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西方人需要花十年才可以搞懂譚盾——為什么他可以讓中國人自豪，讓外國人著迷，讓年輕人回歸傳統，讓老年人依然留在那裏。 而作為譚盾的老鄉，湖南人卻只需循著湖湘文化的根，靜靜地用心傾聽一次譚盾，他的音樂、他的人生便直擊靈魂。

      已過半百依然可愛

　　最近一次見到譚盾是在2009年末，他來長沙舉辦新年音樂會。 
　　冬日的陽光很溫暖。長沙黃花機場的1號出口已經擠滿了人，前來接機的譚盾歌迷和媒體記者分兩列排開，隨時待命的攝像機在人群中高高地舉起。 穿軍綠色夾克、頂平頭的譚盾緩緩地從出口走了過來，他優雅地朝大家揮手，笑得很紳士。“好帥！”幾個小女孩小聲地議論，譚盾朝她們點了點頭，然後徑直鑽進了黑色的小車裏。 
　　“這麼沉的包，裏面都有什麼？”尾隨的記者問道。這個提問讓譚盾很興奮，“什麼都有。”他一邊說一邊往外掏東西，“你看，眼睛不舒服？眼藥水；喉嚨？金嗓子喉寶；口腔？口香糖、香煙……只要你能想到，什麼都有，還有計劃生育用品。”已過半百的譚盾，直率得可愛。

  
      拉三根弦進入“78班”

　　膽大妄為、無所拘束、雄心勃勃，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沒有什麼是不敢做的。這就是譚盾。“湖南人的德行。”他給自己下定義。 
　　十五六歲時，正值中學時代，譚盾開始作曲。偶然讀到李白作詩時，要喝得酩酊大醉才能揮灑自如。他每到技窮，便有樣學樣，有時喝得醉醺醺仍無效的話，便索性買3斤二鍋頭，用來淋頭洗澡，增加靈感。
　　“我總覺得，自己是貝多芬轉世。”譚盾見記者要笑出來了，反而說得更認真。“你別笑，我覺得我對音樂的技巧，不用學，一感受，就通了，很快。”
　　1978年，全國恢復高考。雄心勃勃的譚盾搬自己那架只有三根弦的破舊小提琴來到了中央音樂學院。 
　　“你給大家拉段莫札特的曲子吧！”監考老師出題。 “什麼是莫—砸—頭？我不知道。”譚盾的頭搖得跟撥浪鼓似的，從未受過專業音樂訓練的他，哪知道什麼“莫札特”呢？ 
　　“那拉段貝多芬的吧？”監考老師繼續出題。  “背—多—分？還是不知道。”譚盾繼續搖頭。 
　　監考老師只好強忍脾氣，說：“那你隨便拉吧！”豈料，天馬行空的譚盾胡亂拉起了自己創作的家鄉小調，把監考老師給聽“醉”了。 
　　就這樣，譚盾進入了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78班。在中國，“78班”是個特別的名詞，它意味“文革”劫難後，萬里挑一的第一批大學生。

      拎一箱衛生紙遠走美國

　　22歲時，讀大二的譚盾暑假一個人憋在教室裏，寫了他平生第一部交響樂——《離騷》。 
　　在這部試圖詮釋兩千年前楚國詩人屈原的作品裏，他動用了很多板鼓、簫等民族樂器，當時這是很出格的事。“我的老師當時很不滿意，說你有這麼深刻嗎？你有這麼多牢騷要發嗎？後來這部作品得了一個大獎。”他笑開了，微微有點得意。 
　　但無論是湖南，還是北京，都容納不了這個囂張、創造力過剩的靈魂。1986年，因自己的個性音樂不受認可，已被譽為中央音樂學院四大才子之一的湖南青年譚盾，拎一箱足夠用3年的衛生紙（有人跟他說紐約的衛生紙很貴），帶一顆“要來改變西方音樂”的野心，昂頭顱去了紐約。

      兼顧湖南人與紐約人的德行

　　當時的紐約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各色人等。譚盾在藝術家聚居地格林威治村一住就是10多年。“全世界的神經病都在那裏，你知道有多神經嗎？”“那個時候，大家都很年輕，也很窮。但是所有的人都很有抱負，一種非常狂妄的抱負。”
　　在美國，譚盾還收穫了同樣“瘋狂”的愛情。他與太太在异國街頭相遇，然後一秒鐘相愛，兩小時後求婚，十小時後就住到了一起。 
　　“紐約人很富，在物質和文化上過得舒舒服服；湖南人很窮，有時連辣椒蘿蔔都吃不上。但是，他們都沒有僅僅生活在世俗的狀態裏。媽的，說白了，就是這兩個地方的人都有一種超越俗氣的潛能。”
　　湖南人的德行，加上紐約人的德行，成就了如今的譚盾。他的石樂、水樂、紙樂狂妄而自由，隨心所欲，追新逐奇，又不乏實際，緊緊把握住市場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