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時的馮玉祥。

      馮玉祥先生曾五次寫過遺囑。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馮玉祥懷著對國民政府的不滿和失望退隱泰山，此時他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險，特於6月14日寫好遺囑，史稱“泰山遺囑(一)”，主要內容如下：
      我是當兵出身，我是窮小子出身，我是工農的子弟出身。我是為大多數工農民眾謀最大幸福的，我是為民族求獨立解放的。凡是有此決心而實行的，都是我的好朋友?釱好同志；凡是真能剷除一切不平等的，都是我的同路人；凡是為自己打算而自私自利的，即是我的仇敵。至於我的子女一切，我亦不問，任他們去自由發展。現有的一點錢，均歸李德全自活即可以了。我的屍首最好是焚化了，不論埋在何處均可。我是研究唯物史觀的，什麼鬼神我全不信，萬不可以什麼宗教形式來葬我。此囑。
      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等在福建發動政變，馮玉祥極力支持他們的反蔣鬥爭；不久，福建政府遭鎮壓失敗。馮玉祥預感到形勢不妙，於是在1933年11月29日立下遺囑，史稱“泰山遺囑(二)”。內容如下：
我父親、母親的墳在峪道河。我死了亦埋在他們的附近，常常在一起，我平安也。大兒、大女均已成人，不必說了。二兒、二女如能大學畢業更好。三女、四女以下的小孩們，以學工學農為本，不可只讀書。我若是即刻為國家，為革命死了，我身後沒有事可辦，沒有家可分，即照我寫的這幾句話即可以了。峪道河的房地如何，就歸本地，辦個學校最好。船板胡同的房子如何，就送給大嫂子可也。濟寧之七十畝左右如何，就歸游家一些小孩子們可也。保定西北城角之五畝如何，就歸洪志看不動可也。其余沒有多少，就都歸德全辦理了。
      1936年11月23日，沈鈞儒等七君子因宣傳抗日被捕入獄。宋慶齡、馮玉祥等竭力營救。12月1日，馮玉祥寫下遺囑，史稱“南京遺囑(一)”。其主要內容是：
一、國家到這步田地，只有抗日到底，方能闖過此極劫運。二、要實行抗日，必須聯絡俄、英、法、美，如不注重外交是極大錯誤。三、不破除迷信，國家必亡。四、不大開煤、鐵等礦，絕不能轉弱為強。五、不大修鐵路，國家永久不能文明。六、不大興科學，民族必永遠落伍，必定到極可憐的地位。
      “七七”事變前夕，馮玉祥在南京積極從事抗日救國活動，隨時準備為國獻身，1937年7月1日，他又一次立下遺囑，史稱“南京遺囑(二)”。其內容為：
      (一)非抗日不能救國；(二)要抗日須得民心軍心；(三)為抗日須找專家；(四)貧苦大眾是國家的根基；(五)所得稅遺產稅必收，以速供國防用。
1948年年初，蔣介石開除了馮玉祥的黨籍，斷絕了他的經濟來源，吊銷了他的護照，並派出很多特工騷擾他。正在美國考察的馮玉祥於1948年2月10日寫下最後一份遺囑，史稱“紐約遺囑”。其主要內容是：
      一、孫中山先生之遺教，如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文件，是我的朋友們的方針。
      二、革命委員會的宣言和毛澤東先生、民盟的最近宣言，同志們應作為指標。
      三、要確信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反內戰、反飢餓是我們的目標，並且是一定成功。
      四、蔣是封建頭子，帝國主義之狗，非鏟淨不可。
      （下略）
      1948年7月31日，在中共的安排和蘇聯駐美大使潘又新的協助下，馮玉祥離美回國。但9月1日，因輪船失火而不幸在海上遇難。張普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