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代頂尖科學家，被譽為“中國航太事業奠基人”、“中國航太之父”，甚至“火箭之王”的錢學森高齡逝世，走完了具有傳奇色彩的一生。
      如果留意這些年來對錢學森和與他同時代一批“兩彈一星”元勛科學家的大量報道，有一點好像沒有引起多少人注意——他們都沒有在“反右”、“文革”等運動中受迫害的經歷！這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老一輩留洋“海龜”中，不能不說是异數。
      想當年，多少老“海龜”，只因為對蘇聯專家的意見稍持异議，或從專業角度對瞎指揮的單位領導提點意見，便慘被打成右派分子。錢學森等難道有三頭六臂，竟能在幾大運動中全身而退？
      秘密就在于，他們掌握的專業知識，是當年北京當局發展國防尖端武器僅有的一點本錢。毛澤東雖然是踐踏知識份子、大搞愚民政策的始作俑者，但也是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大師。他當然知道錢學森等國防科技專家的價值，于是早早就把他們鎖進了最高國防機密的“保險櫃”，讓他們不受政治運動干擾，心無旁騖專注國防科研攻關。
      毛澤東對錢學森等一批尖端國防科技專家的“政治保護”，與他一貫通過政治運動打擊知識份子的做法形成鮮明對照。
      如果仿照鄧小平的“貓論”說法，那麼毛澤東的“貓論”就是：“無論白貓黑貓都不是好貓，能造導彈、原子彈的才是好貓”。
      事實正是這樣，毛澤東心目中的“好貓”比鄧小平的少得多，只有一小批尖端國防科技專家。而其余基礎科學、一般工程科學、社會科學的大批五十年代老“海龜”，幾乎無人能逃過從“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到“文革”等，一個接一個政治運動的煎熬。
      錢學森等尖端國防科技專家極端保密的工作環境，雖然相對與政治運動隔離，但如果有專家不知好歹沾了政治的邊，想必也不會有善終。
      假設有專家鑒于國家正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三年大饑荒，上書要求原子彈、導彈項目暫時下馬。或有專家干脆要求將巨額經費拿到國際上購買糧食，救濟成千上萬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農民。這樣的人恐怕很快會落得和彭德懷一樣的下場。
      是否真有這樣的專家？我們不得而知。也許所有尖端國防科技專家，早年都是懷科學救國的思想遠赴海外。他們回來後在保密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實踐科學救國理念。他們對社會上的政治運動、大饑荒缺乏切身感受，也就沒有彭德懷式的衝動為民請命，惹火燒身。他們也可能像錢老當年那樣，以中年科學家的激情，為那場遺禍巨大的“大躍進”作文鼓吹。
      總之，和千千萬萬壯志難酬的老“海龜”相比，錢學森等為數不多的“兩彈一星”尖端國防科技專家是幸運的。他們得以不受政治干擾，全力發揮才幹，為中國的國防現代化作出自己的巨大貢獻。
      但是，幸運兒畢竟太少。中國其他各個領域的老“海龜”，一生的黃金時期都在摧人身心的政治運動中度過。他們個人固然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而中國建設、發展因此滯後的代價之大，更是難以估量。
      如果有學者能夠統計這些人的準確人數，并把他們在改革開放前27年的生產力量化成GDP數字，一定非常可觀。這些數字屆時必將為“我爺爺時代”的倒行逆施，再重重地添上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