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靈甫戎裝照。

本文來源：《國家歷史》雜誌 原題：《王玉齡暮年口述：我的丈夫張靈甫》

接上期
     王玉齡說：“我坐在那裏當然聽得懂嘛，不大也不小的就剩我了。於是我生氣了，就把臉一板。
     我對他一無所知。
     他老是穿軍服，像是個軍人吧。我心裏猜測。
     伯母告訴我，張軍長可是抗日的名將。可別人越是這麼說，我就越不把他當一回事、越不理他。而他呢，大概也是經歷過太多事情了吧，可能就是覺得我傻傻地耍小性子很讓他喜歡。
     那次以後，他就越發頻繁地到我們家裏來，幾乎每天都要來。剛剛開始，我看見他也不講話，有時候還故意出門避開他。慢慢地，跟他熟了。英俊？我不覺得，就覺得看還順眼。
     有時候，他給我講故事。他告訴我，戰爭爆發前，他在北大讀歷史系。每一朝每一代的文化名人、野史傳奇，他如數家珍。
     他喜歡講，我也喜歡聽。
     而他自己抗戰時打仗的故事，卻從未講過。
     人家說他是跛子。一次戰鬥中，他負了傷。機關槍掃到了他，子彈留在他的腳裏面。當時的醫學不是很發達，打完石膏後，那個腳就不能彎了。可是從他走路的外表一點也看不出來，只是走得久了會很痛、很累。
     他從來不講他得意的事情，也從來不會告訴我他最痛苦的事情，可能他覺得我太單純了吧，不想拿這些事情來煩惱我。我只覺得他很可靠，有時候就覺得他像我爸爸、有時候也像我的好朋友，所以對他很信賴。
     很快，他就對我求婚了。我的母親對此是很反對的。一方面，覺得我與他24歲的年齡差距始終很難逾越；另一方面，我的母親守寡半生，她不喜歡自己的女兒嫁一個軍人。她說軍人的生命是不可靠的，她不想我也重復她的命運。
     對嫁給一個軍人是什麼樣的想法？如果有一天他走上戰場會怎樣？不，當時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問題。因為我相信日本人投降，戰爭結束了。
     儘管母親反對，這門親事還是定了下來。就在兩人決定結婚之際，張靈甫接到了升遷令，他被提升為74軍軍長，即刻前往南京報到。
     於是，兩人將婚禮地點定在了上海。因為時間緊迫，王玉齡穿大一號的鞋子，張靈甫穿借來的西裝結了婚。婚禮結束的當晚，兩人就坐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車，一個上鋪，一個下鋪，度過了他們的新婚之夜。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飛抵重慶，國共雙方開始會談。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在重慶簽訂了《雙十協定》，兩黨矛盾暫時得以緩解。在南京，張靈甫與新婚妻子王玉齡度過了一段平靜而快樂的時光。
     短暫而快樂的時光
     他的胸口有一條長長的傷痕，頭上也有。
     一次戰鬥中，一顆子彈從他的腦袋旁邊嗖地飛過，流下一道彈痕。他說，那是他離死亡最近的一次。
     結婚後不久，他被提升為74軍軍長，即刻前往南京報到。我與他在南京度過了一段平靜快樂的時光。
     他教我騎馬。那時候我剛剛開始學，還不大會騎。他駕馬在前面跑，我的馬不知怎地也在後面跟他跑，怎麼拉韁繩都停不下來。
     我嚇得死叫，大喊：別跑那麼快。他就在馬上回頭衝我笑。
     年齡的隔閡我從沒感覺到。他也從來不講什麼很肉麻的話。但是他會說：我討了一個好老婆，這比什麼財富都重要，我要討飯的話我老婆可以給我拿碗。
     他有時候講些話，就會讓我很感動。
     有一次我與他鬧矛盾鬧得很厲害，我說我要跟他離婚。這可把他嚇壞了，他說假如我要真的離開他的話，他寧可老死於山溝。
     他向我賠禮道歉，最後干脆在我面前立正，站得畢恭畢敬，向我敬禮、敬軍禮。
     看到他這樣，我是又好氣又好笑，說我又不是你的上司，跟我敬什麼禮啊，還不理他。他說你不原諒我，我手就不放下來。
     他身邊的人告訴我，張軍長如今在南京地位顯赫，是炙手可熱的大紅人。因為駐紮在南京郊外的74軍充當守衛南京的角色，身為74軍軍長的張靈甫，地位自然非同一般。
     抗戰結束後，國共開始和談。南京的交際活動也越來越多，他不喜歡交際，這個請那個請他很討厭的。最讓他高興的事情還是讓他去帶兵，好像解放了他一樣。 ”
     19歲的王玉齡沒有想到，這會是她最後一次與丈夫見面。王玉齡生下一個男嬰，她打電話給前方的丈夫通報了這個喜訊。放下電話，王玉齡將兒子的照片寄給了丈夫。她不會想到，丈夫此生都無緣見到他的兒子。
     1946年8月，張靈甫接到命令，率部隊出南京投入華東戰場。
     王玉齡接說：“走之前，我為他收拾行李。聽到過別人講的他在戰場上的那些英勇經歷，我相信他是不會死的。甚至就覺得好像是出去旅行的樣子，還告訴他，覺得飯菜吃得不好的時候，要記得用維他命補充。還把他行囊中的衣服列了個清單，寫了個條子給他。很平常的心，他讓我一點也沒有覺得緊張，也沒有覺得難過。
     10月中下旬，他指揮部隊和粟裕的野戰軍對壘。
     期間，他時常給我寫信，他也不講他怎麼想念我，就說家裏養的魚要死了，花也要澆水了，還有就什麼時候回來，其他什麼也沒說。他還給我畫了一個圖樣，設計我們家的花園。在圖裏畫了什麼花要種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種什麼花，他都寫給我。
     在我面前，他從來沒有將戰爭當作一件很大的、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讓我也沒這種好像恐懼，也沒這種感受。
     1947年的春天，我去前線看他。當時我已經懷了9個月的身孕。懷孕讓我一下子長了40磅，走路也很吃力。我說哎呀怎麼得了，長得這麼胖。他說憂愁就會瘦，就像哄孩子一樣叫我睡在床上，閉眼睛去找憂愁。你說我傻不傻，19歲不曉得什麼叫憂愁。閉眼睛找憂愁，憂愁沒找到，結果我睡了。
     此刻的我並不知道，憂愁馬上就要來了。來得太多，太快了。
     家裏突然派來了兩個衛士在門口站崗，所有的報紙也都停掉不再遞送。
     十天前，我們的兒子出生了。他打電話來，跟我說話。聽得出他很高興。在聽筒裏樂得哈哈大笑，問我兒子聲音響不響亮，還說我心地善，將來一定多子多孫。並讓我趕緊把兒子的照片寄給他看。
     此後，他再沒有打過電話回來。我在家坐月子，有人來看我的時候，衛士也跟進跟出。我隱約覺得有些奇怪。
     周圍的太太們告訴我，從前跟日本人打仗的時候都是一兩個月沒什麼消息，很正常，沒事。
     我一聽好像大家都這樣說，就覺得應該沒有事情。
     幾個月後的一天，他的部下楊參謀突然來到家中，一進屋就一下子跪倒在我的面前。
     我一下子就懵了。
     楊參謀哭告訴我，孟良崮一役十分慘烈。張軍長打了一輩子的仗，知道是撐不下去了，友軍根本不來。最後沒有辦法了，一死難逃，打了電報給蔣介石，說他將決戰到最後，以報國家，請蔣介石照顧家人。
     副軍長蔡仁傑跪在他面前，求他帶些人衝下去，衝出重圍還是可能的。並說：到了南京以後，你就在蔣介石面前，報告這個戰爭的慘烈情形以及友軍的冷漠。如果蔣介石堅持還要怪罪，你就在他面前自殺。
     靈甫說，回南京，看到我夫人，我就不想死了。 ”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