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深圳富士康廠房外面，一個富士康員工向應徵者講話。

      這幾個星期來，各地華人跳樓新聞頻傳。深圳富士康在董事長巡視過後，26日更傳出“十二連跳”的驚人消息，該廠再有一個男性員工墮樓殞命。
      富士康近半年先後12人墮樓，造成10死2重傷，大都是十來廿歲的“資淺”工人。有報道說，深圳市總工會稱未發現富士康有強迫加班、嚴重超時加班等違反勞動法規做法，但也認定，管理機制的“半軍事化”、管理層級的“壁壘化”和“把人當作機器”的剛性管理手段，對員工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客觀上也是導致有員工因個人問題選擇自殺的一大誘因。
      富士康所屬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打破緘默，說有信心短期內穩住狀況。他強調富士康絕非要錢不要命的“血汗工廠”。近日有報道稱富士康增聘逾千心理輔導員進駐大陸工廠，致力提高心理諮詢服務質量。廠方並已制訂一整套文化體育活動計劃，豐富員工業余文化生活，舒緩員工緊張情緒。
      郭台銘又說，大陸的富士康員工共80幾萬，全球的鴻海集團則超過90萬人，員工的確很難管理。
      他還透露，有大陸的記者曾經到富士康臥底28天，他力辯道：“如果有問題，老早就報道出來。”

      絕望者遇不上社會支援力量
      香港近日有一個中四學生，在校內五百師生眼皮底下，從教室天台縱下死亡。較早時，一對十五六歲學生小情侶，在上水天平相擁跳樓殉情，震動社會。似乎反映今天一批80後、90後的超脆弱心靈，到了生無可戀地步，但卻找不社會支援力量以傾訴，以致出此“一跳了之”下策？
      有大陸網友就認為，富士康墜樓事件的死傷者都是80後、90後，多從事最基礎、薪水最低的工作，雖然浮現社會閱歷淺、抗壓能力差、心理脆弱等問題，但無人溝通、壓力過大、需要伴侶、對未來恐慌及每天從事高強度工作，也是衝垮精神底線的主因。
      一些傳媒也在這風眼兒中，備受責難。有網友說，從心理學角度分析，媒體過度渲染自殺事件，對有自殺傾向者是個危險暗示。“過分描述跳樓細節，對特定的人會產生誘導作用”。所以，西方傳媒一般不報道自殺新聞，遑論寫出箇中細節，更不要說以電腦繪圖在頭版標示跳樓路線。
      無獨有偶，網上傳出，印度有一家高等院校稱不接受“China One”（中國獨生子女）申請人入讀，指中國一孩政策下的新生代自理能力差；且有大陸家長要求印度校方特准為這些孩子聘請保姆入校園，照顧大學生起居；大學方面回應說不能破格批准請保姆，於是索性拒收“China One”。

      富士康應對各方開放調查

      進入2010年以來，富士康發生起員工“十二連跳”自殺事件，各方高度關注。富士康手忙腳亂，公司總裁郭台銘甚至專門派人從五台山請三名高僧做法事祈福。將此歸咎於風水當然是無稽之談，但如果上來就質疑“血汗工廠”，似乎也顯簡單粗暴。因為這裏面有個自殺率的問題。中國人自殺率十萬分之23，青年自殺率十萬分之15，大學生自殺率十萬分之2到十萬分之4，把全國中石油員工自殺事件整合一下，未必比富士康少。但最近接連發生的兩起自殺案，雖未對其自殺率有大的改變，其間隔之短、地點之近，卻說明這一切可能並非偶然。其中或許確有某些特別因素在發生影響——管理太嚴？剝削太甚？青年工人壓抑太重？還是當代年輕人心理素質太差？是富士康的問題，還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這時候人們才發現，外界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工廠幾乎毫無瞭解，大多數判斷都出自簡單推理甚至臆想。大家缺乏判斷富士康的自殺事件性質的一些基本資料，比如深圳同類工廠的自殺資料、中國打工群體的自殺率等，甚至連中國人整體自殺率都沒一個確切的權威說法。
      事實上，類似的員工連續自殺案富士康並非世界孤例。在2008年到2009年的一年半時間裏，法國電信也曾發生過24起員工自殺案。如果將兩者橫向比較，更加深了自殺事件的複雜性——顯然，法國電信不可能是血汗工廠。
      妄下定論對作為企業的富士康當然不公平，但不管富士康有罪與否，都不應該成為一個謎團——60萬人的切身利益當然遠遠大於企業利益。富士康理應對社會各方，包括媒體和民間組織開放調查，而不是自我解釋。
      如果問題是員工個人悲劇的結果，富士康則得以洗白；如果問題在企業，那它必須為此擔責；如果問題是整個社會問題的一部分，這樣的調查更是功莫大焉。

      從兩種志願運動看不同價值觀
      前不久過五四青年節，很多政府機關的團委組織青年志願者前往各處服務。有個地方的老人院一天之內被來回服務了四次。搞得老人都折騰得有點受不了。這讓我想起我曾經參與的類似的志願活動，那時服務對象很給志願者面子，場面才能撐得下去。這不由讓人對由民眾動員型的志願者運動產生擔憂。志願服務對於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但有組織的志願服務運動卻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先是民政系統，後是共青團發動起來的。共青團也下了很大的力氣來推動志願者運動，但是由於大多將這種志願者參與理解為過去的“學雷鋒、做好事”，採取的手法許多仍然是採用以往民眾動員的技術。
      隨政府的認可和推廣，很多企事業單位和學校也依葫蘆畫瓢，經常採取這種搞運動的方式來做志願者服務。這樣，每年重要節假日或者重大事件，志願者就紛紛出街，而一旦領導巡視完畢或者重要時刻過去，又都紛紛做鳥獸散。這就難免不會出現如一個老人在一天之內被多次服務，“雷鋒叔叔”只能等到3月5日等荒謬的事情。在這個時刻，志願精神事實上是被扭曲了。人們並非真正自願，目的也從公益轉化為作秀。 
      不能否認，相關部門的這種民眾動員在初期是有利於推動志願者這一概念的迅速傳播的，也有利於民間自發的志願行動可以獲得社會認可。但是隨汶川地震救災和北京奧運會之後，中國的志願服務已經主流化，在這個時期，仍然採用這種民眾動員的方式，效果就可能適得其反。因為今天的青年已經意識到，如果他們真心要參與，大多是因為對志願精神這一價值觀念的認可。一旦他們發現自己只是在“被動員”、“被志願”、“被服務”，那麼青年就會選擇用腳投票離開，而堅持活動的或許很多就是出於其他目的，比如讓權威開心、上媒體等。需要注意，志願服務本身是一種價值導向的行動，當價值被異化的時候，行動其實就失去力量了。 
      正是在這一志願者主流化的階段，應該鼓勵更多的志願服務來自于人們自發自願的組織，類似於廣東獅子會就是這樣的組織。這個全球最大的中產階級志願者組織能夠在中國扎根並迅速發展，很重要的動力之一就在於它們的最基層組織——服務隊完全是志願者自我發起、自我組織、自我管理乃至自我發展的。它們不但形成合力，給貧困者做視覺第一的聯合行動，第一時間參與玉樹的救災，而且還形成每個服務隊自己的服務特色以及組織文化。
      上千人的志願組織不是沒有矛盾，也不是沒有來自政府或者民間的質疑，但是至少在公民自組織的服務中，不會有服務對象被來回折騰的情況。總的說來，由權威進行民眾動員的志願運動與公民自組織的志願運動是完全不同的兩類集體行動。
      前者在於展示民眾擁護權威，而後者則展示公民正在參與改變。志願精神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被稱為公民社會的靈魂。它折射的是每一個公民內心深處向善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