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城務工人員結婚難，有地方政府為他們舉行集體婚禮。圖為重慶一對新人在集體結婚儀式上相互交換戒指。新華社

隨着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進城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1980年以後出生的進城務工人員）數量大增，對於這個過着候鳥般生活的群體來說，談戀愛、結婚成為他們面臨的難題。據瞭解，目前新生代民工多趁着回家過年的幾天時間迅速地相親結婚，“閃婚”之後發現兩人合不來又“閃離”，為日後的生活埋下了隱患。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現階段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務工者總數約有8487萬人，佔外出務工者總數的58.4%。對這個群體來說，成家立業是個美好的夢想，但卻多少有些“沉重”。
      《中國新聞周刊》消息，發生在湖北省天門市漁薪鎮一對年輕夫婦的家庭悲劇，可作為農村“閃婚族”的一個註腳。
      該鎮28歲的村民曉月和30歲的丈夫吳大海，當初相識10天便結婚，結婚兩年，至今分居了一年多。2012年元宵節，矛盾最終因為孩子激化為一場打鬥。
      結婚前，曉月和吳大海雖同住一個鎮，兩家相隔不過2公里遠，但兩人多年來一直在外打工，互不相識。2008年，他們都到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年齡。這年春節，雙方父母都在為兒女找人家，經親戚撮合，曉月和吳大海認識了。僅僅10天後，他們便去領了結婚證。誰知蜜月剛度完，夫婦倆在性格上的差異便顯露出來，從剛開始的小吵小鬧，很快升級為拳腳相向，以至於春節還沒過完，吳大海便獨自去了廣州打工。
      2009年元旦，曉月生下一個女孩。幾天後，大海回家，看望了女兒後很快又返回廣州。此後，曉月與公公婆婆的關係也開始惡化，不久帶着女兒回了娘家。2012年春節後，女兒斷了奶，曉月便將女兒交給了公公婆婆。夫婦倆在電話裏商量好離婚的事，準備過了春節就去民政局辦離婚手續。
      2012年元宵節，曉月回婆家看女兒，認為公公婆婆沒有將女兒照顧好。隨後，雙方發生口角，驚動了婆家的姑姐、姑姐夫，進而發生肢體衝突。爭鬥中，曉月的腹部被踹傷，當地派出所接警趕到後將她送往醫院，診斷為十二指腸急性穿孔。命是保住了，卻留下了後遺症。
      無獨有偶，湖北蘄春縣橫車鎮也發生了類似的案例。該鎮28歲的農民張青早年就到廣州打工，2011年春節回家，在父母的壓力下，與鄰鎮一個姑娘相親、結婚，前後不到半個月。
      婚後，夫婦倆一起去了廣州。後來張青才發現，妻子喜歡社交，常常和同事一起外出吃飯、唱歌，他則性格內向保守。於是兩人開始吵架，從小吵到大吵，最後，妻子不辭而別，去了溫州。2012年春節，他們的婚姻宣告結束。
      湖北天門市民政局婚姻登記所所長張鵬也在工作中發現了“閃婚”埋下的隱患。他說，有的閃婚對象從結婚到離婚只有幾個小時：參加婚檢後，有一方查出傳染病，兩人折身回來就拿了離婚證；還有的是結婚後三至五天，性格不合，又回來拿了離婚證。更多的閃婚農村夫婦，結婚後便分赴不同地方打工。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系主任段成榮也表示，夫妻長期兩地分居，由於缺乏彼此的情感交流，價值觀念和生活觀念改變，再加之城市物質生活誘惑，容易導致夫妻間情感破裂、家庭情感觀念淡漠，從而出現離婚率不斷上升。
      業內人士指出，農村青年的“閃婚”並沒有城市青年“閃婚”中所蘊含的社會意義上的前衛、時尚與浪漫，更多的是在特定社會結構和情境下的一種集現實無奈與功能需求為一體的策略性選擇。

      愛情不分貴賤 婚姻卻分城鄉
      有人為找到心儀的另一半發愁，有人雖然已經找到相愛的人，卻因家人反對而作罷。四川姑娘小沫最近就經歷了一段“未遂的灰姑娘的戀情”。小沫說，這段戀情讓她明白，“愛情不分貴賤，婚姻卻分城鄉”。
      《中國經濟周刊》消息，26歲的小沫來自四川農村。因家裏條件不錯，她上了北京的一所民辦大學，是自考性質的。經過努力，小沫順利地拿到了本科學歷。小沫說，她的一個遠房親戚在北京一家國有設計院當領導，畢業後她就到那裏工作了。
      小沫表示，在她的單位有三類人：第一類是體制內的，第二類是有固定合同的長期聘用制員工，第三類是技術民工，只是幫着幹活，沒有簽合同，沒有各種保險金，但收入還可以。她屬於第三類。
      後來，小沫在“驢友”團隊裏結識了現在的男朋友。他們共同經歷了很多次探險，甚至經歷過幾次生死考驗。但走到一起詳細瞭解後，他們倆都吃了一驚。她沒想到他是所謂的“富二代”，有家族產業，自己還開着一家公司；他也不敢相信她還是一個農村戶口的北漂。
      後來，小沫跟着男朋友回家見了父母。男方的父母說並不在乎小沫來自農村，但對其目前的狀況不滿意：如果是上了正規的大學，有了固定的工作，他們也不反對，可現在，她完全就是一個臨時工，現狀證明她的能力很差。
      小沫很無奈，她不知道怎麼證明自己的能力。“在這樣龐大的城市，在他這樣的家庭面前，我就算拚了小命證明自己，也不過是蚍蜉撼大樹。”小沫說，“一段未遂的灰姑娘的戀情讓我明白不能奢望靠愛情改變命運，而要靠自己的力量在城市擁有一個家。”

      農民工婚戀問題多
      不知道怎樣和異性相處
      不敢和本地人談戀愛
      在打工地談的戀愛結不了正果
      老鄉找老鄉，交往圈狹窄
      不接受婚介，對愛情抱有期待

      工地小伙 難找對象
      自從和老家的女朋友分手後，在北京某工地幹活的河北小伙子王帥至今也沒談上另一段戀愛。“找個對象哪兒那麼容易！”儘管王帥經常把攢錢娶媳婦兒掛在嘴上，同伴也拿這個打趣他，可真說起找對象的事，他是發自內心的無奈。
      《中國新聞周刊》消息，24歲的王帥是河北保定人，出來打工前，經朋友介紹認識了鄰村一個姑娘，兩人很談得來，不過後來他去了北京，女友去了保定，異地戀堅持了一段時間，就分了。
      王帥說，現在工地上都是男的，上班時間是早6點到晚6點，幹一天活掙一天錢，捨不得請假，他接觸姑娘的機會很有限。
      “去飯館吃飯，買東西啥的，我也跟那兒的侍應聊，可人家看得多了，哪能瞧得上咱？”說到找對象的條件，王帥幾乎脫口而出：“沒條件！遇到喜歡的就行。”
      王帥遇到的問題並不是個例。對於19歲的侯世鵬和侯方路來說，儘管找對象還有點早，可是兩個人都已經感覺到了壓力。他倆來自山東菏澤，都是跟着父親到北京工打工，兩人休息時喜歡到公園裏逛，稱“北京啥都好”。
      侯世鵬說，到了年齡，家裏自然就會讓他相親了。不過，他有點矛盾，怕找不到自己喜歡的。“反正只能按自身條件找，太高的要求也不現實。”侯世鵬說，以前他當保安，月薪只有900元，現在換到工地上，每月掙得多了，唯一的問題是工地上全是男的。
      侯世鵬的QQ上有好幾百個好友，他最近還發現新買的手機裏有一個內置的婚戀網站的應用。“不排除在網上找的可能性，我一個表哥就是在網上談的，都結婚生孩子了！”侯世鵬說。
      同樣在工地上工作的河南小伙子杜鵬算是幸運的。從老家出來後，他一直在北京建築工地上打工，雖說辛苦點，每月能有三四千元的收入。一年前，杜鵬通過QQ聊天認識了在公司做文員的同鄉女友，如今兩個人已經談婚論嫁了。

      高不成低不就 感情不穩定
      進城務工的年輕人，不全是從事體力勞動，也有人從事相對“體面”的工作。但這部分人在婚戀問題上“高不成低不就”，也面臨着很大的問題。
      《中國經濟周刊》消息，已經到北京兩年的賈小偉，最大的心願就是趕緊找個女朋友。24歲的賈小偉老家在河南農村，初中畢業後到東莞電子廠打工，後來賈小偉學了平面設計，2010年到了北京，考取了驗光配鏡師資格，應聘到一家眼鏡店做店員。
      最近，賈小偉的老闆開了一家分店交給他打理，他月薪能拿到四五千元，手下還管着三四個人。眼看生活漸漸有了起色，緣分還是遲遲沒來。
      皮膚白淨、身材魁梧的賈小偉說，他也不知道，找對象怎麼就成了個問題，“我現在是高的夠不着，低的找不到”。
      賈小偉談過一個女朋友，後來，有專科文憑的女孩考上了家鄉的公務員，這門婚事也就算吹了。“主要是她家裏人反對。”小賈說起來，還是有些傷感。
      到北京兩年，賈小偉也試着交過女朋友，有店裏的顧客，有同事或老鄉介紹的朋友。最長的一次談了兩個月，女孩是個護士。“就是談着玩，明顯不可能。誰家女兒是白養的？嫁那麼遠，我得給多少彩禮錢。”賈小偉自嘲地說。
      剛到北京時，賈小偉住在地下室，升職後換成住平房，房租900元，每天騎半個小時自行車上班。“這兩年省吃儉用，手頭存了五六萬，要是找了女朋友，肯定就攢不下這些錢了！”賈小偉說。
      “北京這地方太現實了，什麼都要花錢！請女孩吃飯至少也要兩三百元。以前我在東莞廠裏時，追女孩子買點水果就行！”賈小偉說，他特別羡慕現在還在東莞打工的哥們兒，都能找到女朋友。
      對於未來，賈小偉還算樂觀：“我要先好好攢錢，開一家自己的眼鏡店。其他的，就只能看緣分了。”
      23歲的河北姑娘張晴，16歲就離開家鄉打工到現在，已經待過好幾個城市。到北京後，張晴當過餐廳侍應，做過銷售，現在的男朋友是她在餐廳打工時的同事。
      “我覺得北漂談對象挺難的，一是離老家遠，陌生人不可靠。二是經濟問題，說白了，見得世面多了，想要的東西也多。”張晴說。

      長期分居致家庭冷暴力
      農村大齡青年，趁春節回家快速解決了婚姻大事後，其中一方甚至是夫妻雙方，很快又趕回各自打工的地方上班，長期的兩地分居導致了一種家庭冷暴力。
      《中國新聞周刊》消息，湖北省天門市36歲的農村青年汪波，由於家境貧寒，多年來一直在廣州打拚，無暇花費太多心思在婚姻上，但每年春節，汪波都會回家過年。2007年春節前，汪波的父母和親戚提前開了一個家庭會議，商量着一定要在當年春節期間幫他成婚。
      就這樣，在汪波不知情的情況下，父母相中了一個遠房親戚家24歲的姑娘，定了結婚計劃。耐不住父母的壓力，2007年正月初六，汪波終於和父母選下的姑娘舉行了婚禮。
      婚後一個星期，汪波的春節假過完了，匆匆忙忙地去了深圳。這一去就是一年，妻子在年底生了個兒子，可到了2010年年春節，汪波再也不回家了。無奈的妻子只好在2011年夏天帶着孩子去了一趟深圳。但是，2012年春節，汪波仍然沒有回家，妻子在家裏幾乎成了“守活寡”。業內人士稱，這樣的婚姻狀態，對女性而言是一種“家庭冷暴力”。
      但也並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閃婚族中的被動者，由於城市生活方式的熏染，許多女性的婚姻價值觀也在變化。
      湖北省浠水縣32歲的王嵐，這些年一直在深圳一家電子廠工作，雖然身邊不乏追求者，但婚事一直沒有定下。2012年春節回家，父母再也等不急，催促着她和當地一名同齡男青年結了婚。新婚伊始，王嵐與丈夫簽訂了一份協議：“三年內不要小孩，三年內各過各的生活，經濟獨立，互不干涉、趁年輕多賺點錢。”
      專家表示，已婚打工者面臨的情況極為複雜。當夫妻一方外出時，其家庭關係會受到嚴重影響；當夫妻共同外出時，又會形成目前備受關注的“留守兒童”問題。如果將孩子帶在身邊，一方面會加重生活負擔，同時也會遭遇子女在城市就學難等困境。

      城市化衝擊 婚戀觀嬗變
      新生代農民工婚姻家庭問題的原因比較複雜，既有當事人的因素，也有外部環境對其原有婚姻觀造成的衝擊。
      《中國新聞周刊》消息，中央財經大學教授樊歡歡認為，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婚姻家庭問題反映出很多新生代農民工受城市影響較大、思想出現變化、而外在環境約束又相對減少的現實狀況。
      廈門大學教授蔣月對此表示認同。她認為，一方面，農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期間，不可避免地受到工商業社會價值的衝擊，漸漸地城市化。夫妻雙方在工作、交友、適應等多方面出現的差別，導致彼此價值觀念發生變化。
      另一方面，離開了原來的親友圈子，婚姻一旦出現衝突，缺少了“緩衝地帶”和“粘合劑”，生變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大。

春節期間是務工者的結婚高峰。圖為江蘇南京一家婚姻登記處，注冊登記的新人排成長隊。中新社

建築工地異性少，很多務工者沒機會談戀愛。圖為建築工人在湖北省巴東縣一處工地作業。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