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農田收割季節，一些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就會返回老家。圖為幾名農民工走出安徽亳州火車站。新華社
深圳的第一代農民工，如今即將或已經年過花甲，他們大部分人仍打着散工，沒有社保。當他們年華老去的時候，很少有人記住他們的過去，更沒人會留意到他們的未來。在年齡、體力和養老等一系列問題的逼迫下，珠三角的這些中國第一代農民工，有很多都已選擇了回歸故鄉之路。
王善雲飯後在廣場上遊盪着，由於租住的房子沒有窗戶，每個晚上收工後，他都習慣到室外待一會兒。《深圳晚報》報道，現年60歲的王善雲是重慶開縣人，到深圳打工已超過20個年頭。剛來深圳時，他什麼苦力活都幹；但最近幾年，隨着年齡漸長，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了。
同樣來自重慶的張小雲，比王善雲更早來到深圳。1981年，剛滿20歲的他，背着行李獨自到深圳打工，是名副其實的深圳第一代農民工。除了是老鄉，張小雲和王善雲還有一個共同之處——他們一直做着散工，沒買任何社保。
幾十年過去了，白髮已爬滿了王善雲的兩鬢。他打算，再熬兩年，鐵錘揮不動了就回老家養老，帶着這些年積攢下來的2萬元。他已打算好，把老家的3畝地耕作好，應該勉強夠養老。相比之下，張小雲的情況好一點。2010年他在老家購買了養老保險——60歲後，他每個月能領到80元。但在如今物價飛漲的時代，80元只夠買幾斤肉。
在深圳乃至整個珠三角，像王善雲和張小雲這樣的第一代農民工不在少數。廣州的第一代打工妹，也都成了兩鬢斑白的打工嫂，到了該退休的年齡。可是，對於廣州女工易承芳來說，退休不那麼容易。易承芳是湖南衡陽人，1987年隨丈夫來到廣州，在一家化妝品工廠打工，一幹就是20多年。已可以退休的她，經過多方打聽後才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在廣州領取養老金。易承芳說：“真是猴子撈月一場空，很失望很失望，真的是沒有一點希望。”按廣東省社會養老保險條例的規定，個人繳費年限累計滿15年，才能在退休後領取退休金，但易承芳的繳費年限直到退休還達不到上述規定。
作為廣州市最早的一批外來工，20多年的打工生涯，使得易承芳夫婦頭髮日漸花白，身體也越來越差。她的願望就是能在廣州辦理退休手續。他們夫妻倆20年來每天生活在這座城市，但這座城市在他們要退休的這一天，卻顯得很陌生。
在種種無奈和困境面前，第一代農民工中的很多人，都選擇了歸鄉之路。有調查表明，近年來返鄉的第一代農民工人數接近1000萬人。贍養老人、自身養老和教育子女成為許多年齡超過40歲的第一代農民工最為關心的事。為自己今後養老早做打算，則是第一代農民工返鄉的重要原因。在深圳打工12年的四川仁壽縣滿井鎮金塘村村民黃華說：“雖然在深圳一個月能賺4000多元，但沒能照顧父母，老家房子也垮了，回來（回鄉）先把房子蓋起來，在父母跟前盡孝，哪怕薪水少一些也沒關係。 ”
浩大遷徙史創造奇跡
一部農民的遷徙史，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千古絕唱。從1978年底算起，中國改革開放已經33年。有人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建設成就，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功不可沒，可以說他們創造了中國經濟30年高速增長的世界奇跡。作為農民工輸入大省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說，廣東能發展，跟外來務工人員是分不開的。
這批從土地上走出來的產業工人，拿着極低的薪水收入，基本沒有福利保障，總是隨意而漫長地加班。他們默默承受，成為全世界最廉價的勞動力，吸引全球資本到中國逐利。在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世界工廠機器轟鳴，他們人生中最具活力的時光就這樣消逝在流水線上，數年如一日重復着單調的動作。
《南方都市報》報道，在14億人口的大國進行工業化的過程中，億萬弱小農戶能夠免於破產，正是得益於農村剩余勞動力邁進了工地、工廠，以薪水性收入彌補微薄的農業收入，鞏固了農村家庭經濟。農民工這種特殊身份，令他們進可務工，退可務農，並且已經成為一個內在穩定的群體。
從1970年代起，第一批農民洗腳上岸，從土地中走了出來，成為最早的農民工。1984年開始，中國正式確立商品經濟，開放沿海港口城市，商品貿易帶動工業生產，城市對產業工人的需求量大增，農村人口開始大量外流。這一年“農民工”一詞正式誕生。
1992年外資大舉進入中國，產業布局遍地開花，農民工流動也因此風起雲湧。到現在，中國農民工數量保守估計已在2億人以上。
在農民工的遷徙史中，有不得不提的典型樣本。1960、1970年代，大量溫州永嘉人為生活所迫，流走四方。這批最早的溫州人，率先衝破了中國改革開放早期商品自由貿易的禁區，為今後中國範圍的、更大規模的農民工出現，充當了先行者和榜樣。
有人稱，當前中國，一方面正在尋求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擺脫單純依賴廉價勞動力的國際貿易競爭；另一方面，城市與農村又在發生着深刻的改變。連接城市與農村的農民工們，經過30年奮鬥，他們會朝哪裏去，無疑事關中國的未來。
城市進不去 農村回不了
新生代農民工以“三高一低”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與老一代農民工為養家糊口到城市打工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放下書包進工廠”，賺錢只是外出打工的一部分目的。然而，他們卻還有更多的困惑與迷茫。尤其是90後農民工，不清楚自己的未來在哪裏——嚮往城市，卻不被城市接納；根在農村，卻與農村日益疏遠。
《羊城晚報》報道，“我情願打散工，也不願當流水線工人。”生於1991年的廣西人陳志文，初中畢業後就出來打工，他已記不清換了多少家工廠。他說受不了生產線每天的重復勞作，更不願像父親那樣一輩子耗在生產線上。
但新生代農民工又無法完全融入城市，也基本沒有務農經歷，不願或難以回到鄉村。他們表面上被城市接納，實際在就業、醫保、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與城市人口有很大差別，這樣的“半城市化”狀況讓務工人員處在“進不去”城市和“不願回”農村的尷尬境地。
回鄉創業 成主要勞力
雖然退出了大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但一些返鄉後的第一代農民工，在家鄉仍是主要勞動力。有的從事種植業、養殖業，開始嘗試一些小型規模化的農業生產；有的則成為本地工廠爭奪的寶貴資源。
《安徽日報》報道，王昌銳在南方打工十多年，並在深圳創辦了一家公司。2011年，他在家鄉湖北麻城投資創辦企業，招收了40多名以前在深圳、浙江打工的老鄉加盟進來。王昌銳說：“新生代農民工還是願意選擇沿海城市，但是第一代農民工開始回流，而他們恰恰是積累了技術和經驗的熟練工人。 ”
現年52歲的四川成都市金堂縣人王洪，是當地第一批出去務工的人。現在金堂縣成為成都周邊製鞋、製衣、電子產品等產業的聚集區，返鄉創業人員已經超過7000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王洪回到老家，他說：“回鄉者大致分兩種，一是出去打工比較成功的，積累了一定的技術、經驗、資金和人脈，回來之後想自主創業；另外一種就是想要落葉歸根，雖然年紀大了些，但有一定的技術和經驗，本地又能提供就業機會。 ”
重慶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蒲勇健認為，由於農民大量外出打工，客觀上使農村人均資源佔有量提高、務農勞力價值增加，在生產規模化、集約化的前提下，務農也有利可圖。因此，不少返鄉的第一代農民工，把發展高效農業作為了回鄉創業的首選。這可以緩解農業勞動力短缺、且素質較低的問題，對促進農業尤其是現代農業的發展將發揮很大作用。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農村社會研究中心張世勇博士，對農民工返鄉問題作了長期的跟蹤調研。他表示，不少農村地區的生產生活條件得到了相當的改善，促使部分第一代農民工返回農村，大量第一代農民工返鄉的目的地集中在鄉鎮一級，是活躍鄉鎮經濟，助推小城鎮發展的重要因素。
張世勇稱，中西部傳統的勞動力輸出地區，須對這一趨勢早做準備，政府部門應該出台引導和扶持返鄉農民工發展的政策措施，使這一人力資源優勢發揮作用。
新生代農民工
盼紮根城市
新生代農民工，通常是指1980年以後出生並在城鎮務工的農民工，他們的父輩是改革開放後第一代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他們中的許多人，童年時有過留守農村的經歷，不願自己下一代重走自己的路，成為二代留守兒童，定居城市是他們的目標。
1982年出生的鄔霞，老家在四川。她的父母是第一代農民工，她和妹妹是第一代“留守兒童”。14歲時，鄔霞輟學來到深圳，進了母親所在的製衣廠。此後，她再也沒有回過四川老家，她渴望在深圳安家立業。《廣州日報》報道，她曾說，雖然也想過萬一待不下去就回家種田，但“並不甘願”。不過，鄔霞也承認，要紮根城市並不容易。在深圳打工近14年，鄔霞所在的工廠從來沒有給她買過醫療保險、養老保險。
鄔霞曾在深圳參加免費電腦培訓班，她說特別希望這樣的就業技能培訓班更多一些，讓他們這樣的新生代農民工能增長知識和技能，“只要有了技術，長了本領，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才能提高收入，才能真正在城市立足。”廣東省人大代表張志亞說，新生代勞務工除了在意提高收入外，更追求個人進步，如學習和進修，特別是80後務工者，他們希望不僅僅是在城市生存下來，還要生存得更有價值。2011年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高，基本無務農經驗，渴望融入城市。調查顯示，75%的農民工有參加技能培訓的想法。
然而舊的問題還未解決，新的問題又出現了。鄔霞的妹妹幾年前嫁給了來自湖北的打工者，有了小孩，現在陷入“三難境地”：如果孩子留在深圳讀書，沒有戶口，只能上農民工子弟學校，而這些學校的辦學品質很差，肯定耽誤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上深圳的公立學校，要交幾萬元的借讀費，“大人辛苦掙好多年才能攢下來”；假如把孩子送回老家讀小學，妹妹又擔心孩子重蹈她們的覆轍，成為“二代留守兒童”，對其成長不利。
一批前往深圳務工的河南籍農民工，在鄭州乘車啓程。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