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商行（八）
   在廣州的外商驚歎道：“這些能把外國話創化成一種當地語言的人，應該被奉為文字之神。”
季節性的貿易，使各國商人登陸廣州。在他們當中最有影響的人物，就是各國商館的負責人，他們被稱為大班，他們不但要像船長一樣熟悉航海知識，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對中國的商品，乃至人情世故有著全面地瞭解。他們直接負責買進賣出，公司的盈虧和他們有著直接的聯繫。隨著商務的旺盛，大班成為了本國商業與外交的全權代表，同樣他們也成為了十三行商館中，長期居住的僑民。
然而，從乾隆年間開始，廣東官府就把禁止外商在廣州過冬作為一條加強防務的措施。那麼，在這個貿易的淡季，大班這些各國商館負責人又是有將去往哪里呢？位於珠江口外，據廣州城水路300裏的澳門半島，是個依山環海、風景如畫的地方，所有駛往廣州的洋船，都要先在這裏僱請引水員，取得粵海關的行船執照，才可以進入黃埔灣停泊。在貿易淡季，大班不准居住在廣州，他們便在每年年末都從十三行商館來到這裏居住休閒，等候下一貿易季度的來臨。所以，澳門是廣州港的延伸，是西方商人往返廣州的驛站，澳門也因此得以不斷發展。在十三行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歷史中，不但造就了繁榮的外貿和富有的行商群體，同時在中西方的文化、藝術等交流中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006年，一艘重建的古商船“哥德堡”號將從瑞典出發，重新訪問它昔日的目的地廣州，這將是一次跨時代的航行，它將使我們再次回憶起十三行時期，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一段不平凡的歷史。
1783年，一艘掛著陌生旗幟的商船，駛進了廣州城外的黃埔港。對於已經有多年外貿經驗的行商來說，這艘船是奇特的，它的名字叫做“中國皇后”號。從這條船上下來的商人說，他們來自於一個新的國家——美國。這是從這個新的國家駛來的第一艘商船。這也是有關中美關係史上最早的記載。
中國皇后號在廣州受到了行商的極為友好的招待。1785年，“中國皇后”號離開廣州回到了紐約，它成功的航行轟動了整個美國，報紙紛紛登出了長篇的報道。美國人也爭相購買船上的貨物，華盛頓也特地從山茂召那裏購買了一套中國的瓷器。
“中國皇后”號的成果，掀起了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中國熱”，廣州也就成為美國沿海商人發跡的重要場所。在美國歷史上的第一代富豪中，因對華貿易而顯赫一時的大有人在。
在十三行時期，也就是在“中國皇后”號首航後的40多年時間裏，美國來華的船隻就達到了1104艘，幾乎達到了英國來華總船數的一半，而超過了歐洲其它國家來華船隻總數的4倍，貿易額排在英國之後位列第二，而英國為了取得這樣的貿易地位已經花了整整100多年的時間。
乾隆帝極其癡迷西洋珍寶，限定廣東一口通商之後，十三行成為了皇家惟一的洋玩供應地。就在“一口通商”的上諭發布後的第二個月，他便給粵海關下了一道聖旨，要求洋行“買辦西洋鐘錶、奇異陳設等新式貢品”，所有物品“皆可不必惜費”，這一時期廣東洋貨貢品數量之龐大和質量之上乘達到巔峰，堪稱奢靡已極。
在西風東進的過程中，並不都是和風細雨的好消息，其實東西方在文化和貿易上的衝突，也在不時地發生著。隨著清王朝吏治敗壞和封閉思想盛行，這些衝突也變得日益尖銳，有時甚至到了白熱化程度。
然而，這些衝突常常是以一種讓人難以理解的方式開始的。我們能看到兩廣總督李侍堯上奏給乾隆皇帝，關於防範外夷的奏本。
清政府對洋人在中國的生活和貿易甚至是言行都作了嚴格的規定。其中有一條就是“番婦不得入廣州”，所謂番婦，就是指西方的婦女，一般多為船長或商人所攜帶的女眷。對於長年駐守廣州商館的商人來說，這一條是難以理解的，甚至是極難接受的。
這本是一件無關痛癢的小事，清政府卻大動干戈。表面的原因是，當時西方婦女的著裝，有傷天朝風化，破壞了天朝的禮教，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清王朝封閉的心態，他們認為一旦番婦進入廣州，以後洋人便會在廣州安家落戶，到時候就怕趕都趕不走了。
“番婦不得進城”並不是惟一讓外國人難以接受的法令，還有“洋人不准坐轎”、“不得學漢語”等等，對於下級海員來說，為了避免他們喝酒鬧事，清政府的規定則是：洋商平時不得進入廣州城，只能住在遠離廣州的黃埔島上，每月只有固定的10天可以遊覽廣州城中固定的幾個景點，這條規定同樣也引來了一場糾紛。
有幅畫曾懸掛於倫敦皇家亞洲學會的演講大廳裏，它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為這是西方人第一次作為被告出現在中國公堂。1807年，前去廣州度假的英船“海王星”號水手，在十三行碼頭酒後聚眾鬥毆，一名中國人在鬥毆中喪命。為了找出元兇，廣州知府在英國商館大廳，對“海王星”號曾在廣州度假的52名水手進行審訊。行商首領和大班、船長列席。 一連幾天流於形式的審訊後，沒有一名水手承認參與鬥毆。最後清政府選定一名表現最囂張的水手，給了他輕微的處罰。一個嚴肅的命案審理，就這樣玩笑一樣地收場了。
“海王星”號事件對於官府來說並不重要，對於為該船作擔保的中國行商盧觀恒來說卻是一場飛來的橫禍。盧觀恒在這次事件中被敲詐的巨款有多少，我們不得而知。然而，洋商們卻發現，本已打算退休的他，在下一個貿易季節來臨的時候，仍在忙於生計，直到1812年他死去為止。
十三行和洋商的往來，也並不都是風平浪靜的，繁榮貿易下隱藏的，卻是一場日趨激烈的商戰，在角逐中，中西實力的對比悄然發生變化。18、19世紀廣州口岸借貸的年利率高達20%到40%，而當時英國銀行的利率水平僅在3%左右。輕而易舉的暴利，高回報的前景，吸引了不少外商放債漁利。借貸如慢性毒藥一樣，使行商陷入了惡性經營。1716年，廣州的貿易季節結束，大班就要起程回國了，為了避免海上風險帶來的損失，他們把一筆剩餘的銀圓留下來對行商放債生利。此後，放債成為外商的一個獲利來源。
從乾隆末年開始，廣州外貿的流動資金出現匱乏。清廷視粵海關為種種公與私的財源。數額龐大並構成清朝稅收重要部分的中西貿易稅，由行商承擔稅收之外，鋪張盛行、國用無度的清政府，又以皇帝壽辰、國家戰事、河工水利、征剿盜匪等各種名目向行商勒索攤派銀兩。再加上貪婪的宮廷和官府的榨取，僅1773年到1832年的數十年中，洋行捐款就達400萬兩之巨。同時，行商自身奢侈的生活也使得資金變得更為緊張。
交納關稅、採辦洋貨、修建宅院使付出的白銀不再能夠投入到貿易之中。此外，廣州行商訂購茶葉也要現銀支付，所以資金周轉成為行商經營上的突出問題。任何一個商人都懂得，只要貨流運轉，才能財源廣進。要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在當時來說也只有借貸一種方式。僥倖賺錢謀利，是許多貧困行商不得不選擇的冒險舉動，其結果就是19世紀行商大舉借貸，導致了大批商行得倒閉。
1780年，在開業的8家行商中，泰和行顏時瑛、裕源行張天球等4家欠外債380萬。他們原來借貸的實數僅為107萬，經利滾利竟然翻出3倍多。以“懷柔遠人”為重的乾隆帝，惟恐拖欠銀兩被外夷恥笑，有損天朝體統，他要求刑部下令顏、張二人變賣家產充軍伊犁，全部債款照原本再加一倍償還，由其他行商分10年清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