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孟仁神父講述他的中國緣，（本文歷史圖片便由他提供）
在多倫多士嘉堡湖濱的Guildwood公園，那里散布着許多精美的建筑雕塑，而這里原有的一個酒店––Guild Inn，便是加中最早交流的大本營。90年前，加拿大天主教在士嘉堡專門設立了中國傳教學院，培訓前往中國傳教的傳教士，地點就在如今峭壁公園（Bluff's Park）。過去近100年來，有55名傳教士從那里走向中國，并把這個世界上最為神秘的國度介紹給加拿大人，其中有一人是來自中國的華人，他也是唯一一個在中國生死不明的傳教士。本報記者：李海濤
蘇孟仁神父告訴記者，歷史猶如是上天的一個玩笑。他表示， 1920年，士嘉堡傳教團成立的目的是僅針對中國傳教，發展了90多年以后，卻成了除了中國不能去之外，在全球都可以去傳教。
Guildwood公園坐落在多倫多市士嘉堡區，靠近Kingston Road和Morningside Road附近的安大略湖濱峭壁之上。几十年來都是舉辦婚禮和婚紗拍攝的熱點地之一，因為這里除了站在峭壁上眺望浩渺的安大略湖之外，還有充滿古典气息的城市雕塑和建筑遺跡，有點像中國圓明園遺址的感覺。
歷史在這里沉淀
《加拿大都市報》記者這個夏季聆听了由周邊居民充當義務講解員介紹這里的歷史，才發現這里完完全全是一個建筑歷史收藏園。許多多倫多被拆掉的古老建筑，它們最具代表性、藝術性的部分，都被一對藝術家夫婦收藏搬遷到這里，使我們可以在這里找回到歷史的感覺和痕跡。
公園的這片土地的几任主人都是加拿大歷史上的名人，包括加拿大首任總督John Graves Simcoe，加拿大1804年的國會議長Alexander MacDonnell ，上加拿大省府秘書長Duncan Cameron等。
公園內的唯一建筑群就是Guild Inn酒店，這片物業中最古老的木屋建于1795年，屬于士嘉堡最早的一批民居。加軍上校Harold Bickford在1914年興建了酒店的主体部分，作為他夏天的度假屋，在峭壁上可以俯瞰安大略湖。他在一戰尾聲時期獲升准將，并在1919年率領加軍在前蘇聯的海參威登陸。
這里最初的名字叫做 Ranelagh Park，麻雀雖小五髒俱全，佣人房、幼儿室、圖書室、6間臥房等。地下室還有一個大鍋爐，与之相伴的是洗衣房、儲物室，甚至還有一個水果和蔬菜室。
前往中國的起點
鮮為人知的是，這個酒店早在1920年代曾經是加拿大向中國派遣傳教士的大本營，几乎所有前往中國的加拿大天主教英語傳教士，都曾經在這里經過嚴格的訓練。1921年，酒店賣給了羅馬天主教會，這里最初的名稱就叫做中國傳教學院，隸屬于加拿大羅馬天主教海外傳教部。現在則更名為士嘉堡傳教團（Scarboro Missions），負責加拿大天主教在海外傳教的所有工作，總部就在峭壁公園附近的Brimley Road和Kingston Road路口西南角。
《加拿大都市報》記者為此聯系了士嘉堡傳教團的首席主持蘇孟仁神父（Fr. Brian Swords），電話預約的時候几句英文交流之后，對方竟然以純正的國語問道：“你什么時候能來？”着實嚇了記者一跳，在加拿大遇到為數不多講中文的西人中，蘇孟仁的中文堪比大山的水平。
見面之后才知道，蘇孟仁神父先后在中國待了20年之久，已經達到了無所不知的地步。曾經是醫科畢業生的蘇孟仁，后來修讀神學，又到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修讀語言學和中文。1978年首次進入中國大陸，在中國大連的高校教授英文。1986年返回多倫多，到士嘉堡傳教團任職，1987年當選最高職位的首席主持至今。期間他又在1997年再次到中國大連、西安、北京、長沙、成都、包頭、烏魯木齊等高校教授英文，直到2010年才回到多倫多，可以說是一個中國通。
他利用業余時間，深入中國的天主教會，參加他們的禮拜，實地了解天主教在中國的開展情況。作為加拿大天主教海外傳教工作的一把手，能花這么長時間長期在第一線工作，其工作精神和態度着實令人贊嘆。
蘇孟仁神父告訴記者，歷史猶如是上天的一個玩笑。
他表示， 1920年，士嘉堡傳教團成立的目的是僅針對中國傳教，發展了90多年以后，卻成了除了中國不能去之外，在全球都可以去傳教。不得已，在1981年把原來中國傳教團的名稱改為士嘉堡傳教團。然而他們對中國的眷戀卻始終沒有停止過，蘇孟仁表示他相信中就會有那么一天，天主教會重返中國。
頑石，你何時打開大門？
据記載，加拿大傳教士 Francis Xavier是第一個向中國傳教的加拿大牧師，可惜他于1898年在中國廣東省台山的上川島（Island of Sancian）因病去世，最終未能深入到內地。他的死在當時是一起象征性事件，它標志着在宗教改革（包括南歐天主教改革和北歐的新教改革）和環球航行傳教背景下的全球福音化時代，在中國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礙。隨 Francis Xavier之后而來的意大利耶穌會士范利安（Valignani, Alexandre）在澳門眺望北方呼喊：“哦，頑石， 頑石，你何時打開大門？！”他的呼喊代表了羅馬世界面對中華帝國的焦慮和無奈。
后來在Guild Inn的中國傳教培訓學院用Francis Xavier命名，就是以他來激勵后來前往中國的加拿大傳教士。
据蘇孟仁介紹，1921年到1923年兩年間，Guild Inn作為即將赴中國的神學院學生的宿舍，他們上課還是要到6公里之外的士嘉堡傳教團現址，因此非常不方便，后來就全部搬遷出來。
至于當年在那里總共有多少學生就讀，蘇孟仁表示并無歷史記載，但是從1920年代到新中國成立后，由他們派出前后在中國工作過的天主教傳教士有百人左右，他們成立90年來培訓了150名傳教士。
這些傳教士主要在中國浙江省，當時加拿大天主教傳教士主要派出机构有兩個，一個是以士嘉堡為基地中國傳教團，他們是以英語傳教。另一個是以魁北克為基地的法語傳教團，他們向中國派出了300多名傳教士。
蘇孟仁介紹說，這些傳教士在士嘉堡完成培訓之后，再到中國北京進行語言培訓，但是到了浙江遇到當地方言還是听不懂。
他們在那里除了教授英語之外，也開辦醫院學校，還影響到科技引進、慈善、印刷、女權改良、婚姻觀念等方面。他們發行的傳教雜志現名為《士嘉堡傳教》，以前叫《中國傳教》，發行量曾達到5万份。他表示，除了傳教之外，這份雜志還有創收的功能，每年訂价是1加元，以此來彌補開支。雜志都是在士嘉堡印刷，再運往中國。
傳教鼻祖樊國柱
這批傳教士里最有名的一位就是中國傳教團的創始人John Fraser神父，其中文名字叫做樊國柱。他1877年出生于多倫多一個蘇格蘭裔移民家庭。在St. Michael學院完成本科學習，又到意大利的熱那亞學習神學，遇到了一些到海外的傳教士，于是也萌發了到全世界傳教的念頭。
John Fraser在1901年取得了傳教士的資格，他返回加拿大与家人作了短暫的告別之后，于1902年乘船前往中國傳教。同年12月21日他抵達了中國，被指派負責宁波教區，成為中國第一個來自北美的傳教士。
8年之后他返回加拿大，用了兩年的時間試圖去引起人對對中國傳教的重視。期間他曾經到了美國、愛爾蘭、蘇格蘭和英格蘭等地四處游說，然后又返回中國傳教。
1918年11月9日，渥太華大主教Gauthier授命樊國柱組建一個傳教學院，該學院在1919年9月順利建成，校址是由一個磨面作坊改造而成，位于首都渥太華西部的小鎮Almonte，1921年學院搬遷到士嘉堡的Guild Inn至1924年。
1925年，樊國柱率領士嘉堡中國傳教學院首批畢業學員前往中國浙江省麗水傳教。為了紀念其功績，1932年1月他被任命為多倫多St. Michael大教堂的首席書記官，從那時起他被尊稱為Fraser閣下。
艱苦環境傳教救人
當年傳教士在出國前除了學習神學外，還要接受現代科學和醫學的培訓。他們到中國除了傳教之外，大部分時間用在為窮人看病、開辦教育和醫院上。比如民國時期教會大學共有23所，其中教會大學就占了20所，其他教會附屬的學校則不計其數。當年的教堂更像是一個教會、學校和醫院的綜合体。
主教Fraser也是經常親自出診為百姓看病，他在回憶中寫道：一次到教會25英里以外的農村出診，接到求救后他就立刻雇了一輛黃包車叫上書童往汽車站赶。不料班車出了故障，租一輛車過去价格奇貴，需要10美元。
在生命和金錢之間，他選擇了生命，最終赶到病人家救活了一個4個月大的嬰儿。
20年代，黃包車是市內主要交通工具，大部分傳教活動需要步行，尤其是浙江山區的傳教活動。神父Maurice回憶說，通常兩個傳教點相距25英里，走路需要兩天，因此對体力要求很高。通常會有一個書童相伴幫着挑東西，每到一地都是在教徒家中過夜，他們都是拿出最好的東西來招待。
一別60年的空白
由于傳教工作開展的規模越來越大，加拿大需要樊國柱回國處理事務，他在中國忙碌的傳教工作于1941年終止。不幸的是二戰爆發，他走到印尼首都馬尼拉之后就無法繼續前行，這一困就是三年半，這段蹉跎征途使他1945年才回到加拿大。
1946年，樊國柱再次乘船返回中國到金華傳教，3年后他返回多倫多升任總會的副職，從此之后再也沒有返回中國。原因是1949年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剩下的傳教士均被逮捕，大部分在1952都被驅逐出境。中國傳教工作自此戛然而止，樊國柱在1950年東渡日本開始了新的傳教生涯，那時他已經73歲高齡。
他在日本一直傳教到1962年，最終因病客死他鄉，終年85歲。
据蘇孟仁介紹，最后一個加拿大傳教士是在1954年被中國政府赶出大陸，他的名字叫做Louis Arthur Venadam。這些傳教士离開中國之后，就到附近的印尼、日本、孟加拉、菲律賓、台灣等地傳教。
最後傳教士被趕出大陸
由于這些傳教士都以為那次离開中國不過是個短暫的休止，因此他們都沒有留下什么回憶錄之類的文字記錄，如今看來非常遺憾。他們沒有想到，60年前的一別就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國。
蘇孟仁表示，早期天主教之所以前往中國傳教，是抱着一种拯救中國人的使命。他們相信，如果中國人不信天主，死后就要下地獄，因此他們一定要去中國傳教布道拯救他們。
然而，經過几十年的發展，他們也意識到中國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雖說信奉的神靈不同，但是其內在都是相似的，因此目前傳教的觀念也有所改變，取長補短、互相融合是主流。
他在中國工作的20年間，深入中國的天主教會，感受到目前中國天主教的現狀和世界還有很遠的距离。
他表示，中國政府不希望自己的人民擁有第二個政府，也就是不希望海外的教皇可以命令她的子民，因此已經把中國的天主教改成“愛國天主教”，其神父都是由政府任命。他所知一些委派的神父与信徒之間的關系很緊張，不能算是正宗的天主教。
他堅信，總有一天天主教會重返中國。
另外，《加拿大都市報》記者在采訪傳教團總監蘇孟仁的時候，獲贈一本介紹加拿大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浙江傳教的書，名為《中國任務在浙江》，作者是加拿大自由撰稿人Grant Maxwell，出版時間在1981年。
作者在寫作該書時，有許多去過中國的傳教士還健在，因此書中比較詳盡地介紹了那段鮮為華人所知的歷史，從中不但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回看中國的過去，也可以了解長達百年的中加文化交流的故事。
原來中國人有自己的宗教
根据蘇孟仁回憶，士嘉堡中國傳教學院的開設，目的是為了到中國傳教，沒想到100年后，中國成了全世界唯一的孤島，任何傳教士都無法抵達的孤島。因此學院的名稱只好改成士嘉堡傳教學院，其服務地點遍布全球但獨獨不能去中國。
1978年，蘇孟仁以英語教師的身份回到改革開放的中國，他在那里前后呆了20年。并利用周末前往各地教會實地考察。
回想几十年來的努力，中國依然是水潑不進，蘇孟仁感慨道：以往西方傳教士的觀點是中國人需要拯救，不信上帝的話將來就會下地獄。因此，他們肩負使命前往中國傳教，但后來發現中國有自己的宗教，其宗旨也差不多，東西方都有各自的生存之道，雙方需要取長補短和相互融合。
的确，根据該書記載當年西方傳教士前往中國，完全是效仿歐洲傳教士發現北美大陸時，以宗教洗禮北美原住民并大獲成功的案例。當他們得知擁有4億人口的中國，每天有3.3万人死去的時候，深感若不去中國傳教，每天就會眼睜睜看着這3.3万人下地獄，因此緊迫感和使命感倍增。
冀拯救中國人免下地獄
在無神論者的眼里這种理論有點荒誕，但是他們真的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
神父Lawrence Beal寫道，為什么選擇中國？因為到了中國你才發現有多奇怪，他們以大米為主食，一年吃不上几次豬肉，平時肉類主要吃蛇和肥胖的老鼠。
各地方言令人頭疼
Tony Fu是傳教士的方言老師，神父Hugh McGettigan描述道，每天早上8點傅老師就此准時來到他的桌前，然后跪在地上背誦《十戒》10到15分鐘。那是一個神奇的畫面，他把神學書籍都學會，然后教我用地方方言表達，我很容易理解和掌握。
几乎每個傳教士都發現，原來在培訓時學的中文，到了浙江完全不管用。寫中文已經很難了，浙江方言又完全是一种不同的語言，而且每隔一段距离（百里左右）的百姓講的方言又不相同。傳教士們經常會發現，他們用中文傳教時信徒們往往是一點也不明白，但是很欽佩傳教士們的努力。
很多傳教士可以閱讀中文報紙，但遇到各种方言就失去了學習中文的信心。即使如此，不少傳教士還是掌握了很多浙江方言，比如神父Gignac甚至曾經為兩群不同方言的中國人做翻譯。他們還總結出一個好辦法，就是走上街頭向小孩子學方言。
保持加國飲食習慣
即使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下，加拿大傳教士盡量保持接近加拿大的生活方式。神父Craig Strang寫道：我們盡量接近加拿大生活方式，盡管這里的房間沒水沒電沒有管道，我們把食物送到修女那里，她們把中國食品按照加拿大式烹飪，如盡量不太油膩。
通常早餐是用前一天的剩米飯做的稀粥、硬面包、從上海送來的咖啡和奶粉，以及時令水果等。晚餐則是一塊豬肉或者骨瘦如柴的雞肉，外加多一點的米飯，還有胡蘿卜、紅薯、土豆等，嫩竹筍或者水果做甜點，通常喝綠茶。
而有時候會喝一些中國白酒，喝下去可以感覺到酒流到了哪里，非常的濃烈。
尋找華裔傳教士Paul Kam
當然加拿大傳教士并非到中國傳教的先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導致許多歐洲法語系的傳教士回國參戰，因此需要大量加拿大傳教士來彌補這一空缺。1918年成立的加拿大天主教中國傳教學院，就是在這种背景下誕生的。先后有55名畢業生前往中國，他們拋棄了加拿大人的正常生活，也遠离了現代文明和物質享受，實踐了一場被稱之為“加拿大特色的冒險”行動。
首任院長John Mary Fraser在1902年首次抵達中國，1918年他返回加拿大創辦中國傳教學院的時候，帶回了一個年輕的華人弟子：Paul Kam。Paul（1897年─1959年）在士嘉堡傳教團的歷史上是唯一的一個華人傳教士，也是唯一的一個下落不明的人。
1918年11月9日中國傳教學院在渥太華附近的Almonte小鎮成立，除了創始人Fraser神父之外，就只有Paul Kam和另外一個西班牙裔牧師Michael Caralt。Fraser在香港遇到Michael，并把他帶到多倫多學習英文，成為該校第一位神學老師。
首位學生是華人
中國傳教學院就是由校長、教師和學生三人組成的學校開始的，第一位學生就是一位華人。
到了1921年11月，中國傳教學院以3.5万的价格購買了位于士嘉堡的Guild Inn作為新宿舍，而新校址就在現在傳教團的現址。這個宿舍地比較偏遠，當時主要靠公車通行，站牌為Kingston Road 40號，下了車還要走1英里左右。因此雖說這里環境优美，但還是扛不住每天要長途跋涉，最終在1923年搬遷到學校附近。
7年之后的1925年6月，Paul Kam學成畢業，他在1926年返回中國傳教，成為第一個中國本土到加拿大天主教學院留學并回流的傳教士。書中對Paul Kam的記載并不多，他在1952年与最后一個离開中國的加拿大天主教傳教士Venadam一同被捕，但是以后就杳無音訊。但以其反革命的身份終究難逃一死，他的生命停止于1959年，沒有詳細資料介紹他的死因。
《加拿大都市報》記者在另外一個美國空軍飛虎隊的回憶錄中再次找到了他的身影：
1944年9月16日，卡普曼少校（Philip G．Chapman）在他的522號P－51戰斗机被擊毀后跳傘，地點是在浙江省的諸暨西南十英里處。當地百姓發現了他并予以收留，可惜村庄里沒人會講英語。卡普曼回憶說：“第二天早晨，我被一個講英語的人叫醒了。他是一個姓關（Paul Kam）的天主教牧師，是連夜由另外一個村庄赶來的。后來几天每到一處，我都被當地的中國人民敬為上賓，都會有一大堆人圍過來看我。這顯然是由于關牧師已經告訴他們，我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已作了重大的貢獻之故。總之，因此我才會受到最崇高的敬重。在后來所到的另一個區中，我也同樣受到十分隆重的禮遇。”
飛虎隊員記錄身影
“在這次的旅行中，我在所有的地方受到的中國人民的熱情而隆重的接待，簡直不是言語之所能形容的。我可以試以關先生為例，他曾在加拿大住過許多年，在那里成為一個天主教的傳教士。在我所遇到的人中，他可以說是一個最有學問的人。在与我同行的期間，不論大事小事，他都為我安排得非常周到。當他听說游擊隊已經救起來一個美國空軍時，他半夜中從床上爬起來，在黑暗的夜里步行通過了七公里之遙的崎嶇山路，跑來幫助我，并為我擔任譯員。他的熱誠真使我感動到极點，以至于在告別時，我感到非常難過。他的住址是中國的浙江省，麗水縣，天主教堂。”
中國到處彌漫一種味道
傳教士Harvey Steele在1938年從上海坐船到溫州，再坐船前往教區所在地的麗水，他回憶說：船就像一個移動的家，所有的家禽都在船上，雞鴨豬狗，還有讓人醒來的床虱子。1940年抵達中國的傳教士John McGoey曾記錄說，与干淨整洁的多倫多相比，中國到處彌漫着一种味道。
浙江炎熱的天气也是這些來自加拿大寒區的傳教士們最為頭疼的事情，他們回憶道，為了赶在酷暑前做彌撒，他們通常在早上六點或更早就起來。因為天一大亮就酷熱難當，他們什么也干不了，但是那些中國人卻照常生活，繼續在田地里干活或者購物，傳教士們對此很是不解。
而一旦到了冬季，這里也沒有取暖設備，連教堂里也沒有，因此感覺异常寒冷。神父Alex MacIntosh在回憶一次出診時經歷寫道：那次要到一個村庄出急診，但是自行車沒气了，于是就搭乘一輛搖搖晃晃的班車，由于時間太晚不能返城。他請求病人家收留他一夜， 病人家也沒有什么米，男主人就跑到山上挖了一些竹筍給他吃。然后在屋里騰出一小塊地方讓他休息，他一整晚合衣而眠，然而卻凍得難以入睡，真難以想象他們怎么可以這樣生活。
傳教士到中國前對華人印象，僅局限于多倫多洗衣房和餐館角落里的打工仔。而到了中國才發現，華人也有千差万別，比如矮小的南方人，高大的北方人，也有個性非常可愛的人，如果你對他好一點，他就會愿意為你做一切。他們也非常開朗，好像任何事情都能讓他們發出笑聲。他們也非常有禮貌，你可以無拘無束地在他們中間穿行。農村的生活非常簡單，人們的生活非常接近自然，依順生死自然的輪回。大部分中國人的生活非常艱難，他們看上去接受發生的一切，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就只有哭泣。他們控制自己的欲望，凡事很講哲理，他們必須要那樣生活。
一旦夜色降臨，人們便生活在恐懼之中，常年的戰亂匪禍四起，晚上有人叫門都會讓他們膽戰心惊。農村人則生活在由鹿砦圍欄保護的村庄內，每天早出晚歸地在田里干活，天黑就上床休息，生活非常單調。那里衛生條件很差，一定是世界上最髒的農村。
同時他們也不相信傳教士都是獨身者，認為傳教士腦子有問題。傳教士們沒有女人洗衣做飯打掃房間，為了避嫌，女性信徒忏悔時連忏悔室都不能關上。其他誤解還包括，大部分中國人會認為這些傳教士是百万富翁，中國人自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而傳教士們則不得不容忍他們這种自大的想法。
韓戰爆發成噩夢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海外傳教士們經歷了中國內戰、抗日戰爭之后面臨新的挑戰。起初的和平過渡對傳教士們影響并不大，解放軍非常有禮貌，只不過傳教工作受到影響，城市之間不能走動。
神父McGettigan記載道，解放軍進城之后借用他的吉普車開了10天，還給他的時候還把車擦得干干淨淨，也加滿了汽油，但是不允許他駕車出去傳教，几個城市的傳教士几個月都無法聯系上。与此同時教會內也住進了工作組，負責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
韓戰的爆發使中國軍隊和加拿大軍隊首次兵戎相見，也直接影響到在中國的加拿大傳教士和修女們，加拿大人已經是中國的敵人了。傳教士在中國的噩夢開始了，他們在此遭受的恐懼超過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修女Mary Catherine（修女來自加拿大其他机构）是1929年到麗水傳教的，主要負責女校和教會醫院。
傳教士成反革命分子被審判
Mary Catherine回憶說，1950年4月几名紅軍士兵到教會拘捕了她，還未經審判就持槍壓着她游街示眾。原因是她允許并為一個臨死的婦女做洗禮。但是政府又無法決定怎么處置她，就把她放了。然后兩年內就不斷騷扰折磨她，威脅她隨時都可以治她的罪，并最終把她驅逐出境。
1952年7月8日，神父Arthur Venadam和Paul Kam在麗水被捕，理由是非法傳教，充當美國總統杜魯門、蔣介石的間諜和反革命罪。他們被關進麗水監獄，親友一周可以送一次食物但不能探監。Arthur Venadam是最后一個离開中國大陸的加拿大天主教傳教士。
Arthur Venadam在回憶中寫道，被關押的最初六個月一直戴着手銬，晚上從不讓睡覺，白天則游街示眾，每天審訊3到5個小時不等。審訊期間他可以坐在椅子上，或者站着或者坐在地上。審訊人員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坦白從寬放你走。中國政府指控他向英美政府提供秘密情報、利用教會信件傳遞特殊信息、煽動百姓反對政府等。
在開庭審判時，一名居住在麗水40英里以外的證人出庭時作證神父并不是反革命分子，結果被法庭勒令閉口坐下。他還被指出對農民分田運動有意見，稱之為“土匪行徑”，這被政府認為是很嚴重的罪行。Venadam承認說過這句話，但是不認為有什么不對。
隨后他被轉送到杭州監獄，被關進一個空空牢房內，只有一些稻草供他睡覺之用，大概一個月左右。在此期間他被迫交代在中國24年來的所有所作所為，當局都要予以一一核實審查，而他也非常惊訝地發現，當局對他的了解遠遠超過自己。
受洗牧師原是共產黨臥底
實際上他身邊早就有一個臥底的公安人員，Venada稱之為猶大（Judas）。這個猶大的掩護身份是麗水一名教師，后來受洗并成為一名天主教牧師，平時就在Venadam身邊工作。在信教之前他聲稱不是共產党員，愿意信奉天主。Venadam對他沒有絲毫怀疑之心，也沒有任何證据怀疑他。Venadam對他悉心栽培并最終受洗成為牧師。1949年麗水被解放軍攻克之后，這名猶大就有地下轉入公開，他以一名公安人員的身份出現在教會里，并成為Venadam的主要審訊者之一。
由于稻草潮濕陰冷，Venadam在入獄后不久就開始生病，在獄醫的要求下他被轉送到另一個牢房，那里有一個床板。但是看管要他只能坐着，不能躺下也不能倚靠任何東西，未經請求就不能動，哪怕動一個指頭也不行，就這樣他一直熬到1954年5月15日被遣送出中國為止。
他還清晰地記得，在輾轉到香港邊界時，英國海關要他出示護照。而他早就不知道護照的去向，不料那個臥底猶大卻從口袋里掏出Venadam的護照，他一直要把Venadam押送出境才算圓滿完成几年來的臥底任務。
Venadam進入香港境內之后，回望那位“老教師”一直目送他离境，然后才轉身走入那個充滿“謀殺和陰謀（intrigue）的中國黑夜中”。
收藏歷史的圣殿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再次轉回到Guild公園。
一位名字叫Richard Veech Look的在1923年買下了該酒店作為度假屋，度假村的新名字叫做 Cliff Acres。由于工作變動，他在1927年搬遷到魁北克，但是并沒有賣掉這個物業，因此從1927年到1932年之間這里是空置的。
然後，一對名為Spencer和Rosa Clark的夫婦于1932年在此購買了36公頃的土地，他們模仿紐約的 Roycroft藝術園，興建了名為 “Guild of all Arts” 的藝術園，為上百位手工藝術家提供免費食宿，回報就是將其作品在這里免費展出，并且共享其技藝，也制做一些小的手工藝品出售給來客，以賺取運營資金。此外，他們也開辦學藝班，讓藝術家們免費充當教師，吸引學員前來學習，學費也是他們夫婦的一個收入。為了減少開支，他們夫婦還在周圍開了40英畝的菜地。
其時園內作品中不乏大型的雕塑、陶藝和油畫等，其中建筑裝飾作品超過70件，雕塑就多達160件以上，不少作品至今還遺留在那里。為了給公園增添更多的藝術气息，公園至今還收集了許多被拆毀建筑的部分遺跡，然後將它們移放到公園里，最著名的就數加拿大銀行雄偉大門的遺跡了，而多倫多星報原大廈的藝術裝飾部分、學校的門頭、名人的私宅大門等也一一被收集。
那些關于酒店的傳說
到了二戰期間的1942年，這個酒店曾被政府買下作為海軍女兵訓練中心，這在當時是一個机密，所有的門鎖都重新更換，有50名皇家海軍女兵曾經在1942年到1943年在此整訓一年。据說酒店下面有一個秘密通道，軍方修建這個暗道直通峭壁下的安大略湖，但從來沒有人知道這個隧道有多長。
1944年軍方把物業轉給聯邦政府，后來几年酒店就作為戰后精神緊張綜合症士兵的休整療養場地。1947年，軍方把物業交回給Clark夫婦，他們又把酒店恢复到戰前的樣子，起了一個名字叫做 Guild Inn，并一直沿用下來。
由于戰后地稅猛漲，原來的物業實在太大成為包袱，他們就賣掉了400英畝給地產發展商。此后35年他們利用剩余的90英畝園地，正赶上多倫多戰后建設高潮，需要拆掉許多老的建筑，他們便收集了60多件建筑遺跡。包括多倫多銀行大廈、加拿大醫藥科學家Frederick Banting家的一部分等。
為了迎接更多的客人，1965年酒店又增建一個6層高擁有100個房間的新樓，還有一個游泳池。當年這里藝術家、音樂家、政客云集，許多聯邦級別的重要活動都會選擇在這里舉行。
到了1970年代，Clark夫婦意識到他們年事已高，未來如何保護這些藝術作品是個問題，他們一致認為交給政府管理是最為妥當的辦法。
酒店失去了魔力
1978年，多倫多地區自然保護管理局以800万元的价格收購了這塊土地并辟為公園，為了保護公園內獨特的湖濱峭壁，當局還專門在峭壁下修建了一條小路，防止湖水波浪直接沖擊峭壁的根基導致進一步坍塌。
按協定，雖然酒店已經賣給政府，但 Spencer Clark仍然繼續負責酒店的運營，Rosa在1981年以93歲高齡逝世，而Spencer繼續負責酒店的運營直到1983年合同到期，然后轉交給新成立的管理委員會，他在1986年辭世。
說也奇怪，隨着Clark夫婦的辭世，這個酒店似乎就失去了魔力。有不少著名的酒店品牌相繼接管這里，諸如Delta Hotel、CN Hotels等都風光不再。多倫多市政府為了重振該酒店雄風，曾經計划再增建兩棟大樓，把床位從96個增加到400個。但是這個計划遭到周圍居民的強烈反對，以至于該計划最終流產。
1996年多倫多市政府文化局才正式接手管理園內的雕塑和建筑遺跡，公園局負責管理Guild酒店及周邊的園林。酒店已經失去原有功能，改為接待一些私人婚慶活動等，但營運效果并不樂觀，并于2001年10月旅游季結束之后關閉。
2008年9月，多倫多百年學院（ Centennial College）提出一個重建計划，計划投資3000万希望恢复其酒店功能，作為學校的實習酒店。
不幸的是，2008年12月25日圣誕節凌晨一場大火摧毀了原來的工作室。2009年市議會決定拆掉1968年增建酒店部分，這棟建筑在2001年停業以后就處于空置狀態，2005年室內銅管道被盜，導致地下室被水淹沒，致使內部潮濕發霉。再加上窗戶破損、屋頂漏水等問題，被定為瀕危狀態。
1931年聖誕節，來自加拿大的傳教士在中國浙江合影。前排右為華裔傳教士Paul Kam，他後來在中國下落不明。1937年浙江一傳教士學校師生合影。前排中三人來自多倫多士嘉堡。當年傳教士出行要雇佣挑夫。
Paul Kam（右一）与其他傳教士。
士嘉堡傳教團現址2012年和1924年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