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大字報，起源於“大躍進”運動時期，該運動結束後，大字報曾一度沉寂。然而，“文革”之後，自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貼出所謂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開始，大字報的狂飆再次席捲中國。
    在“文革”這個大動亂的年代裏，大字報製造出了一個又一個悲劇，一樁又一樁冤案。個別人因為寫了一張“革命”大字報而飛黃騰達、青雲直上，而許多正直的人則被大字報誣陷為“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被打倒在地，弄得家破人亡。大字報同“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自由是分不開的。“文革”為“四大”提供了廣闊的舞台，而“四大”又使“文革”造成的動亂局面不斷加劇。
    大字報看上去有利於發揚民主，實際上卻使民主與法制受到嚴重的破壞，造成了全國範圍的大動亂。
    “文革”期間的大字報幾乎有一個固定的格式，先是以語錄開篇（當然是擇其所需），接寫一通“形勢大好”的話，然後筆鋒一轉，抓住被討伐者的隻言片語，或斷章取義，或張冠李戴，或無中生有，或牽強附會，再佐以“砸爛”、“橫掃”等“革命”語言，隨意上綱上線，任意口誅筆伐，必欲置被討伐者於死地而後快。用當時的時髦語言說，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其永世不得翻身”。可以說，“文革”導致了大字報的惡性發展，而大字報的惡性發展，又加劇了“文革”的大動亂局面。大字報所產生的各種副作用，除了其形式本身不足取外，更主要的是由於它被用來發動政治運動，隨意對他人進行政治陷害，達到無法無天的地步。大字報的盛行，與中國政治舞台上大颳“左”風是密不可分的。什麼時候“左”風厲害，什麼時候大字報便行情猛漲；什麼時候“左”的東西有所收斂，什麼時候大字報便不景氣。一部大字報興衰史，就是一部“左”病對中國的危害史。
    隨時間的推移，隨人們對“文革”反思的深化，大字報逐漸被官方和老百姓所厭。
    在1980年的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當時的副委員長譚震林在發言中說：“四大根本沒有民主的意義，而是文革小組強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組需要打擊誰，一夜之間滿城大字報。”
    在當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決定：向全國人大建議，取消憲法上“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這年4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在一個星期的會議中，討論中共中央關於取消“四大”的建議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在這些人大常委中，對“四大”的危害有切身的體會，談起當年那些“炮轟”、“勒令”的大字報，委員們心有余悸，不寒而慄。參加會議的人大常委們異口同聲地讚成取消“四大”，提請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當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出決定，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五條，取消“四大”。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通過了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這部憲法中，有關“四大”的條文徹底消失了。大字報終於成為歷史的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