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評論界對余華的《兄弟》一片溢美之詞，用了“杰出、偉大、不朽”來贊美這本書。

      多年前，小說《活着》被張藝謀拍成電影后，作家余華這個名字開始在中國廣為人知。最近幾年，長篇小說《兄弟》又一紙風行，除了在中國大陸發行過百萬外，還被譯成多種文字，發行到世界許多國家，并在國際文壇獲得極大的贊譽。法國評論家把他與拉伯雷相提并論，英國評論家把他比作司湯達，英國的文學評論說，余華與狄更斯一樣具有神奇的天賦。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余華為自己成為作家而感到幸運。他說：“不是每個人都能與自己最合適做的職業相遇。我很幸運遇到寫作，在寫作中發現了自己。”

      與余華約好了在溫哥華Kitslano的一家咖啡店見面。陪同他來的是UBC現代中國文學專業的副教授、講一口流利中文卻金發碧眼的雷勤風（Christopher Rea）。
      這次余華來溫哥華，是應雷勤風之邀在UBC做講演的。余華個子不高，看起來很質樸、很隨和。雖然是享譽世界的大作家，但很謙遜實在。
最滿意的作品是《 兄弟 》
      記者采訪余華時，余華剛到溫哥華一天，時差還沒有調過來。這是他第一次來溫哥華，覺得溫哥華街景很漂亮，但還沒抽出時間四處走走。寫完《兄弟》后，他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希望把它忘掉，然后開始下一部的寫作，但兩年后，國外出版的高峰期又到了。他去年去了歐洲、日本，今年主要跑北美，參加被譯為各種語言的《兄弟》的推廣活動。現在，《兄弟》已被譯為英、法、日、德等多國文字，好評如潮。但余華也對過于頻繁的旅行感到有些疲憊。“時間都被切碎了，不能專注一部小說，只能同時寫三個長篇作品，都還沒有寫完。”他說。
      “我最滿意的作品就是《兄弟》。我想表現的是文革時代和90年代這兩個時代巨大的落差，也想表現李光頭和宋鋼這兩個人物的巨大差距。”在《兄弟》上部出版的時候，余華寫了一個後記印在封底，說上部是“一個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下部是“一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欲和產生萬象的時代”。他說：“今天的中國比歐洲還開放。”
      《兄弟》在中國出版是先出上部，再出下部，因為需要等下部寫完。這本書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海外出版時，一般都是上下部一起出，只有越南和意大利是上下分開出的。在余華看來，上下部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生活比作家寫的豐富”
      記者談到《兄弟》上部中一個讓人難忍淚水的細節：宋凡平被人打死了，他太高，放不進小棺材。深愛他的李蘭沒錢給他買大棺材，只好把他的腿從膝蓋砍斷，再將他放到棺材里。余華說，現實生活是確有其事，這是他太太老家發生的事情。
      等作品發表后，好幾個讀者寫信來，說是自己的親戚就曾是這樣被埋葬的，因為太貧窮。余華說：“小說里還有個人在自己頭上釘鐵釘自殺，這是我編的，但有位學者打電話來說，他父親就是這么自殺的。”余華說，
      《兄弟》反映了特殊時代的特殊生活，這些故事在文革時代沒人覺得奇怪，就像以后的人看九十年代發生的事情就會覺得很驚訝。

生活本身超現實
      作家怎么寫都有真實生活的對應，“生活比作家寫的豐富得多。”余華說。
      談到讀者普遍認為《兄弟》中的夸張寫法，余華認為不算夸張：“我們的生活本身就是超現實的生活，生活中充滿了夸張。三鹿奶粉事件你想像得到嗎？”他說，這個作品給中國文學帶來了爭議，但在國外獲得的是一片好評。他本來以為這本書會在法國引起爭議，但法國評論界一片溢美之詞，用“杰出、偉大、不朽”來贊美這本書。日本這種保守國家，能夠接受這部作品也出乎余華的意料。一位日本著名批評家不理解這部書為什么在中國被認為太夸張，他說，在會用“白發三千丈”做比喻的中國，夸張是傳統，不是發明。
      《兄弟》在國際文壇獲得極大的贊譽。法國評論家把他與拉伯雷相提并論，英國評論家把他比作司湯達，英國的文學評論說，余華與狄更斯一樣具有神奇的天賦。現在《兄弟》已發行了7個國家，今年4月發行第8個國家美國。
作家不必跟明星相比
      當余華到世界各地講演時，總會有很多書迷爭相請他簽名。讓旁觀者對他有明星一般的感覺。說到作家的“明星效應”，他說，現在的作家遠遠不能與過去的相比。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一開始是在哥倫比亞發表的，這個國家當時人口1000萬，這本書兩個月內發行了100萬冊；杜蕾斯的《情人》在只有6000萬人口的法國，一年就發行了500萬冊。他說，在人口龐大的中國，《兄弟》上下部加起來發行才100多萬，數量上完全算不了什么。當然也有其他因素的影響：現在有很多盜版，還可以在網上自由下載。
      說到大作家的當年盛況，余華有點興奮。他說，狄更斯的小說《老古玩店》在美國報紙上連載，結尾還沒有刊登出來時，他離開倫敦，坐船到波士頓。當他下船時，有1萬人在碼頭上迎接他，就是為了問他：小說的中的小女孩小耐爾死了沒有？陀思妥耶夫死時，圣彼得堡有8萬人為他送葬。“現在搖滾明星死了也不會有這么多人送葬吧？”他說。余華去過托爾斯泰的莊園，從城市坐汽車要3個小時才能到。“托爾斯泰死時，有幾千人坐着馬車來為他送葬，光路上就要用一天時間。現在，電影明星的葬禮也未必有這種盛況。”余華說。
      所以，余華認為，現在的作家的明星效應不能跟過去的作家比。也不能跟現在的體育、娛樂明星比。作家與明星的工作不一樣，不能相比。

自認是個樂觀人
      看過余華作品的人，會感到作品中充滿了悲觀的氣氛。也會認為余華是個悲觀主義者。“我的朋友們本來認為我是個痛苦的人，但交往以后才發現我是個樂觀的人。”余華笑道。
      他說，作家往往表達的是相反的情緒，表現的是另一部分的情感。人們往往喜歡現實生活中沒有的東西。就像畢加索畫他的太太，太太健康時，他就畫太太生病；太太生病時，他畫出來卻是紅光滿面的。對于作品中反復出現的非正常性死亡，余華說：“這與我童年的成長環境有關。”他父母都是醫生，所以他家住在醫院，對面就是太平間。小時候住的地方，有兩個地方血最多，一是屠宰場，二是醫院。醫院里經常看到一些外傷的病人。另外，他生長在文革時代，看到很多暴力場面。這樣的生長環境對他的寫作有很大的影響。
      他的小說《活着》與張藝謀改編的同名電影有很大的不同。余華認為這跟電影的長度有關，2小時10分鐘的電影不可能把小說的內容全部演完；另外，張藝謀與他對文革的經驗不同，張藝謀比余華大10歲，文革開始時17歲，對文革的體驗包含了前半段；當文革在余華所在的小縣城興起時，余華7歲。他對文革的體驗主要在后半段。
      在余華的小說《活着》中，福貴的家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一個人活着。記者問余華，電影里福貴夫婦都活着，還有個小孫子。是否小說比電影更悲觀？余華認為小說還是樂觀的，即使經過那么多苦難，福貴都沒有悲傷的感覺。主人公是樂觀的人。中國人就是這么苦熬過來的。

文學史是讀者創造的
      余華覺得一位作家，如果有一代一代的人讀他的書，就是最高的評價。“書在書店、圖書館，作家就存在，否則即使他活，作為作家的他也不存在了。”他佩服有些作家死了200年，作品還一直有人看。當記者問到他是否有使命感，他說，就是想把書寫好。我寫的很少，到現在只出了四部長篇。不滿意就不拿出來，有些放棄了，有些重寫后再出版。“國外有些評論家說我是高產作家，我覺得自己是低產作家。”余華笑道。
      余華說，他的創作靈感是在寫作過程中不斷涌出來的。不斷寫，靈感才會來。他的靈感來源與多方面，有生活片段，有細節，也有意象。
      讓余華高興的是，他1992年出版的《活着》，出版17年了，現在每年還有10萬冊的銷量。
      他說：“批評家無法左右讀者的感受，文學史是讀者創造的，不是評論家創造的。”

“我適合當作家”
      余華對記者說：“我是適合當作家的人，我很幸運做這個職業。很多人都在做不是最適合自己的職業，我很幸運我遇到寫作，逐漸發現寫作。”

風格一直變化
      余華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隨父母遷居至浙江海鹽。中學畢業后，在醫院做牙醫。按他的話說：“整天拔牙，也沒什么事可干。”他每天看到的就是張開的嘴，他覺得那是最丑陋的景觀。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文化館的熟人，問他怎么不上班，那人說：“我這就是在上班！文化館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余華覺得這樣上班很好，為了想辦法調進文化館，就開始了寫小說。當他的第一篇小說在《北京文藝》上發表后，他如愿以償地被調進了文化館，從此開始了沒人管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認為，當作家天份、才華很重要。但到了最后，作家的性格更重要。有的作家固步自封，有的作家勇往直前。“我是勇往直前的那種。”他說。
      被一些評論家稱為先鋒派作家的余華，說到自己作品的風格，余華認為自己的風格不斷變化，沒有固定的風格。當然，他也承認，同一個人寫的東西，內在的風格應該是一致的。他說：“我是現實主義者，現實中也包含了浪漫的東西。現實是包含一切的。”
      “當一個題材形成后，我就努力尋找適合它的風格。不同的題材，就像是高矮肥瘦不同的人，不能穿同樣的衣服，而應該為他們量身定做。”他說。

“我是適合當作家的人。”余華自認很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