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到中國學習中文的學生最終都不太滿意。

大部分到中國學習中文的學生最終都不太滿意。一名19歲的肯尼亞學生在中國最好的語言訓練中心——北京語言大學學習了一年漢語，他自稱已經可以用中文來討論電腦問題了，不過，這並不是拜大學所賜，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練習的口語，他對死板的課本和被動的會話練習感到很失望。

      美國《新聞周刊》8月1日一期發表文章，題目是《漢語誤區》。文章說，對任何想在未來大展宏圖的人來說，到中國學習漢語是一個不錯的投資。但如果以為買上一張到中國的機票，報一個漢語學習班就萬事大吉了，那就大錯特錯了。因漢語教學教材過時，教學風格死板，中國的漢語教學水準普遍落後。
      美國聖母大學的喬納森．諾布林說，問題在於中國的傳統語言教學建立在記憶生字的基礎上，會話練習有限，這樣即使學生掌握了一些詞匯，也不知道如何在不同的場合使用，結果是在美國學習漢語的學生反而有時比那些到中國學習漢語的學生說得更流利。實際上，中國人學習英語的方式，與留學生學漢語一樣枯燥，英語老師天天在課堂上講大量語法，學得很累，也不實用。
      孔子強調服從師長，他的影響一直存在於中國的教育體系，即講課的是老師，學生的任務是聽講。但是，負責假期語言課程設計的神經語言學家蘭斯．諾爾斯認為，人類大腦對語言的習慣過程並不是這樣。他設計的課程強調“聽”和“說”，盡量少接觸課文，因為他認為局限於課本會令大腦變得遲鈍。

      全球逾四千萬人學漢語
      課文在教學中也是必需的，但並不像中國的課本那樣把重點放在單詞表上，對於基本的語法模式卻沒有足夠的重視。學生更願知道在真實的語言環境中如何應對，但很少有課本提供這樣的機會；相反，某些課本更願介紹關於熊貓的文章，然後再描繪一下竹子的生長習性，還有課本會介紹中國名菜背後的典故……能在中國的語言課本中找到商業會話或現實生活對話算是幸運的。
      中國國家漢辦主任、孔子學院總部總幹事許琳今年7月表示，目前全世界漢語學習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四千萬，在很多國家，學漢語的人數正以50%甚至更高的速度增長。有些想學習漢語的人並不選擇中國，而是去其他國家。據《每日商報》報道，目前，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2500余所大學開設了漢語課程，在美國，開設中文課的學校超過六百所，英國教育部則制定了中學漢語教學大綱。亞洲的漢語教學也呈現出蓬勃的發展態勢：日本有兩百萬人在學習漢語；韓國學習漢語的人數超過了一百萬，現有的142所大學全部開設了漢語課程，其中133所為四年制大學，15所為專科學校；印尼目前有一千所中學正式開設漢語課；在泰國，漢語流行程度已經超過日語。

      非專業人士匆匆辦“班”
      在各國均存在程度不同的師資匱乏、教材不配套、教學手段陳舊等問題，成為漢語在全球升溫後面臨的發展障礙。“是個中國人就能教漢語”、“會說普通話的就能教漢語”等等，諸如此類的看法在中國教育界始終存在，加以近些年來大量出現的隨意拉幾個不相干的人辦起的短期漢語學習班（據統計，這樣的學習班僅浙江義烏一個地區就多達幾十所），使得中國的對外漢語教學陷入了一種尷尬的境地。
      目前有一些跡象表明，中國的一些大學已經認識到了這樣的問題。苗強（化名）是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漢語教學課本研發負責人，他說，在加拿大幾所大學的協助下，他們出版了《新實用漢語課本》，很多教師說這本書是向前邁出的一大步；但苗強認為，書中還是缺少一些工作環境下的語言內容，另外，雖然課本的內容每五年全部更換一次，但是網上教學系統卻更新很快。
      “漢語是一種工具，它是幫助人們做各種事情的，要達到交際目的——只有做到這點漢語才算是學到家。”業內人士趙紅弢指出，當下很多漢語培訓機構恰恰忽略了“應用”。

      西域高僧習漢語譯佛經
      通常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對外漢語教學肇始於漢代、大興於唐代。東漢時，伴隨著佛教的傳入，西域的高僧學習漢語口語，可以說是較早接受對外漢語教學的範例。
      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印度高僧攝摩騰、竺法蘭受邀到達洛陽後，明帝在洛陽城西雍門外為他們建起精舍，即洛陽白馬寺，攝摩騰、竺法蘭就是在這裏半天學習漢語半天翻譯佛經的。對外漢語教學，又稱為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也曾用過“海外留學生漢語教學”、“漢語作為外語教學”等名稱。它具有兩個層面的含義，既可以指對母語非漢語的人士展開漢語教學的活動，也可以是指代概括這種教學研究活動的學科。對外漢語教學涉及的學術內容十分豐富，有學者認為它應當包括對外漢語教學學科論、基礎論、過程論、階段論、課型論、方法論、研究論等諸多方面。很顯然，隨著人們對它重視程度的不斷提高，所賦予的內涵也越來越厚重。公元七世紀到九世紀前後，日本派出了大量的遣隋使、遣唐僧、遣唐使，到中國學習隋唐王朝先進的科學、文化以及政治制度，他們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語言關，而他們學習漢語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當時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的進行過程。
      以後，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有對外漢語教學的實證，比如明代意大利人利瑪竇最初在廣東、後來在南京、北京學漢語，並創製了系統的拉丁字母中文拼音方案，叫做《西字奇跡》。英國人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1818年至1895年），自1842年跟隨英軍到中國後，曾在中國生活長達43年之久，從事英國對華外交、中文教學，以及漢學研究工作，在華期間，他編寫漢語課本《尋津錄》、《語言自邇集》，創造了以拉丁字母拼寫與拼讀漢字的方法，被稱之為“威妥瑪法”。
      1950年7月，中共建政不久，清華大學籌建東歐交換生中國語文專修班；1987年，中國當局成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現在稱為“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十二個部委的領導組成，對外漢語教學正式成為中國國家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大學在原有的基礎上，又繼續建立許多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每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國到中國學習漢語的留學生十二萬人之多。

很多來自海外的學生到中國學習中文，都希望能在教學上提供一些現實生活的對話內容。圖為陝西師范大學國際漢學院的老師對一名留學生進行難點輔導。

中日民間交往日益頻繁，日本高中生學習中文的人數不斷增加。圖為東京一學校的學生在上中文課。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