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1月22日）上午九時，我的朋友耿先生用車載着我，冒着嚴寒，頂着冰雪，前往瀋陽市新城子區財落鄉大辛村。大辛村是我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地方，我在那裏度過了兩年的歲月，也是在哪里考上了大學，走出了農村。
       在那裏有很多人曾經幫助過我：大辛小學的詹老師曾經輔導過我數學。他待人溫和，教學有方，經他輔導的學生有很多都考上了中學，高中，或獲得更高的學位。那時他家裏經常學生滿堂，我就是他的學生之一；另一位幫助過我的人姓江，名子也忘記了。由於他脖子是紅紅的，所以當地人就叫他“雞脖子”，他當時被打成“右派”。所謂“右派”，並不是他剝削或壓迫過誰，而是他的父輩或祖父輩曾經做過官，經過商，擁有過產業。因為他是後輩，也與他們“享受”此惡名。那時，他白天參加勞動，晚上挨批鬥，經常被打得遍體鱗傷，鼻口流血。我十分憐憫他。此人非常有才華，能寫一手好字，文章也寫得好。他畢業于大連外語學校（大連外語學院的前身）的俄語系，他被村裏人認為文化最高的人。我曾在夜晚偷偷摸摸地到他家請教，他曾在我高考作文方面給予我很大的幫助；第三位幫助過我的人叫孫秀華，她當時是小隊黨支部書記，她性格爽快，能言善道，她曾提拔我當小隊團支部書記。後來她當了大辛村村長，那是我上大學以後的事了；第四位幫助我的人，是小隊行政隊長楊長奎，他和夫人能歌善舞，雖然只有小學文化，但文章寫得好，楊隊長主管宣傳，我曾向他投過稿；第五位幫助我的人，是小隊老隊長鄭英芝。他為人耿直倔強，工作一絲不苟。他時常在公開場合或小隊會上批評我：“張貴平就知道看書，活不好好幹，老出錯”。
      我離開農村已三十多年了，但思鄉之情時常有之，回去看看也是我長久的願望。今天這個願望就要實現了。大辛鄉現在會是什麼樣子？我還能不能找到？想見的人還在不在？青年點還有沒有？
     多虧耿先生車上有方向定位器。我告訴耿先生先找到財落鄉，只要找到財落鄉，就可以找到大辛村。耿先生就鎖定財落鄉。當我看到“瀋陽市第75中學”的牌子時，我就馬上認出，這就是財落鄉，我就是在75中學參加的高考。找到了財落鄉，我好像找到了方向，前方一條小路，我憑感覺，就可以斷定，那是通向大辛村的道路。
      經問路旁男學生，果然得到了確認，前方3-4裏處有人家的地方就是大辛村。我們沿着崎嶇的小路向前行駛，路兩旁白雪覆蓋着農田，農田中仍有一些收割的莊稼茬裸露在外面。
      我乘坐的小車越來越接近大辛村，我的心也驟然緊張起來：原來的大隊隊部還在不在？村頭的小賣部還有沒有？我曾在餓得實在受不了的時候，跑到小賣部，買點麵包餅干汽水什麼的。當我進入村子時，果然發現了很大變化，正街兩旁都是商家店鋪。超市，酒家。再往前走，有一條路，我憑感覺，那是通向大隊隊部，青年點，小賣部的道路，詹老師家也在附近。我下車問行人，“請問，詹褔洪家怎麼走？”對方答：“是不是那個中學老師呀？”我說：“是呀。”對方馬上告訴我：“直接往前走，有樓房的地方便是”。
當我們來到有樓的地方，正面門樓上有幾個大字映入我的眼簾：“大辛佳園”。社區有7-8座樓房組成。原來這裏是二隊的農地。詹老師就住在社區的公寓裏，下面是車庫，上面是住房。詹老師已七十多歲了，早已從75中學退休；夫人曾在村養雞場工作，養雞場早黃了，他也就回家了。他兩個兒子已成家立業，大兒子與他住在一起，二兒子在新城子區工作。
師生見面，那股高興勁兒就不必說了。我又問了幾個我熟悉的人。詹老師說，他們都住在這個社區裏。鄭隊長已80多歲，村長孫秀華聽說我來了，又要請吃飯，趕緊回家換衣裳，說穿素裝，見遠方來客“非待客之道”。行政隊長楊長奎已66歲。正在外村，聽說我要見他，騎個破自行車，丁丁當當地匆忙趕來。
      闊別33年後再相見，彼此情緒激動，場面熱烈。我雖然是一個普通下鄉青年，但一提到我，老鄉們還都認識：“那孩子學習用功，是當時大辛村唯一考上大學的青年”。酒過三巡，村長開始講話：“張貴平在我們村的時間雖然不長，只有兩年時間，但他沒有忘記這裏的父老鄉親，不遠萬里來看我們，我們非常感動”。他然後話鋒一轉，由喜轉怒，“我們村從1968年就開始接受下鄉青年，到1978年結束，不知培養了多少人才，可是，沒有一個人回來看看。除了張貴平外，全都忘恩負義”。
      其實，我也沒有他們說的那麼好。這裏曾經是我生活工作過的地方，我在這裏考上大學，那麼多人曾經幫助過我，我怎能不心存感激，怎能不心懷留戀。能回這裏看看也是我的心願。我在這裏吃了很多苦，流過很多汗，但這裏吃的苦流的汗豈不是生活的歷練，豈不是生活的大課堂嗎？它對我以後的生活道路裨益很大。我後來到美國和加拿大留學，邊學習邊打工，洋插隊的滋味也是很苦澀的，但我一想起我在農村吃的苦受的累，相比之下，這點苦又算得了什麼，這麼一想，心裏又得到了寬慰。
      我們把酒言歡，不知不覺已到了下午時分，外面開始飄起了雪花兒，天氣預報說，“下午將有中至大雪”。由於害怕雪大路滑，交通堵塞，我不得不與鄉親們握手話別，他們都希望我再來，我也這麼答應，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能什麼時候再來。臨行前，詹老師和楊隊長夫婦陪我看了看青年點，原來的青年點仍在，只是破敗不堪。青年點有兩排平房組成，前排是男生宿舍，後排是女生宿舍。現在男生宿舍還在，女生宿舍已沒有了。兩者之間挖了一個大坑，是原來所沒有的。
     後面的菜園仍在，那是我們青年點的菜園。當年，我們白天在各自的生產隊幹活，中午午休或晚上，在青年點菜園幹活，我們吃的菜都是來自房後的菜園。吃飯時，一聲鈴響，每室派兩個代表，拿兩個盆，去食堂打飯，一個盆裝飯，一個盆裝菜。我們吃的糧食主要是粗糧：窩窩頭，玉米粥，或高梁米飯。菜裏很少油，沒有肉。每週只能改善一次生活，或是大米，或是白麵，菜裏有肉，這可是我們的大喜日子，像盼老婆孩子那樣盼。飯菜隨便吃。為了不虧待自己，就扯開肚皮使勁吃，其後果是常常拉肚子，但也不在意，“解饞”才是硬道理，接着是盼第二次改善生活。
     我記得，我是1976年9-10月份中學畢業下的鄉。當載我們的“大巴”駛到村頭時，青年點派人迎接我們，他叫劉國福。那時，正下着雨，他被淋得像“落湯雞”似的。後來，我們也知道，在農村淋雨是常有的事，農民不會因下雨而中止手裏正幹的活。
剛開始插隊的頭兩天，大隊對我們進行傳統教育，把村裏的地富反壞右押上來批鬥。他們先報罪名，然後是批判，喊口號，有兩三個青年為了顯示自己對敵鬥爭殘酷無情，甚至沖到臺上，對他們拳打腳踢，頓時被打者口鼻流血。接着，村幹部領我們瞻仰了村裏的烈士墓。
作者：張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