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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字報沉浮錄
( 2008-10-02 )





    中國大陸的大字報,起源於“大躍進”運動時期,該運動結束後,大字報曾一度沉寂。然而,“文革”之後,自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貼出所謂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開始,大字報的狂飆再次席捲中國。
    在“文革”這個大動亂的年代裏,大字報製造出了一個又一個悲劇,一樁又一樁冤案。個別人因為寫了一張“革命”大字報而飛黃騰達、青雲直上,而許多正直的人則被大字報誣陷為“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被打倒在地,弄得家破人亡。大字報同“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自由是分不開的。“文革”為“四大”提供了廣闊的舞台,而“四大”又使“文革”造成的動亂局面不斷加劇。
    大字報看上去有利於發揚民主,實際上卻使民主與法制受到嚴重的破壞,造成了全國範圍的大動亂。
    “文革”期間的大字報幾乎有一個固定的格式,先是以語錄開篇(當然是擇其所需),接寫一通“形勢大好”的話,然後筆鋒一轉,抓住被討伐者的隻言片語,或斷章取義,或張冠李戴,或無中生有,或牽強附會,再佐以“砸爛”、“橫掃”等“革命”語言,隨意上綱上線,任意口誅筆伐,必欲置被討伐者於死地而後快。用當時的時髦語言說,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其永世不得翻身”。可以說,“文革”導致了大字報的惡性發展,而大字報的惡性發展,又加劇了“文革”的大動亂局面。大字報所產生的各種副作用,除了其形式本身不足取外,更主要的是由於它被用來發動政治運動,隨意對他人進行政治陷害,達到無法無天的地步。大字報的盛行,與中國政治舞台上大颳“左”風是密不可分的。什麼時候“左”風厲害,什麼時候大字報便行情猛漲;什麼時候“左”的東西有所收斂,什麼時候大字報便不景氣。一部大字報興衰史,就是一部“左”病對中國的危害史。
    隨時間的推移,隨人們對“文革”反思的深化,大字報逐漸被官方和老百姓所厭。
    在1980年的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當時的副委員長譚震林在發言中說:“四大根本沒有民主的意義,而是文革小組強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組需要打擊誰,一夜之間滿城大字報。”
    在當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決定:向全國人大建議,取消憲法上“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這年4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在一個星期的會議中,討論中共中央關於取消“四大”的建議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在這些人大常委中,對“四大”的危害有切身的體會,談起當年那些“炮轟”、“勒令”的大字報,委員們心有余悸,不寒而慄。參加會議的人大常委們異口同聲地讚成取消“四大”,提請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當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出決定,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五條,取消“四大”。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通過了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這部憲法中,有關“四大”的條文徹底消失了。大字報終於成為歷史的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