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前總統盧武鉉跳崖自盡，成為該國憲政史上第一個自殺的元首。華人世界的同胞，很自然會從盧武鉉，聯想到同樣身系貪腐案的臺灣“總統”陳水扁。說來也巧，這兩個人還真有可比性。
      盧武鉉和陳水扁都出身貧困農家，通過刻苦努力成為律師；又都由於在威權體制下，挺身而出為政治異見分子案件辯護而聲名鵲起，成為政治新星。從政後都因為形象清廉，力倡改革政商勾結弊政，被選民送上總統寶座。但最後兩人又都雙雙栽倒在權力、金錢面前，在卸任後遭到司法清算。
      但事發後兩人的表現，卻相距甚遠。盧武鉉在可能被司法機關拘留前夕，迫於巨大的羞恥心而自殺。孔老夫子雲：“知恥近乎勇”。盧武鉉不願面對司法，以一死謝國人，當然不是值得鼓勵的行為。但他面對自己和家人的貪腐問題，起碼知道羞恥，表現出願以某種方式承擔的勇氣。
      反觀陳水扁，對自己和老婆吳淑珍、兒子陳致中貪得無厭的劣行，毫無愧疚、羞恥之心。他振振有詞、百般狡辯，硬要為貪污受賄、大量斂財的犯罪行為，貼上“台獨建國活動”的政治標簽。他把一切犯罪責任推給半身不遂、不可能坐牢的吳淑珍，以便自己脫身。他的所作所為無恥已極，連做一個男子漢都不夠格！
      盧武鉉所在的南韓、陳水扁所在的臺灣，還有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都屬於具有政商勾結傳統的中華文化圈社會。如果打一個不很恰當的比喻，其中香港、日本、新加坡等，由於歷史的原因，在反貪腐方面已經進入了“高級階段”，官商勾結的貪腐巨案較難發生。
      而南韓、臺灣在對付政商勾結的“黑金”貪腐方面，屬於走到“中級階段”的社會。九十年代以來，反貪力度越來越大。各種貪腐瘡疤不斷被揭破，遭檢控、起訴的案子層出不窮。
      至於中國大陸，經過幾十年無私商可勾的時代，改革開放後官商勾結死灰復燃，方興未艾。在制約政商勾結方面，北京當局可以說還處在起步的“初級階段”。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當局動則祭出紀委“雙規”的“肅貪”大鍘，貪腐官員卻仍然前赴後繼，為金錢、情婦什麼事情都敢幹。所以大家看到的是，貪官越肅越多、案子越肅越大。這些人不僅早就把“知恥辱近乎勇”的祖訓拋到腦後，而且恬不知恥、恃惡膽大的勇氣無人能比。如為掃除爬升障礙，不惜買凶謀殺同僚；為擺脫玩厭的情婦，設計將其炸斃；為幾十萬美鈔，竟然出賣最高軍事機密；為滿足私欲，姦污未成年少女……。
      已經走到肅貪“中級階段”的南韓和臺灣，尚且有陳水扁這種無恥的“總統”，所以對中國大陸的貪官現象，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倒也不必過於大驚小怪。問題是執政當局和統治精英必須下決心從制度上入手，儘快制定全國人民盼望已久的“陽光法案”，遏制貪官污吏的無恥氣焰。只有公正、嚴格、完善的肅貪制度，才能確保官場政治清明，各級官員循規蹈矩、廉潔奉公。而“知恥”應當成為大陸各級官員和公務員的最低道德尺度和人格標準。只有“知恥”的官員越來越多，陳水扁式厚顏無恥、膽大妄為之徒越來越少，中國的明天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