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公報，依然充滿了新舊黨八股的官話、套話、廢話。洋洋五千言面面俱到，不邊際。雖然原則、概念一大堆，但中共到底要怎麼幹，還是得勞神眾草民自己去猜。
      例如，對習近平“准王儲”是否出任軍委副主席，正式登上“儲君”大位，全會沒有透露半點風聲。看來人事安排的運作，還是難脫幕後角力、密室政治那一套。希望看到黨內民主化進步的人，大失所望了。
      大陸同胞引頸期盼的“陽光法案”，即官員財產申報法例，在全會公報中也語焉不詳。僅在十七屆中紀委第四次全會公報中，強調要把“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列為領導幹部應當報告的“個人重大事項”；加強管理“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外、境外”的公職人員；“抓緊制定一批反腐倡廉法規制度，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
      中共高層既然對群眾最痛恨的貪瀆形式知之甚詳，說明他們并非耳目閉塞。但問題是，他們是否瞭解人民群眾對反貪腐的期望有多高。從這兩個公報看不出中共反貪腐的急迫感。他們比民意的期待不止慢半拍，而是慢了好幾拍。
      薄熙來在重慶對貪腐官員和黑社會大佬開刀，立即博得大陸民眾一片喝彩。不少對太子党反感的人雖然對其動機不無疑問，但在肅貪打黑這一點上支援薄熙來。這說明官員貪污腐敗，已經成為中國人民最痛恨的嚴重社會問題。胡錦濤四年前上臺伊始，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現在民情強烈要求反貪腐，北京領導層再不采取重慶式的果斷手段，中共真的有亡党之虞了。
      北京當局雖然早在1997年修訂《刑法》時，增加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但配套的“陽光法案”——官員財產申報法例卻一直難產，因此上述立法形同虛設。香港特區和國外的經驗早已證明，不制定“陽光法案”，讓各級官員直接接受社會大眾的監督，只靠黨內道德說教、黨員個人自律，是無法約束官員貪污腐化的。
      一個“陽光法案”之所以延宕十多年不能出臺，其中有口難言之處，無非是觸到了貪官污吏無法見光的貓膩，以及“小金庫”等集體“創收”之類灰色既得利益。在香港和外國成效顯著的“陽光法案”，同樣也是中國貪官的克星。胡溫如果動用這種“殺手”肅貪，一定比什麼公報、決議管用百倍。
      例如，一條簡單的“支出與收入不符罪”舉報，就可以讓貪官污吏現形。社會大眾只要知道某官員的工資水平和資產狀況，很容易從其生活水平判斷出是否有可疑收入。至于那些妻子兒女移居海外，錢財也悄悄轉移到海外的“裸官”，除了須解釋忠誠問題外，更難逃支出與收入不符之嫌。
      從兩個公報的字裏行間，看得出中共領導層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也有肅貪的願望。重慶官員和黑社會沆瀣一氣程度之深，說明中國局部地區已經出現黑社會操控一方的“西西里黑手黨式”危機。因此，北京必須儘快制定“陽光法案”，確立“財產來源不明罪”、“支出與收入不符罪”；成立只向各級人大負責的“廉政公署”式反貪腐執法機構。只要黨政官員“支出與收入不符”，而又無法交代多余金錢、財產來源，便觸犯刑律，予以起訴。只有這樣，中共才能避免貪腐亡黨，爭取走上轉型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