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進入黨代會的會場，舉手表決各項決議，從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政治身份的象征。圖為中共十七大現場。

“首富”與“黨代表”掛鉤，自然就多了很多話題。2011年新財富500富豪榜，梁穩根登上榜首；2012年，王健林奪魁，2010年，同一個榜單上，王健林同樣是“首富”。兩人去年皆當選中共十七大名單，今年，梁穩根連任湖南省的十八大黨代表，王健林則連遼寧省的候選名單都未進入。

      梁穩根譽為“中國民營重工第一人”，是2011年度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和胡潤百富榜的雙料“中國首富”。除此之外，他還有很多頭銜：中共十七大代表，中共十八大代表，第八、九、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優秀民營企業家……
      有人說，民營企業家的黨代表身份，顯示了中國民營企業家政治地位的提升；還有分析認為，梁穩根入圍表明執政黨對民營企業開放和接納的態度；但也有人說，梁穩根入圍十八大代表，並不是說明中國民營企業家政治地位的提高，反而證明——在中國，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的巨大差別，再多的頭銜，也頂不上“國企”或“央企”這一頂“帽子”。

      GDP貢獻率超過60%
      央企，即中央企業，是中國國有企業中的主力軍。近日，國務院國資委召開中央企業系統（在京）黨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了52名十八大代表，十七大時，是47名。
      52也好，47也好，民營企業家與之相比，小巫見大巫，尤其，這52人來自北京，並未包括來自其他省市的央企代表。
      在共計2270個的十八大代表中，民營企業家“勢單力孤”，雖然今年3月公布的資料顯示，目前中國民營企業已經超過840萬家，佔中國企業總數的87.4%，佔GDP的貢獻率也從最初的1%增到現在的超過60%。
      企業本質上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經濟組織，但在中國企業卻被打上了體制和身份的烙印。
      中共建政後，私有經濟一度被打入地獄，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才獲得了新生，但“夾縫中生存”這種狀態在相當一段時期以來都是中國民營企業的真實寫照，民營企業家在政治地位上也處於“弱勢”。
      在遼寧省出席十八大的代表候選人初步人選名單中，國企的“黨員領導官員”有6人，無一落選，他們分別來自瀋陽機床、機場管理集團、鞍鋼集團、本鋼集團、中國石油遼河油田分公司以及中國石油撫順石化公司；而候選名單中，有兩個來自民營企業的“生產和工作第一線黨員”，其中大連大商集團董事局主席牛鋼最終落選，盤錦光合蟹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曉東入圍。
      曾經當選十七大黨代表的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連候選名單都沒有進入。
      在湖南的名單中，作為生產和工作一線黨員的梁穩根是民營企業家的唯一代表；在湖南緊鄰的湖北省，最強勢的兩大老牌國企的負責人，武漢鋼鐵集團公司總經理、黨委副書記鄧崎琳和東風汽車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徐平，雙雙當選十八大代表，二人所在的企業，不僅是國企，還是央企。

      更容易“被差額掉”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辛向陽說，相對於具有國企領導身份的黨員，來自民企的黨員更容易在差額選舉中落選，這反映了一種利益訴求。
      山東被“差額”掉的張紅霞，是山東魏橋創業集團黨委副書記，其父是“山東首富”、魏橋集團董事長張士平。據悉，魏橋集團自辦電廠，不但為自家企業供電，同時也自建電網向其他企業和居民供電，平均電價水準比國家電網低1/3以上。曾有消息稱，國家電網與魏橋集團達成共識，欲重新聯網，實現互利共贏。但今年7月4日，原屬魏橋集團旗下的濱州工業園熱電廠被關停，以“響應國家節能降耗精神，順利完成減排目標”，電廠拆除後，將建高層住宅。

      央企三大類  其中有壟斷
      在中國，按國有資產的用途，可以分為經營資產和非經營資產。在經營資產中，按政府的管理許可權，可以分為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廣義的中央企業包括三類——
      1.由國務院國資委管理的企業，從經濟作用上分為提供公共產品的，如軍工、電信；提供自然壟斷產品的，如石油；提供競爭產品的，如一般工業、建築、貿易。
      2.由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管理的企業，屬於金融行業。
      3.由國務院其他部門或民眾團體管理的企業，屬於煙草、黃金、鐵路客貨運、港口、機場、廣播、電視、文化、出版等行業。

      少繳紅利發福利 就像“鐵公雞”
      狹義的中央企業，通常專指由國務院國資委監督管理的企業。日前，國資委在官方網站公布，2011年央企的利潤是15023.2億元（人民幣，下同），對外捐贈支出累計總金額為37.7億元，捐贈總額僅佔其利潤的0.2%，民眾說，就像“鐵公雞”。
      “捐，惹質疑；不捐，受非議；捐少了，被說為富不仁；捐多了，又被說行業壟斷創造高利潤。”財經評論員余豐慧提出：“與其關注央企捐多少，不如把關注的目光落在央企的利潤分紅上。……央企上繳的紅利至少應該佔其凈利潤的30%左右。”
      按照現行規定，中央企業上繳“紅利”為三類：第一類為煙草、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煤炭等具有資源壟斷特征的行業企業，收取比例為10%；第二類為鋼鐵、運輸、電子、貿易、施工等一般競爭行業企業，收取比例為5%；第三類為中國儲備糧總公司、中國儲備棉總公司等政策公司，暫不收取。
      “央企很大部分利潤要不就是用於擴張，要不就是用於員工的工資福利，對社會的責任卻少之又少！”在央企的“捐贈”清單，近30%屬於政治任務，如對口扶貧；30%捐給政府部門或政府項目，如中國石油向第十二屆冬季運動會組委會捐贈500萬元；20%左右的“捐贈”流向地方慈善總會等帶有濃厚政府背景的公益機構；還有近20%的“捐贈”實際上企業商業運營支出，如商業贊助等。

      進入權力核心 國企高管搶先
      去年9月曾有報道說，梁穩根已作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的候選人，接受組織部門的考察。中共中央委員會是選出中國最高決策層——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核心機構，目前有委員204人，候補委員167人。如果真成為候補委員，作為民營企業家，梁穩根可以算是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只是相比同樣走上政壇的國企高管們，他晚了不止一步。
      曾任中石化總經理的蘇樹林是中共第十六、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2011年4月2日正式調任福建省委常委、副書記；2011年7月21日補選為福建省省長。出任福建省委副書記並非蘇樹林第一次步入政壇，早在2006年9月，他曾從大慶油田責任有限公司董事長的位置上調任遼寧省委常委，同年10月，兼組織部長。但這段從政經歷非常短暫，2007年6月，原中石化董事長陳同海案發被拘，蘇樹林至中石化出任總經理、黨組書記。如今到福建，蘇樹林實現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第二次切換。
      除了蘇樹林，李小鵬、衛留成、郭聲琨、竺延風、苗圩等一批國企高管，亦紛紛步入政壇，湧現出令人矚目的“國企CEO”群體，其中，曾任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的衛留成，是第十七屆中央委員，2006年出任中共海南省委書記，後又兼任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現任第十一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現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的張春賢，曾任中國包裝和食品機械總公司總經理，也是中共第十六、十七屆中央委員。
      據《南方日報》報道，2007年1月，中央政府在大連建立了中國高級經理學院，直屬中央組織部，教育培訓對象“以國有骨幹企業（包括國有金融機構）高級經營管理者為主”。而民企高管的培訓，始終流於地方和民間層面，小打小鬧。
      其實中國的私營企業主們同樣有“商而優則仕”的願望，如果說，第一代企業主們還是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不斷奮鬥，那麼第二代顯然認為自己離仕更近了一步。
      調查顯示，目前僅有18%的“第二代企業家”願意並主動接班，82%的“接班人”則像大學生熱衷於考公務員一樣，他們的理想就是“當官”，“有錢還要有勢”。

      私營企業主成為新階層
      近年來，伴隨着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民營企業家在中國最高政治舞台上亦頻頻亮相。民營企業家第一次成為中國黨代會的代表，始於中共十六大。
      2002年，中共十六大修改黨章，將“黨員發展對象”裏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為“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私營企業主成為因社會變革而出現的六大新的社會階層之一；這一年，7位民營企業家成為中共十六大代表，其中4位都出自江蘇——江蘇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江蘇森達集團董事長朱相桂、江蘇遠東集團董事長蔣錫培、江蘇綜藝集團董事長昝聖達，另外還有浙江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重慶南方集團董事長孫甚林、廣東金潮集團董事長劉思榮。其中，在中共十五大上，朱相桂也是黨代表，當時是以鄉鎮企業領導的身份當選。2007年，中共十七大又首次提出，代表中“要有適當數量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的黨員”，民營企業家黨代表的數目進一步增加，達到17名，其中有十六大代表沈文榮、朱湘桂，也有社會知名度很高的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和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
      到了中共十八大代表的選舉，當局提出要“提高生產和工作第一線的黨員代表比例”，湖南、湖北、浙江、廣東、山西、陝西、甘肅、內蒙古、海南、福建、四川、貴州、天津、重慶等省市，均有民營企業家入選十八大代表，行業更是涉及新能源、銅加工、房地產、節水產品、包裝、工藝品、電器、汽車、視頻監控產品、餐飲、公路橋樑投資等等多個領域。
      目前，還有一些選舉單位尚未公布十八大代表名單，普遍預計，參加中共十八大的民營企業家代表人數，肯定會超過十七大。

      四民中之最下者 如今尊稱企業家
      商人自古就是士、農、工、商“四民”中之最下者。由於歷來人口眾多，養活整個國家的農業成了立國之本業，而從事商品運輸和交換的商業成為末業，商人的社會地位因此歷來不高。
      韓非子在《五蠹》中把商人看作是社會的蛀蟲，“重農抑商”，也一直是統治者的基本原則。漢高祖曾發過一道禁令，規定商人必須納重稅，不得穿絲綢衣服，不得騎馬，子子孫孫都不得做官；隋唐科舉制則明確規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宋朝亦只是允許商人中有“奇才異行者”應舉。直到明清，商人的地位才有所轉變；而現在，“企業家”這一稱呼，無疑代表的是種榮耀。

      “鼓勵並支持”喊得很響亮
      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侖曾經勸誡中國的民營企業家要“聽黨的話，按政府的要求辦”，要和政治家“保持精神戀愛”，但是“跟國有資本要上床”。他說，中國民營企業的生存狀態，三句話可以概括，“小姐心態”、“寡婦待遇”、“婦聯追求”。
      所謂小姐心態，就是做生意，客戶為王，客戶要求什麼，就做什麼，最後買單給錢就行。但民企的確沒人疼沒人愛，這就是“寡婦待遇”。就拿航空業來說，國企困難了政府注資，民營的企業破產了，人就抓了起來。但是民營企業也有理想，做出了貢獻，也希望能夠依法經營、照章納稅、對環境負責、照顧好員工，這叫“婦聯追求”，“我們還是好人，得有一顆好人的心”。馮侖認為，民營企業現在解決國家70%的就業，上繳50%的稅收，創造50%的GDP和超過50%的公益捐款，但是只擁有或者支配了30%的公共資源，這個狀態需要改變。
      199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經營慘淡，2/3以上處於虧蝕狀態。從1997年開始，為了實現國企三年脫困，國家除了要求在國企領域本身展開改革外，還出台了多項配套措施，剝離國企的負擔：國家注資、在資本市場融資、債轉股、中央儲備金、貼息貸款……國家花了2萬多億元（人民幣，下同）——這在當時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
      現在，國家也開始關注民營企業的發展及困境。中國證監會說，將支持民營企業發行上市和再融資；中國發改委說，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積極開展境外投資；中國商務部明確支持民間資本有序進入國內成品油市場；中國文化部則鼓勵和支持民營文化企業借助資本市場做大做強……另外，按照國務院要求，落實民間投資“新36條”的實施細則已經全部出台，為民間資本進一步進入諸多行業鋪平了道路。
      然而，備受關注的電信、能源、鐵路等壟斷行業雖然“打開大門”，但是並不表示今後民間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就此一帆風順，對民間資本的支持從紙面落實到實處，首先“要保障民間資本與國有資本平等的待遇”。

湖南省十八大代表中，最受矚目的就是梁穩根。

“國企CEO”蘇樹林早已是中央候補委員。

7月11日的吉林省夏季私營企業招聘會上，120多家企業提供了600多個崗位，但求職者僅200余人，高校畢業生更熱衷於國有和外資企業。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