭台銘為首的富士康管理層，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片面地把層壓式軍事化管理發揮到極致。員工長期超時工作，加班加點，最後身心俱疲，不堪重負。
      自從美國“汽車大王”福特，上世紀初開創高效的現代流水線生產方式以來，提高效率和維護人的勞動尊嚴，一直是生產管理中魚與熊掌式的問題。流水線的高效率生產，無疑是以約束人的自由天性為代價的。西方國家經歷了19世紀的“血汗工廠”階段，最後通過組織工會保障勞工權益，立法限制資方不擇手段追求利潤，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中國在改革開放早期，即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由于官方放任外資胡作非為，深圳等沿海經濟特區，曾經補上了“血汗工廠”的歷史一課。時至今日，中國在保障勞工權益方面仍然嚴重滯後，和“世界工廠”的地位不相稱。北京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富士康事件曝光後，除了發出套話連篇的《關于進一步做好職工隊伍和社會穩定工作的意見》，甚至不敢站出來，代表富士康工人和資方交涉。
      從宏觀角度看，富士康事件折射出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實際上飽受西方發達國家盤剝的尷尬處境。富士康作為世界頂級的電子產品製造商，表面很風光。2008年的出口總額達556億美元，占中國大陸出口總額近4%，連續7年雄踞大陸出口200強榜首。西方電子資訊業巨擘，如蘋果、戴爾、索尼、諾基亞、惠普等的電視、手機、數碼相機等產品，都交由富士康組裝生產。
      但在西方大客戶面前，富士康卻只是飽受榨取的代工企業。如蘋果的iPad平板電腦，每台最低售價達499美元，但全部零部件成本只需219美元。蘋果從中獲利多達280美元，可是支付給富士康的組裝費，只有微不足道的11.2美元。蘋果憑著原創設計牟取了暴利，富士康等只獲得蠅頭小利。
      正由于產品利潤極低，所以富士康等代工企業，必須拼命提高生產第一線的工作效率，才能壓低成本，從中獲利。因此追根溯源，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其創新技術，拼命壓榨中國這個世界工廠，才是富士康事件發生的宏觀背景。
      要想改變中國世界工廠作為西方國家低端“打工仔”的命運，根本出路是加強自主科技創新，確立自己的品牌，打破西方在產業生產鏈中的利潤壟斷地位。與此同時，北京當局有責任確立最低工資保障，堅持8小時工作制，嚴格限制加班加點，維護中國工人體面的工作條件。中國產業工人的總體質素，在世界上堪稱優秀，理應享有更加公平的利益分配，更具尊嚴的勞動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