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中國每年的“超生罰款”可能超200億元人民幣。中新社

計劃生育工作被稱為“天下第一難事”，伴隨而來的“超生罰款”或許也是天下數一數二難算的賬。每年2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超生罰款，也就是俗稱的“社會撫養費”，從國家到地方，都諱莫如深。

     進入娛樂圈的前中國跳水名將田亮在香港生二胎一事爆出後，就有消息說，中國每年“超生罰款”金額可能超200億元，而且去向成謎。
     對於數十年來社會撫養費征收的數額，目前尚無法獲得具體資料。長期關注計生領域的全國人大代表陳萬志曾經介紹，從這些年的情況來看，社會撫養費還是比較規範地進入了地方財政統一支配，每年也接受審計，“但要把社會撫養費的具體使用情況拉一個清單出來，不太容易講清楚”。

     最初叫超生罰款
     超生罰款，是中國政府對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人群征收的一筆款項，在1980年代初期叫超生罰款，1994年改為“計劃外生育費”，200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文統一為“社會撫養費”，2001年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對“社會撫養費”做了明確規定。
     在實際操作中，2002年出台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征收，由縣級計生部門作出書面征收決定；縣級計生部門可以委託鄉（鎮）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辦事處作出書面征收決定。人口學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左學金認為，這些征收社會撫養費的規定，實際上賦予了地方政府太大的自由裁量權，為權力尋租提供了空間，也加大了民眾負擔。
     今年6月27日，國家計生委發布消息稱，近日將派出10個督察組，赴19個重點省（區、市）督察，重點督察和糾正基層在社會撫養費征收等環節存在的問題。尚不清楚所涉及的19個重點省（區、市）的名單，外界普遍認為，經濟欠發達地區和高度發達地區很可能是督察的重點。
     國家計生委主任王俠表示，要加強日常管理服務，不搞集中突擊活動，從源頭上預防粗暴執法、行政侵權問題的發生。顯然，此次督察或將在一定程度上阻止部分地區社會撫養費征收亂象。

     收入未繳入金庫
     按照國家計生委的要求，督查組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指導基層依法征收社會撫養費，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即征收和使用分開的原則。然而，現實中是否嚴格落實值得關注。
     公開資料顯示，2009年，四川內江市縣（區）兩級審計機關對所轄5個區縣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情況進行專項審計調查發現，社會撫養費收入未繳入金庫的問題較突出，全市4個區（縣）共有11344.07萬元的社會撫養費收入未繳入金庫，直接在預算外財政專戶中使用。
     《山東省計劃生育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則明確規定，社會撫養費應當全部用於計劃生育事業，省、市地、縣（市、區）三級計劃生育部門按5：10：85的比例分配使用，這意味着社會撫養費85%的使用權歸縣級計生委，具體怎麼使用難以求證。
     目前社會撫養費由縣一級計劃生育部門出具書面單據，委託鄉鎮、街道征收，按規定要進入財政預算資金管理，但各地執行有偏差，在北方一些地方返還高達90%。
     有跡可循的社會撫養費，分別為2009年浙江省公布的8.94億元，以及安徽省2010年公布的8.45億元。除此之外，很少有這筆費用去向何方的官方資料，而全國範圍內收取的金額也無從確定。
     據悉，農村取消收取三提五統、農業稅後，社會撫養費成為村級唯一一項能向農民直接征收的費用，多收少上繳的違規行為比較普遍。              下轉頁56

     主管部門不鬆口 實際操作已放寬
     山西翼城縣是當年胡耀邦特批的中國一個“二胎試點”，在1982年至2000年的兩次人口普查期間，中國人口增長了25.5%，翼城縣增長20.7%。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教授張春河說：“不得不懷疑計劃生育政策除了養活了一批罰款利益群體外，是否真的起到了遏制3億人口出生的效果！”
     “放開二胎”，人口主管部門顯然持有不同意見。在一則報道中，國家人口計生委強調，“十二五”期間必須堅持穩定現行生育政策不動搖。但事實上，現行生育政策已經有所鬆動。一方面，不少富人甚至官員冒着被罰款的風險，生育二胎甚至三胎；另一方面，偏遠農村地區，一直有人生育多胎；另外，早在上世紀末，山東、四川等27個省、市、區就已實行“雙獨”（獨生子女夫妻）可生二胎政策，現在，幾乎每個地方的“雙獨”家庭都可以生育二胎，但手續煩瑣，曾有一個“雙獨”家庭為生二胎而蓋了30多個公章的案例。
     法國費加羅網站曾刊出過一篇有關中國的報道，題目是：中國高層批評一胎化教條。文章開宗明義指出，一胎化教條在中國開始動搖，三名研究態度非常嚴謹的國家發改委學者在《中國經濟時報》上首先發難指出，“我們越是等着改變現今政治，就變得越脆弱。”
     文章指出，一胎化政策是中國1970年代為了應付經濟危機而採取的措施，而經濟增長率今年預計為7.5%的中國，已無理由再實施一胎化政策。不過，如果中國要放棄一胎化政策，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它就得設立一個花費極高的社會保險制度。

     “省市吃土地 縣鄉吃肚皮”
     按照《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規定，社會撫養費和滯納金應該全部上繳國庫，納入地方預算管理，但在不少地方，這一款項只不過轉手給了縣計生委，或多數留給鄉鎮，而十多年前，一個鄉鎮計生委的臨時工都可能有20多人，以至於有“社會撫養費撫養了計生委”、“省市吃土地，縣鄉吃肚皮”一說。
     按照計生委的官方解釋，收取社會撫養費是超生者對社會的經濟補償，“法律規定超生者必須繳納社會撫養費，不是罰款，而是超生者對社會進行的經濟補償。因為，多出生人口侵佔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有人說，這一邏輯的背後，是把超生者看成了社會負擔，政府則需分出資源養活這些人。經濟學家茅於軾曾表示：“計生委的人說計劃生育決不能動搖，放鬆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將爆炸。其實，取消計劃生育全國幾十萬的計生官員都要失業。”
     中國發改委社會發展司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稅費改革前，鄉鎮統籌費、社會撫養費等預算外資金佔整個計劃生育經費投入的60%以上，目前，基層計劃生育部門面臨資金來源減少和支出專案增加的雙重壓力。為了多“創收”，一些縣級政府甚至明文規定，允許鄉鎮、村一級計生專員從征收的社會撫養費中“提成”，結果“有錢拿錢，沒錢索命”。
     目前中國在對超生者征收社會撫養費方面，大致可分為四類標準：一是在征收基數確定的情況下，按固定的倍數征收，如江西3.5倍，上海、河南、湖北均為3倍；二是設置一定的倍數區間，如北京3至10倍、新疆1至8倍；三是固定數額區間，如黑龍江城鎮居民3萬至6萬、農村居民1萬至3萬；四是設置下限，只規定征收額的最低倍數或金額，如河北不低於2.5倍、山西不低於7000元，等等。
     曾深入參與《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立法工作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樂表示，“全國各地區，生育政策本身就不一樣，要統一很難，各地經濟發展水準也不平衡，而當時，立法比較急迫，綜合多種因素考慮，國務院作出‘授權’的決定。”目前，在公開的信息中能查找到的單筆社會撫養費最高金額，是130萬元，就在今年6月，征收對象是一對溫州的陳姓夫妻。

     超生教授“交錢”上崗
     今年6月6日，2歲半的楊若楠上了戶口；5月底，楊若楠的父親楊支柱接到正式通知，可以回學校上班了。楊支柱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兩年前，因為女兒若楠的“超生”問題而失業，並被要求上繳社會撫養費240642元（人民幣，下同）。據《南都周刊》報道，轉機發生在今年5月，他接到正式通知：可以回學院上班了──但暫時不能講課，為他專設了一個科研崗。轉機是因為他交上了社會撫養費，雖然不是他主動交的，而是法院從其賬號中劃走的。
     今年2月8日，楊支柱妻子陳虹的銀行賬號被凍結；4月下旬，被劃走了240642元後，賬號解凍。在劃款之前，楊支柱所屬的紫竹院街道主任、書記和居委會先後要找楊支柱談話，學校管計生的官員和居委會主任也找過他。在劃款前一晚，海澱法院執行員、街道辦書記、學校保衛處長、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警官等幾方組成的“強大”陣容，再次來做最後的斡旋，仍然是勸說楊支柱“自願履行”。
     楊支柱做了表態，對法院執行其財產“不上街，不上訪，只上網”，法院執行員最終也同意只用“執行”、“劃款”字樣，不提“強制”或者“自願”，滯納金和執行費免除。由海澱區計生委在5月11日下發的《告知書》中，可看到下述文字：關於2010年9月2日對楊支柱、陳虹違法生育第二個子女一案作出的京海人口收字(2010)11號決定已得到執行。

     不惜代價 離婚結婚又復婚
     浙江人郭美蓮（化名）在32歲時發現自己又懷孕了，她首先想到的是墮胎，不過在去做人工流產前，朋友勸她做一次超聲波檢查，結果，她發現懷的是一對雙胞胎男孩，“我的家人決定生下來”，不惜一切代價。
     據《經濟學人》雜誌報道，鑒於超生理由是絕育失敗，郭金蓮被要求繳納20000元——這已經是打了一半折扣，接着，她的家人又通過關係求助了當地的官員，費用進一步打折，最後她僅繳付了1000元。
     還有人採用富有想像力的手段逃避繳納社會撫養費。南京的董峰（化名）今年33歲，他給那些為了要第二個孩子而假離婚的夫婦提供“假丈夫”的服務。按照中國的相關規定，如果一對新婚夫婦中，有一人沒有孩子，另一位有一個前次婚姻的孩子，那麼他們可以要第二個孩子。董峰自己沒有孩子，所以他可以幫有過一個孩子但想要第二胎的女子達成願望，收費20000元——比大部分地方的社會撫養費低。董峰的“服務”涉及登記結婚、申請生育指標和出生證明，並最終確保孩子落上戶口，除支付現金外，他提出：相不干涉對方的個人生活。
     據悉，目前在中國的城市中，借假離婚達到生育第二胎的現象較多，有網友發帖稱，“想要合法生二胎，所以求個假結婚對象”。發帖者寫道：“過程很簡單，我和我老公離婚，和你結婚，但是我繼續和我老公住，生下一個孩子後和你離婚。期間可能麻煩你客串露露面，讓我們單位的同事知道下，僅此而已。”
     帖文中提出，“要求可能有點高，因為我必須讓我們單位的同事相信。所以你必須：1、175以上，有點小帥。2、必須是70後，未結婚且沒有孩子。3、看起來穩重可靠，在西安市有固定工作。對你也有不公平的地方，以後你二婚後就只能要一個孩子了。但是，對你一定有經濟上的補充。當然，由於我們也不過是溫飽家庭，可能不會很高，不然我就願意交罰款了。”

     今後研究課題不許涉及“計生”
     學校為楊支柱設立的科研崗，附加了一個限制條件：不准申報有關計劃生育方面的研究課題。
     “我問我研究什麼，上面有安排沒有？（回答說）上面沒有安排，就是不要你在外面流浪，要把你搞回來。第二是說你自己報課題不能報計劃生育類的。”這個科研崗，比之前的教學崗位時間上更自由，而且“收入比之前要高”。
     楊支柱一再對外聲明：不會因為有了工作就改變自己的觀點或停止關注計劃生育問題。不過，之前類似“賣身交罰款”或“要飯”這樣的極端方式不會採用了，“已經搞過了，實在搞不出什麼花樣來了。”如果可能，他更原意採取游說人大代表、給官員寄些宣傳材料等相對溫和的方式。

2006年的一張社會撫養費征收收據。網上圖片

“誰超生叫誰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