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到了關鍵時刻，需要展開第二次改革。圖為上海夜景。

在“保八”的口號下，中國政府密集出臺各類經濟刺激計劃。幾個月過去，各項經濟指標似乎反映出這些措施正在起到良好作用。然而，本輪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提出的挑戰很可能超出人們的一般理解，所要求的轉變也遠比單純的經濟刺激措施更加根本。

      正迴圈的威力 
      中國近20年來的經濟奇跡，建立于三個正迴圈之上：出口、城市化、投資與儲蓄。 

      出口迴圈：
      人民幣在1994年的一次性貶值，增強了中國無遠弗屆的低成本優勢，令中國出口打遍天下無敵手。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世界貿易大門從此徹底打開。出口的超常規增長帶動沿海工業呈現產業升級換代的巨大浪潮，從東莞到威海的工廠徹夜轟鳴，生產不斷被輸入與淘汰。與此相伴，中國勞動生產率大幅增長。這反過來凸顯與加強了人民幣的低估地位。
      由此，人民幣低估與出口增長之間形成正反饋迴圈。這一迴圈支持中國出口在2002年至2008年間，從2500億美元增長到24000億美元。 

      城市化迴圈：
出口增長與產業升級換代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中國農業人口以人類歷史上未曾一睹的規模與速度流入城市，成為產業工人。這直接導致了極其巨大的城市化浪潮。
每一個一段時間不曾訪問中國的人，都會在再次來訪時驚嘆中國城市擴張的速度與規模。城市化支撐中國房地產市場以及城市基本建設，並進而為重工業化提供了強大動力。
      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的稅收能力與水平跟城市化速度緊密掛勾。龐大而快速的城市化令中國政府收入以遠高于GDP的速度增加。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人為地壓低各類生產要素的價格，尤其是能源與土地價格，進一步刺激了重工業化的發展。加之中國各級政府對GDP的強烈追逐，以擴大基建與固定資產投資的方式，壘次強化了城市化浪潮。 

      投資與儲蓄迴圈： 
      政府收入的超常規增長，從另一個角度講，對應財富從民間向政府的傾斜。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國的商業機會與對政府資源的距離成反比。政府對財富以及財富機會的壟斷構成中國貧富不均最重要的動力與原因，與民間收入的相對縮水一道，直接造成中國消費需求不足。中國民間消費占GDP的比例，從2000年的61%降低到2008年不足40%。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這樣的比例低到怪异的程度。例如，美國的消費占GDP的比例一般在70%左右。 
       消費不足及其對應的儲蓄過剩，在支持中國的投資狂潮的同時，經由城市化—工業化—政府收入的邏輯鏈條，反過來造就進一步的消費不足。由此，形成儲蓄與投資的自我放大的正反饋迴圈。更多的投資造就更快速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造就更強大的政府財力與對民間財富的剝奪，進而引致更大程度的消費不足，然後形成另一輪的投資狂潮。
      正是以上三類相互緊密聯繫的正反饋迴圈，構成了中國經濟奇跡的基礎和內在邏輯，催生中國經濟超常規增長。

      全球經濟失衡 
      如果外部經濟環境不發生逆轉，似乎中國可以一直按照上述邏輯增長下去。但實際上，以上的增長路徑注定無法維持。 
      消費占GDP的比例降到這樣的水平，其本質，是多余生產能力的累積一直沒有引發自我調整。如果中國是一個封閉經濟體，上述規模的過度投資早會因為最終消費的缺乏而崩潰。蘇聯經濟歷史在這方面提供了鮮明的例證。而中國的幸運在于，出口的超常增長一直在容納中國過剩生產能力的堆積。 
      與此對應的，是美國貿易逆差以極其巨大的規模在擴張。後者，又與美國金融業泡沫相生相伴。其結果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過剩消費、過多負債與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過多生產、過剩投資相互依賴、相互支援。 
      這一經濟邏輯一直延續到2008年夏天。隨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金融泡沫的崩潰，以上經濟邏輯也走到自己的終點。 
      本質上，每次快速工業化都會造就泡沫。這一次與眾不同的特點在于，借用國際迴圈的方式，發展中國家得以依靠外部市場實現本國弱小內需無法支撐的工業化速度與規模，而發達國家得以依靠外部融資支撐能力範圍之外的消費。 
      本輪經濟盛宴結束的原因，也與歷次工業化之後的經濟危機沒有區別：金融泡沫的崩潰導致過剩生產能力凸顯，導致去杠杆化與庫存清理，導致投資萎縮與多余生產能力消解。 

      找尋新增長路徑 
      迄今為止，我們看到的仍然是金融泡沫崩潰的劇目，這以美國為主要舞臺。下一個劇目，自然的，是全球範圍內的庫存清理與多余生產能力消解。 
      不幸的，這一劇目的舞臺中心，很可能是中國。 
      經過近10年代高速擴張之後，中國出口相對于各個進口市場而言已經變得過分巨大，注定不可能再按照25%的速度增長。在金融危機之後的現在，這一點尤其明顯。 
      外需的缺乏意味著中國的過剩能力嚴重過剩。 
      而目前中國政府以擴大政府支出、擴大基建投資以及擴大信貸投放為主要特點的救市政策，是在錯誤的方向上前進。
因為這些政策過分眼于在短期內刺激GDP，而缺乏對中國增長邏輯的深入反省與宏觀層面的大格局決策。它們在短期內或能促成各項經濟指標的暫時穩定，長期而言，它們將加劇生產能力的過剩狀況，在延後到來的調整之中，將使情況更加惡劣。這有點兒類似飲鴆止渴。
      例如，政府主導的4萬億投資計劃，有很高的機會擠占民間投資。沒有最終消費作為支撐，這些專案的經濟效益不言而喻。數年之後，這些專案投資將演變成中國銀行業天文數字的呆滯帳。 
      正確的路徑，是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以求民間經濟替代政府開支與基建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要達此目的，小打小鬧不足以成事。必須考慮：
      第一， 維持人民幣的穩定，積極推進人民幣區域化，盡可能穩定與擴大出口。 
      第二， 降低政府對社會資源的占有與使用。應該考慮降低稅收、削減政府規模，放棄或者縮小政府投資計劃，把更多的資金用于建設社會保障體系與對弱勢階層的轉移支付，重新定義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權分配，同時置地方政府于更加嚴格的、來自各方面的監督之下。 
      第三， 有序開放民間金融。 
      第四， 改革房地產市場及農村土地制度。
值此百年一遇經濟危機的關鍵時刻，中國需要的，是二次改革。1980年代第一次改革對民間經濟活力的釋放，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現在，是時候進行第二次改革了，讓民間經濟再次成?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注：本文屬撰稿者的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報立場，也不構成投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