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源潮從小的理想是當教師。

62歲的李源潮一直被視為團派，但他也與江澤民的“上海幫”關係密切，具“團派”和“江派”色彩。本身亦屬太子黨的他，曾與習近平、李克強等一樣，當過“下鄉知青”，被譽為十八大的“知青黨”成員。
不過，在十八大角逐中，原本外界一直看好能入常（進入中共中央常委）的他，突然仕途止步，只能停留在政治局，令外界大感愕然。據明鏡新聞報導，李源潮是因為遭人實名舉報，他在海外包養情婦，並通過情婦斂財，以致馬失前蹄。

      日前香港《蘋果日報》記者赴李曾插隊的海豐農場，觀察這位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磨練之地。
      位於江蘇省鹽城市大豐境內的海豐農場最早是上海農場的一個分場。它距離上海約300公里，是中共建政初年從江蘇“挖”出一塊地，專門關押上海市勞改犯人的地方，是上海最大的勞改農場，後來變成上海的糧油副食品生產基地，當地居民擁有上海戶口，子女考大學與上海人同等待遇，因而被戲稱為上海的“殖民地”。

      蘆葦房外讀書　腳浸水盆防蚊子叮
      1968年5月，李源潮是首批5000多名“老知青”，當時他還用“李援朝”的名字。李源潮當年插隊的慶豐二隊，當年的三排茅草房早已拆去，只剩房基，中間操場也長滿雜草，南面是飯堂。但農場總部有一個上海知青紀念館，記載並展示當年知青們在農場戰天鬥地的歷史，裏面收藏有當年李耕田出工的考核記錄、用過的農具。但令人遺憾的是，記者到時紀念館“閉館整修”。經瞭解才知，原來因李將進入十八大中共權力核心，當局為防媒體炒作，下令閉館，等十八大塵埃落定後，再重整展出。
      海豐農場的人無不以“出產李源潮”而自豪，連在路邊歇腳的農民工被問到時，都會興奮地說：“李源潮呀，當然知道！是我們這出去的。哪裏想到呀，當年他們還是小孩（中學畢業），過來玩玩（插隊），想不到現在是大領導了！”當年和李同隊的隊友梁鐵旦憶稱：“我們四個人，一天要割稻七畝二分，那時秋收很緊張，農活很艱巨，雖然苦，但大家同勞動，心裏高興。”
      記者探訪住在農場的新豐鎮的邵炳謙一家。提起當年李源潮那班知青，邵家人津津樂道：“（他們）當時苦到不得了！在農場吃不飽，在（我們）這邊玩完吃飽飯就感謝到不得了。”邵說，當年知青只有每禮拜日來他們村買生活用品、花生、瓜子，村民見他們苦，都讓他們吃飽才走。問他們當年認識李源潮嗎？邵答：“通通（都是）小伙子，認不得了！”
      邵炳謙告訴《蘋果》記者，李源潮今年1月曾回過農場視察，還託村裏幹部來送禮物給當年給他送飯吃的老村民，“可他自己（李源潮）沒有來呀！你讓那些幹部去哪找當年那些人哩！”
      當年的上海知青范天慶曾回憶說：“在那些知青裏面，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李源潮。在充滿霉味的破爛蘆葦房中，他經常一個人坐在蚊帳中看數學書。有時房子裏沒有電，李源潮就到蘆葦房外面讀書。為了不被蚊子叮咬，他還想出辦法，端一盆水把腳浸在裏面，不怕蚊子叮。”

      攜子重走自己走過的路
      1998年，李源潮任文化部副部長時，帶着妻兒從北京回海豐農場“探親”，又讓兒子挑了一擔土，重走自己走過的路，還把那裏的土帶了一包回北京。他指着一所屋簷下一盞路燈對兒子說：“這是當時農場裏唯一一隻亮到天明的路燈。那時集體宿舍規定，定時熄燈。爸爸就跑到路燈下麵看書。”他告誡兒子“應該好好珍惜你現在的學習環境”。
      四年知青生活，李源潮經歷了“欲成大器者，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過程。1972年他獲推薦上大學，成為上海師範大學數學系的“工農兵學員”，畢業後分到中學當數學老師，1976年“四人幫”倒臺後內地恢復高考，李又以28歲的高齡，考入復旦大學數學系。
      李源潮的父親李幹成雖是高官，曾任上海副市長，但他卻差點成為雲南的“山野孩子”。事因他的父母“嚴重超生”，一共生了七個子女，他排行第四。

      父母嚴重超生　過繼小姨
      雖然李家人丁興旺，但在中共建政初年的50年代，國家貧窮，加上母親呂繼英的妹妹喜歡，李源潮出世後不久，母親就把他過繼給自己的親妹妹。小姨在雲南煤礦山溝裏工作，李也被帶到當地，在一間山溝小學讀書，天天跟其他孩子滿山跑。
      所幸他讀完小學後，小姨也調回上海做官，他才得以回到父母身邊。他回到上海後，入讀“江南四大名中”的上海中學，當時竟連一句上海話都不會講，被同學嘲笑“很土”。
      2011年底，復旦大學數學系77屆全班46人返回母校合影。據悉，李源潮當天帶着 太太小孩，專程趕去赴會，令大家感到意外的同時，他竟然還能叫出所有同學的名字，大家都十分驚訝。發帖者稱：“最後拍集體照時，不知誰提議仍按照30年前畢業照的位子站。李當時是站在邊上的，這次還是站在最邊上。倒是弄得攝影師和記者們有點不知所措，想把李重新安排到前排中間，但被他拒絕了。”

      同情六四 仕途停滯10年
      1989年天安門學運事件發生時，李源潮正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他領導下的《中國青年報》刊登同情學運和學生的文章。當局宣佈北京戒嚴後，李曾冒危險跑到報社召集部門主任開會，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還教同事出街時若聽到槍聲要“立即臥倒”。
      六四事件後，李源潮被黨內保守派指對大學生“態度不夠強硬”，他的仕途也在六四後停滯不前長達十多年，一直在副部級職位上沉浮。直到2002年胡錦濤接任中共總書記後，他才官升一級，獲委任做江蘇省委書記，五年之後接掌最有權力的中組部，進入中共政治局。但李在江蘇任內政績被指“好壞參半”，2007年太湖爆發藍藻污染，數百萬人數天沒有自來水可用，政府最後關閉了2,000多家化工廠。事件令李的形象受損。但他離任時，獲中共高度評價，指他的政績“江蘇人民不會忘記”。

      限四菜一湯　反腐倡廉
      話說，李源潮任共青團中央書記期間，視察地方時常說“除了四菜一湯，不能再多”，在共青團內部接待要反腐倡廉。有指如果接待超過四菜一湯，他就拒絕出席，否則就自掏腰包付錢。
      李源潮生於1950年11月，那一年，中共派兵“抗美援朝”。李的父親李幹成把他取名援朝，李在文革下放時都使用該名，後來才改名源潮。
      李源潮背景復雜，雖是團派，但又是太子黨出身。李的父親李幹成文革前曾擔任過上海市副市長。江澤民主政上海期間，邀其父擔任中共上海市委顧問，雙方多有接觸，彼此了解。當初曾慶紅雖有意打壓過李源潮，但不排除是通過打壓再行收攏的手段。

      一介書生 理想當教師
      熟知李源潮的人告訴我們，從政之前的他只是一介書生，當時他的最大追求只是當好一名教師就足矣。
      據《李源潮傳》作者劉方遠介紹，“文革”時期，李源潮父親被關押，母親被趕到農場，李家子女們也都受到牽連。幾十年後，除了李源潮當上大官外，他的兄弟姐妹都很普普通通。而當上國家領導人的李源潮，也讓家人感到驚訝，因為他當初的理想只是想從事教育工作。
      李源潮溫文爾雅的書生性格，與其童年被自己的小姨領養有關。他的親生父母給了他生命，他的養父養母伴著他渡過少年時光。李源潮是在雲南礦山裡長大的。山裡的孩子所特有的一些品質，多年後還可從李源潮的從政風格中依稀可見。

      陳丕顯改變了他的命運
      據他的大學同學回憶，讀大學時李源潮非常刻苦，他的人生理想就是當個數學家，從事研究工作。然而，父親的老領導、前上海市負責人陳丕顯，改變了他的命運，讓他進入共青團系統，並踏上仕途快車道，從上海團市委直接進入團中央。
      據熟悉上海政壇的人士介紹，當初陳丕顯在上海一共培養了三位後備幹部，一個是後來成為江澤民大管家的曾慶紅，另一位是前上海市副市長梁國斌之子、前浙江省委副書記梁平波，第三位就是年紀最小的李源潮。
      就這樣，中國的教育界缺少了一名有可能成為著名教師的年輕人，而被寄予厚望的共青團梯隊多了一個總與時局格格不入的學者型官員。

      身穿“迷彩服” 相容各種環境
      劉方遠評論說，多樣的背景淵源，使李源潮仿佛穿上一件五顏六色的“迷彩服”，能夠很快地融進不同的環境。他既是太子黨，又是共青團派，還算上海幫，更與北大幫也沾上邊。與哪個山頭都搭得上，給他接過中組部長這個新職務帶來了左右逢源的便利。
      從李源潮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人的命運一半在自己手裡，一半天註定。他們在商場或官場上的沉浮，起關鍵作用的不是自己的折騰，而往往是由時代大環境決定的，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生不逢時”或“時勢造英雄”。
      每一個人在生活中要想有所收穫，就要少一些折騰，直面問題多幹實事，才有出路。

      妻子是音樂教育界名人
      一向低調的李源潮，外界對她的夫人所知甚少，原來她叫高建進，在中國音樂教育界名聲很大，一直在中央音樂學院當教授。
      據悉，李源潮和高建進在復旦大學認識，兩人大約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結婚，當時兩人都30歲左右，屬於大齡青年。據李的二哥李偉之透露，李源潮和妹妹李甦光是同一天結婚，家裏只擺了兩桌，只有最親的親戚到場。
      高建進和李源潮同歲，都是1950年出生。據知情者透露，高建進的父親是南下幹部，曾經擔任過上海市建委副主任。和李源潮一樣，高建進也不是在上海出生的，據說上學時只說普通話，不會講上海話。據同學描述，高建進個子不高，很文靜，從小就學彈鋼琴，但上學時不太愛參加學校的活動。
      文革開始後，李源潮因父親被打倒受到牽連，待在家裡當“逍遙派”。此時的高建進也很少與同學聯繫，其經歷也很難被同學所知。至於她的父親是否也在文革被打倒，她是否也受到牽連，是不是跟李源潮一樣也上山下鄉當知青，等等，當年的同學也不清楚。
      高建進1979年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音樂研究室外國音樂史專業本科，並留校任教。由此分析，高建進應該是最後一批工農兵學員——1976年被推薦上學，學制三年，於1979年畢業。
      在高建進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的前一年，在文革中也進大學念過兩年書的李源潮成為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進入復旦大學數學系。
      李源潮1983年調到團中央後，高建進仍在上海音樂學院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據知情人士透露，調到北京後，由於住房一直未解決，李源潮和高建進兩地分居了一年多。剛到團中央工作時，李源潮還在辦公室住了好幾個月。
      直到1985年，高建進才調到中央音樂學院附中任教，並擔任中央音樂學院附中理論學科主任。高建進在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工作了13年，於1998年調到中央音樂學院任教，擔任音樂教育教研組組長，並開始着手籌建音樂教育系。高建進在中央音樂學院附中任教期間，正是李源潮仕途徘徊不前時期，從團中央到國務院新聞辦，再到文化部。等高建進調到中央音樂學院組建音樂教育時，李源潮已擔任文化部常務副部長。
      1999年中央音樂學院音樂教育系成立後，高建進成為第一任系主任，至今已有11年。在此期間，李源潮曾赴江蘇工作七年多，但高建進並未隨行，帶着兒子住在北京。
      高建進在音樂教育界名聲不小，她翻譯的有關音樂教育的著作被稱為音樂入門教材。1985年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達爾克羅斯體態律動學入門》一書，作者是英國音樂教育家德賴維爾，譯者為高建進。
      此外，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由匈牙利音樂教育家索妮撰寫的《音樂的讀與寫》一書，也是由高建進翻譯的。

李源潮走上仕途受了陳丕顯的指點。

李源潮父親李干成曾任上海副市長。

李源潮夫人高建進現為中央音樂學院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