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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藏錦繡 筆走龍蛇 ——記子夜與《文化中國》十六年的文字緣
( 2010-04-04 )



《文化中國》責編子夜。

      我琢磨的這題目可能有點古香古色,原本是用來形容和描述駕馭文字的高手或作家的,尤其是大作家。但是我覺得更適合用來寫我的一位朋友——子夜,僅僅因為他在加拿大做了一件事,即十六年如一日,從創刊的第一天起,連編帶寫,一個人堅守《文化中國》這塊陣地,迄今為止,共出了六十三期。
      這份學術季刊,主要登載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文章,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出版,總編輯是著名學者梁燕城博士,作者大多是國內和港澳臺學者,有時也有歐美學者賜稿,從而保證了文章的品位。
      加之子夜出色的專業編輯工作,因此每一期皆是學術精品集粹,在北美大陸這塊物欲橫流的土地上,在眾多的娛樂休閑中文期刊之中,如果說是“陽春白雪”或“鶴立雞群”,取其褒義的一面,怎麼說都一點不為過,實在難得。
桑宜川 博士

      子夜,本名張志業,是文革後最初一批攻讀新聞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就讀79級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系。社科院新聞系有新聞界“黃埔”之稱,首級是78級,子夜是“黃埔二期”,是地道的中國文化人。
謙和低調 具漢唐遺風
      作為《文化中國》的執行主編,子夜為人十分謙和與低調,聲言自己只是小人物,不值得一寫,並說自己長期從事記者生涯,寫別人是本份,讓別人寫自己是“職業的尷尬”,而且做編輯工作的,替人做嫁衣,編輯文字是本職工作和份內的事,哪有倒過來讓人寫編輯自己的事理?
      我卻不以為然,古今中外的師爺、幕僚、編輯、書記官,無論是否“為尊者諱”,入書入傳的可謂汗牛充棟,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從他的範式,我感悟到了人在加拿大,竟然還能呼吸到中國傳統文化裏書香的氣息,可見五千年以來輝煌的歲月以降,漢唐的遺風遺跡早已深深植入了一代又一代華夏子孫的血液,正是像金子一樣閃閃輝映歷史。
      日前,子夜贈我一冊剛印出來,還散發油墨芳香的《文化中國》,這是由他負責編輯出版的一份在北美有學術份量的期刊,開篇就是每期固定的由總編輯梁燕城撰寫的“卷首論語”,如同刊物的社論或宗旨大義。
      子夜長年堅持不懈地做具體組稿和編輯工作,這件事不大也不小,在當今的紅塵世界或曰世俗社會裏,可能被不少看客認為完全不屑一顧,因為各種現代媒介的導向,早已使許多人與信仰、理性、精神、人文追求漸行漸遠,篤信銀子才是大哥,欣賞的是無厘頭笑料,追捧的是藝人做秀賣騷,樂道的是緋聞走光,崇尚的是物欲加情欲的滿足。然而,子夜默默無聞地所做的事與這些後現代社會裏的新潮時尚通通都不沾邊。他屬於另外一個世界,一個崇尚理性的王國。


      崇尚理性 時尚不沾邊


      說來話長,梁燕城也是筆者的老朋友。《文化中國》這份在北美編輯出版的人文社科類中文雜志,就是梁燕誠創辦的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對外學術交流的媒介,或者按照中國俗語,叫做“蓋面菜”。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研究的是什麼,其宗旨和價值取向,基本上都可在這份雜志的語篇結構裏找到恰當的詮釋和注腳。
      《文化中國》也是學術對話的視窗,加拿大與中國,包括港澳臺的學者交流因此便有了一座橋梁。筆者與《文化中國》有緣,幾年前就曾由子夜搭橋,與梁燕誠做過一次語言哲學類的學術對話,題目為“探索民族的心靈結構”,重點談及中西方在思維、語言、哲學、宗教等方面的异同,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詞條中許多誤讀之處,這份對話由子夜整理成文,在《文化中國》刊登出來。去年底還承蒙國內最高學術殿堂、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報》青睞,將這次學術對話的部分內容加以整理,用了一大整版的篇幅,頗有份量的予以登載,不久之後即在海內外學界引起了廣泛積極的學術回應。
      正是通過子夜的努力,多年來持之以恒,這一學術對話“視窗”,聯絡到了無數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興趣的人文學者和讀者。


      編後絮語 起點睛之效


      在每一期付梓出刊前,子夜都要在封底內頁自己也撰寫一篇言簡意賅的《編後絮語》,在整本刊物嚴肅認真的學術探討之後,有幾句輕鬆溫馨的小結,不但創造了一個同作者、讀者交流的空間,而且有一種與學者拋開距離放下歧見,共同欣賞和互相勉勵的親情,聲情並茂地對本期刊載的文章做一綜述,起到了畫龍點睛的效果。期刊收錄的許多純學術文章,正是因為有了子夜到位的介紹與詮釋,變得通俗易懂,更加有助于非專業人士或普通讀者分享並理解其中的意理。
      幾乎所有讀者反映,每人對各期刊物的文章有不同的選擇和愛好,但“卷首論語”和“編後絮語”是每期必讀的。
      其實,從這份雜誌的問世年代來看,其取名與上一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及九十年代初期,在整個大中國範圍內廣泛討論的“儒學與中國傳統文化復興”命題不無關係。


      文化中國 冀儒學復興


      當時,以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杜維明教授為代表,許多海內外的學者就“文化中國”意理展開了熱議,並在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錢穆、牟宗三等前輩學者學術思想的引領下,相關的各種學術研討會在世界範圍內頻頻舉辦,“文化中國”隨之成為了使用頻率較高的語彙,那一特定的歷史階段可以說是“文化中國”命題的濫觴歲月。
      我認為,《文化中國》借用當時新儒家學者“文化中國”的提法,時逢其時,恰到好處,使自己辦刊的宗旨相得益彰,把那些認同和關注中國文化或“文化中國“的國際人士納入中國文化圈,從而擴大了文化中國的內涵。換言之,只要是認同、關注或關聯中國文化的人就可以劃入“文化中國”的意義世界。這就使《文化中國》發刊于非本土的异域之邦,在學術意理的層面顯得更具有海納百川的包容性與寬闊胸襟。

      學界認可 圖書館收藏


      據我所知,《文化中國》這份北美出版發行的中文期刊,出刊16年以來,在中國大陸學界已經逐漸得到了較為廣泛地接受與認可,在部分高等院校和社科類研究所圖書館均有收藏,並在幾年前由國家級的書刊管理系統通過嚴格的篩選,認定為納入社科類海外中文核心期刊之一。統計資料顯示,目前能享有這樣學術禮遇的海外文字性中文刊物,屈指可數。這一結果,自然與子夜多年以來匠心獨具的編輯藝術分不開的。
      子夜最早服務于《人民日報》。上一個世紀80年代中期,子夜參與了《人民日報》海外版籌備和創刊過程,從版面主編到總編室副主任,同一班人馬,天天絞盡腦汁,試圖將這份獨立版面的官方報紙辦得圖文並茂,和有一定的可讀性。那時,正值文革後百廢待興,改革開放是整個中國大陸的人心所向,海外版受到了去國萬裏無數游子的關注。
      其時,筆者也有幸受國家公派,赴澳大利亞墨爾本一所大學,在那兒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歲月。還記得當時的華文媒體不多,也還沒有今天發達的互聯網路系統,所以在大學校園裏每周能讀到的中文資料十分有限,《人民日報》海外版便成了主要讀物。學校圖書館裏訂閱有幾份海外版,常常不敷讀者所需,供不應求,一時洛陽紙貴。
      人在他鄉,我正是靠這份報紙的海外版,及時瞭解到了世界的風雲變幻和國內的動態消息。海外版在我留學年代是難忘的家鄉讀物,沒想到許多年後在加拿大見到子夜,才得知許多版面正是出自他的手筆。
      可見,當年的這份報紙海外版受到海外中文讀者的青睞,其中凝結子夜和其他同仁的不少心力。可以說,他是實實在在從中國大陸出道、人在北美最資深的中國文字編輯。


      深度采訪 創多家刊物


      早在國內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初,子夜還曾以記者身份,做過有關法律糾紛大案的深度采訪,文章刊登在當時的《人民日報》上,那是國內最早有關法制建設的新聞報導。
      除了《人民日報》海外版外,子夜還同當時一些老報人合作,在京城創辦了《法律咨詢》、《中國老年》、《三月風》等刊物。
      這讓我不由得想起了鄧拓,一位在現代中國辦報的拼命三郎,曾任早期的《人民日報》總編輯和社長,是報人、學者,也是一個地道的讀書人,尤以即興作古體格律詩見長。眾所周知,鄧拓死于不明不白的“三家村”文字獄冤案,是1966年文革剛開始時,中國大陸第一個為證明自己清白無辜而殉道的知名文化人。
      自古以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秀才們舞文弄墨,在抒發內心世界感受的同時,也在不經意中領受吏制社會時時刻刻強加于人的莫須有的罪名與無盡的風險。


      移民加國 離開是非地


      子夜則走了一條不同于鄧拓的路子。上一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他離開了中國的政治漩渦中心《人民日報》,先是自己單獨一人前來加拿大訪學,然後舉家移民。來到加拿大後,海闊天空任鳥飛,不久,子夜即找到了自己人生與事業的位置,那就是《文化中國》的編輯工作,幾可說是重操舊業。
      在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文學者、教育從業者、新聞出版人立意出國,在异國文化環境裏謀生卻無落,經歷不得已被迫改行,或屈就一般體力勞動工作的嚴酷現實,子夜應該算是幸運的。
      在長期的編輯工作中,作為一名恪守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子夜在重視人格獨立和參與公眾事務之間、在自我道德完善和關注參與時政之間,選擇了一種包容的價值取向,這是現代社會“公眾知識分子”值得肯定的一種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
      甘于淡泊清貧的編輯工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長此以往,樂此不疲,子夜才有了今天的成就,那就是堆積起來所編輯、文字等身的六十三期《文化中國》。通過他的手編輯出來的每一期《文化中國》,都像是一個又一個落地的親生孩子,自身的關切之心躍然字裏行間。


      精雕細琢 架起彩虹橋


      拿破侖說過,一枝筆可以抵得過三千枝毛瑟槍。子夜的一枝筆,和他執16年如一日的《文化中國》編輯工作,抵得豈止三千枝毛瑟槍?分明是在加拿大和中國的文化史之間架起了一座彩虹橋,讓萬千的讀者體味與感悟什麼才是中國文化的精品,這在低俗文化泛濫成災的當今社會,尤其彰顯出了其難能可貴的意義。人在北美,子夜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文字將軍,揚鞭策馬,縱橫馳騁在文字的舞臺上,無愧於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國故鄉與故人。
      雖然人在他鄉,子夜並未放棄對自身文化傳統的關注。相反地,作為知識分子,他有傳統的“士志于道”的憂患意識,認為中國文化是無法割捨的內化到血脈的根性,因此中國的現狀與命運就成了他的精神維繫之所在。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種身份的獨特性,以及他自己喜歡言說的“美學色彩”個性,便充分體現在了他所編輯的語句結構中,使《文化中國》這份學術期刊,展現出厚實的文字風格與沉甸甸的人文關懷意識。
      近年來,海外華人社會中出現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同樣具有這種知識社會學的特征。這些知識分子置身不同國家的華人社會中,生活世界所依賴的政治環境、文化傳統和社會習俗等也大相徑庭,但是在人生價值取向方面卻有基本的共同點,即他們都是同一血脈的華裔,有共通的文化背景,都關心中國社會的變遷和其中產生的問題。


      筆耕不綴 《茶醉》獲大獎


      子夜也有自己對社會人生的獨特的感悟與理解,以及對事業的追求。他除了《文化中國》的編輯工作,自己還常年業余筆耕不綴。比如說2007年完稿的長篇武俠小說《茶醉》,榮獲臺灣寶島第二屆溫世仁武俠小說百萬大獎評審獎,獲新台幣十萬元獎金。該屆評比首獎從缺,而入圍五部作品,《茶醉》總得分第一名。
      這部小說采用了傳統和現代交織的寫作手法,描繪了明代永樂年間和上一個世紀九十年代兩大案件場景,恰似永遠猜不透的謎─樣,通過層層剝離六百年前的武林懸案,最後真相大白,原來是茶醉與荼毒的因果關係。
      古代和近代兩組主人公群體,雖然時空線索不同,但在同一歷史命運驅動下,衍生出了一連串極美麗而又催人淚下的愛情糾葛,以及神秘玄妙的武林恩仇。
      在子夜的筆下,震撼人心的故事矛盾衝突,各主人公因自己執的武林道義而無一避免悲劇下場,暗示了一個民族在大時代交替時期必須承擔的痛苦。


      飽經滄桑 自我邊緣化


      生活中的子夜,嚮往田園生活,他常說自己舉家移民來到加拿大後,選擇了一種邊緣的、遠離中心的、陶淵明式的隱居生活。每每聽到這樣淡淡的話語,在不經意間我的心都被深深地震撼了,因為話語裏飽含有太多的滄桑感,也因為我們這一代中國大陸學人,曾有過幾近相同的種種人生歷練——蹉跎的知青歲月,文革後重拾課本,最是懂得珍惜。那時的大學校園裏,有截然不同與今日的真正為國家社稷發奮讀書的一代學子。
      然而,在這一群體中,許多人都體驗過被愚弄,被利用,被喚醒,被激動,被鼓勵,被忽悠,被整治,是上一個世紀後半期中國大陸永不消停的各種“運動”和“事件”的親歷者或見證人。回首青春,在走過了一條長長的人生之路後,已經折返不到當初。
      其實,歷代中國讀書人都是弱勢群體。在體驗了太多的滄桑與憂患之後,痛定思痛,毅然離開喧囂,離開是非,離開紛爭,離開無奈,離開言說違心的話語,過一種自己想過的生活,這才是真正的人生!
      子夜寓所本來在二樓有一間頗大的書齋,但他卻看中後園的草木樹叢,蓋了一間約有二十多平方米的小書房,起名“鄉盧”,是取自于陶淵明《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並深得陶氏詩歌氣韻之助。可謂“水不在深,有魚則靈”。


      草木掩映 結廬在人境


      “鄉盧”建成後,旅居加拿大的香港書畫家朋友黎沃文專門書寫了陶淵明全詩挂屏相贈;臺灣詩人朋友洛夫也專門題寫了“鄉盧”的匾額,子夜將其刻在木版上,挂在書房門口。有一如此小小斗室,子夜感到有一種人生夫複何求的心境。
      “鄉盧”開門出望,便是後園的花草樹果,幾乎與外面喧鬧世界完全隔絕,“鄉盧”和後面的花園,是子夜心目中的真正世外桃源。古希臘先哲西塞羅就曾說過:“人生若有一書屋和一花圃,才是完整無缺的人生。”子夜正應了此語。
      在書齋裏,除了一台專門用于處理文字寫作的電腦外,最有趣的是,沒有電話,沒有傳真機,沒有電視機,電腦也不能上網。
      子夜說,他想用一種幾乎隱居或遠離世塵的方法,保持自己一塊干淨的寫作淨地。我心深為理解,這是當代中國讀書人在一種對社會,對歷史和對人生大徹大悟之後的心靈境界。
      子夜所曾經供職的《人民日報》前輩同行鄧拓有一首詩,題目為《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 已經成為了現代中國新聞史上的經典佳句,流傳甚廣。那是1959年鄧拓離任時,應繼任總編輯吳冷西之邀,發表的臨別贈言,開句為“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抒發了作者當時身處中國政治漩渦中心,在驚心動魄的大動蕩時代一個賣文為生的讀書人對國事的慨嘆,對人生的感悟。可謂寓意深長,耐人尋味。
      我謹以此詩句作為這篇短文的結語,相信子夜和讀者們定會讀出我想表達的意思。



子夜和本文作者桑宜川合影。

子夜的“鄉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