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彬在家中。
工農商學兵都幹過的人不多，徐彬就是這樣幸運兒——人生經歷上的富翁。從浙江建設兵團的知青，到杭州最底層的8毛工；從中國著名大學的教師到美國常春藤大學的訪問學者；從不斷被炒的累脖工到在紐約世貿中心辦公的移民公司老闆，徐彬的命運峰迴路轉、波瀾壯闊，經歷了小說般跌宕起伏的傳奇。
圖文：記者董清霞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認識徐彬是在年初一次社區活動，他以詩人的身份出現，朗誦的是他原創的詩歌《我，還有一個名字叫“知青”》，(詳見頁22)詩中透露出來的豐富人生經歷使記者產生了要採訪他的想法。
一個晴朗的下午，《加拿大都市報》記者在他溫西小區中的公寓，靜靜的聽他講述他的漫長的人生故事。記者隨他穿越時光的隧道，從當年下鄉浙江建設兵團到回城落魄到做裝卸工；從杭州鋼鐵廠工人到南方知名大學的老師，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到紐約大街小巷騎自行車的送外賣郎，從民居裏開公司的“個體戶”到進駐紐約世貿中心的企業家，從活躍于溫哥華知青圈子裏文學創作者，到一夜間成為虔誠的基督徒，一幅幅起伏跌宕、豐富多彩的人生畫卷展現在記者的面前。
從兵團紅人到被打入另冊
四歲時父親就被打成“右派”，使年輕時的徐彬格外追求“進步”。1968年毛澤東剛發出上山下鄉號召，才讀了一年初中，年紀才滿15周歲的他就帶頭寫血書要求到位於當時“反修前線”的黑龍江愛輝縣插隊落戶。工宣隊隊長拿着他的血書去各年級班裏到處展示，以動員其他還有所猶豫的學生，但到公佈名單時，他卻因出身不可靠而“榜上無名”。
到了1970年，浙江建設兵團開始組建，當年6月6日他和眾多知識青年一起來到浙江長興李家巷的建設兵團三師十團十二連，成為一名兵團戰士。由於他的刻苦學習，第一年度評比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他講學習體會從班裏一直講到連，最後被評為團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標兵。
他告訴《加拿大都市報》記者，因為父親被打成右派，使他從小對政治產生了興趣，並想通過政治學習改變自己“黑五類子弟”的命運。一般人只是學“毛澤東語錄”，而他在文革時就已經在讀馬列原著。在連隊白天勞累了一天，晚上還擠時間在燈下苦讀。
當知青時喜歡閱讀理論原著的習慣，對他的一生有深刻的影響，不但培養了他的哲學思維、邏輯性，和獨立思考能力，還對他的寫作風格產生了很大影響。
“我的文章至今喜歡用長句、排比句，就是受當年讀馬列原著的影響。”他笑着說。很多年以後，一位幾十年沒聯繫上的兵團戰友，在自己博客上回憶起他們的青春歲月時，還寫過一篇博文，題目叫《土黃洞下的燈光》，就是講徐彬在兵團挑燈夜讀的往事。
就在徐彬被評為團裏學習毛澤東著作標兵不久，因中蘇關係緊張，他原所在的14連要改為武裝連，因為“槍桿子”不能被掌握在出身不好的人手裏，他和其他“出身”有問題的人一起被調到土黃洞的12連去挖鐵礦。
這是他人生中遇到的一大打擊，他一下子從團裏的“紅人”變成人人皆知，政治上被打入“另冊”的“衰人”。
哥大訪問學者 為留美送外賣
禍不單行，到12連不久，1971年11月 徐彬的媽媽去世了。他媽媽的一生充滿着悲劇，1946年在上海參加了中共地下黨，1948年因為參加及領導罷工而被國民黨逮捕，解放後卻莫名其妙因為“一年不交黨費”而被當做“自動脫黨”處理，文革時又說她是“叛徒”而收到衝擊，49歲那年就因病不幸去世。
徐彬受此雙重打擊，年僅18歲就因心臟病發作住進了團部醫院，由此還引出了一段浪漫的插曲。他和衛生隊一位漂亮的女孩子相識墜入情網，因為郎才女貌，這場戀愛鬧得幾乎全團皆知，在他青春記憶中留下濃濃的一筆。
病退回城 成為八毛工
1972年秋天，當局落實知青政策，徐彬因心臟病辦了“病退”手續，告別了浙江建設兵團三師十團三營十二連的戰友，回到離別了兩年多時間的杭州。臨走時，全連有百余人知青去送他，很多人都哭了。知青們原以為這輩子大家都不能回城了，卻忽然有人能離開回城，情緒大受觸動。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當我回到杭州後，等待我卻是比兵團更為艱苦的命運。”徐彬說。當他打開家門時，家裏已空無一人，到處是灰。母親去世、父親在農場“勞動改造”、哥哥插隊、妹妹寄養在舅舅家。更糟糕的是，他回城就遇到全國工業戰線搞大整頓，各地一刀切停止了招工，這對他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在兵團他至少還有穩定的每月26元收入，回到杭州卻成了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如果不工作，生活將立即陷入絕境。
徐彬回憶說，針對當時一大批類似他的這種回城待業青年，杭州地方政府採取了一種特殊的變通救急辦法，繞開國家政策，“創造”了一種名叫“八毛工”的工作形式，允許一部分缺勞動力人手的企業，在不占員工編制，不提供勞保福利的前提下，以八毛錢一天的報酬，在社會上招一部分待業青年去補充企業中最沒人願意做的崗位。
徐彬由此成了“八毛工”的一員，他先後在杭州橡膠廠幹過裝卸工、撥胎工、送水工，嘗盡肉體和心靈的痛苦。但從和當時社會最底層的人們的接觸，他也學到很多東西，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在逆境要學會忍耐和適應環境。
“當時雖然看不到希望，但自己沒有自暴自棄。”徐彬說。在寂寞和孤獨的日子裏，唯一陪伴他的是書籍。在和文學大師們心靈上的一次又一次交流中，他度過一天又一天難熬的日子。
直到1975年，在他回城三年後，全國恢復招工，他也結束了“八毛工”的生涯，被分配到浙江最大的國營企業杭州鋼鐵廠當工人。再過了一年，“四人幫”被粉碎了，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恢復高考 命運從此改變
1977年，中國恢復了停止了十年的高考。徐彬是68屆初中生，初一時就開始了文革，是老三屆中讀書最少的，要考上大學談何容易。但當年的刻苦自學、博覽群書的積累此時起到了作用，1978年他考上一家知名大學的政治系，命運從此改變。
大學畢業後他留校，並在職讀完研究生，取得法學碩士學位。他教的科目包括歷史和政治。“選政治專業，是知青年代結下的緣”，他說。
教學中，他成為學校裡最優秀的教師之一，他教的歷史課，有一個班一學期24次課，其中20次是在掌聲中結束的，還引來很多其他系的學生“蹺課”來旁聽他的課。他的講課名氣還傳到了其他學校，被請去做講座，一次講文革史，教室擠得滿滿的，最後就連講台後面都是學生，講到動情處，台下哭聲一片。“那種感覺實在是做老師最美好的回憶。”他對記者說。
講課受歡迎 哥大研憲政
1992年，他申請到國外一個基金會的贊助，作為訪問學者來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到了哥大，方知什麼叫世界名校，很多學術鴻儒、學科名家、政界紅人，在這裏都可能隨時碰到，甚至同在一個桌子上論道”，東西方的文化在這裏交流、對撞，一陣陣擦出火花。徐彬覺得這是他“人生中一段極難得的經歷”。
在這象牙塔般的殿堂裏中度過了三年的好時光，訪問學者的期限到了。他在哥大所研究的項目是政治學中的憲政理論，回到中國很難有用武之地，徐彬決定要留下來。
但一離開哥大，立即跌回倒了“人間”，他仿佛又回到十幾年前從兵團回到杭州時所面臨的生存的問題。於是他在紐約被迫又開始了第二次“插隊”，即所謂“洋插隊”的打工生涯。
他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餐館送外賣，老闆是伙計升格的，很小氣。紐約很大，徐彬不熟路，第二天送外賣的半路上自行車翻了車，餐盒被壓得賣相很難看。顧客雖然勉強收了單，但理所應當不給小費。
過幾天遇到下雪，進地鐵徐彬連人帶車滾了18級台階滑到了底部，好在冬天衣服厚，人沒受傷。在送餐的過程中，他還發作過心動過速，每分鐘200多跳，仍然強忍着難受，繼續踏車完成送餐。
有時候實在受不了心中的壓抑，在那些富麗堂皇的大樓電梯裏，一個人面對四壁大叫一聲：“打倒帝國主義！”
幹了一個星期，發工資時問到了。老闆問他工作了幾天，他算數自幼不好，少報了一天，老闆即把已經包好的錢取出幾張，重新點了一遍給他。第二天，他發現錯了，找老闆要，老闆目無表情地說，“是你自己弄錯，怪不得我”。這份工作幹了不到一個月，徐彬主動辭職，“炒了”老闆魷魚。
洋插隊做苦工 處處碰壁
第二份工作是在紐約森林小丘高尚地段一家生意很好的餐館做Busboy，負責收拾碗筷桌子。這份工是哥大的朋友介紹的，雖然收入不高，但他想一邊做，一邊等做送外賣的空缺，因為那裏客戶小費給得高。老闆經常對外人說，他的送外賣員工素質全世界最高，因為清一色都是哥大的學生、學者，其中有幾人今日已成為中國學術界最著名的學者和教授、大學副校長。
但就是這樣高素質的知識份子，在那時為了錢，也是勾心鬥角，動腦筋損人利己。如大家是排着隊輪流按順序拿送外賣的單子，有的人看到下面某一張單子金額太小，賺不到什麼小費，就算好時間，送完一單，躲在店外等後一個人將前面的小單送掉，然後進來拿大單，為的就是想多拿一兩元的小費。後來甚至還發生過有人為了多送幾趟外賣，把同事自行車的氣給放了。
徐彬做的這份工作還沒等到轉送外賣，就因為不太稱職被炒了，原因是他連桌上鹽、醬油、醋的小瓶子的位置，大堂經理教了幾遍他都還搞錯。
第三份工是送貨。他的一位好朋友臨時接到一份開車曼哈頓送貨的工作，急需幫手，就找了徐彬。幹這份工作，更是苦頭吃盡，洋相百出。地址經常找錯是因紐約同一條街常有東、西之分，一不小心就把東街當成西街，白走路程。有些街道禁止停車，有一次到了地方，徐彬進去取貨，朋友則開車在附近轉。
當時還沒有手機，沒法互相聯絡，徐彬進入大樓取了貨物後，才發現樓裏的電梯有貨梯、客梯之別，一棟大樓佔了半條街，貨運電梯在大樓進口的背後，出了大樓轉到前面要走上千米路，他只得一個人彎着腰一步步費勁地挪動着一個大箱子，花大半個小時才走到進口處，而那位開車朋友在那裏已經等得都快發瘋了。
另外，紐約開車規矩多，動不動就會吃罰單。他們送了一星期的貨，只賺了190元，罰款就扣掉90多元，結果一個人才分到四五十元，算下來每天平均掙不到8元。這份工作簡直是賠本買賣，只好作罷。
世貿中心當老板 911避一劫
第四份工作是在一個臺灣人開的大超市卸貨，一周工作兩天，每次12小時，開始兩個月說好工資很低，還沒有加班費。剛來就有工友告訴他，這份工很多人做過，但都做不長。問其原因，工友隱而不語。
做到快兩個月時，一天老闆讓徐彬把肉架用水沖洗幹淨。他就從很遠的地方把水管拿過來沖洗。一會兒，貨到了，讓他去卸貨，他就把水管的噴頭部分放在水槽，匆匆離開了。沒想到，幾十米長的水管中的壓力將水管子從槽里拉出來，水流了一地，水漫金山。老闆借故把他炒了魷魚。
後來徐彬才知道，老闆是故意設的圈套，每到一名新工人做到快兩個月時就千方百計找理由將他辭退，因為幹滿兩個月後，就到了約定要加工資、超時工作有加班費的時候了。
最後一次打工嘗試是是太太幫他找的。他太太動手能力強，在一家珠寶公司工作，從計件工做到管工，手下有30個工人。太太公司老闆新交的女朋友要在曼哈頓開一家晚裝包批發公司，需要一個店員，老闆就推薦了徐彬。
這份工作比徐彬過去做的強多了，工作只是按客戶訂單把貨打包、郵寄。但徐彬偏偏數字概念不行，數貨一錯再錯。超過幾打的訂單，經常每點一次數字都不一樣。越小心緊張越犯錯，最離譜的是一次人家只要12個包都被他多發了一件。老闆娘忍無可忍，就借故讓他回家了。
現在回想起那段打工的不堪日子，徐彬卻說：“上帝對我太好了，從打第一個工，到第五個被辭退，六個月內做遍各種苦力活，都證明我不適應，逼得我去尋找適合自己能力和發展的道路。”
做苦力不行 創業一帆風順
打工打到滿盤皆輸，徐彬開始考慮自己放棄回國的大好前景留在美國究竟想做什麼？雖然苦力幹不好，但即使能幹好，那是自己來美國所想要的追求嗎？當時他已經42歲。他開始考慮自己有什麼長處，什麼是他適合幹的。
他覺得自己的優點之有三方面，一是他的語言表達能力，當過老師當然會講話，邏輯條理性強，連發聲都是標準的男中音；其二是他的英語能力已經具備一定基礎；三是他有名校學者背景，對外有可信度。
分析之後，他得出結論，自己可以創業，做適合華人市場，資金投入少的服務行業。他分析了紐約的移民市場，每年有大量的華人到來，許多人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在美國取得合法身份而另尋其他途徑。最後徐彬選擇了開拓加拿大移民市場為主業，開始了創業之路。
好在當時太太的收入足夠養家，徐彬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創業。他一個人自己幹沒把握，就找那位和自己一起開車送貨的朋友一起合作。兩人各有優勢，相得益彰。他們先在一個居民區租了一臨街的房子當辦公室，才350元房租，離地鐵只需要走5到6分鐘。一張普通飯桌做辦公桌，撿了個鄰居準備扔掉的電腦來擺樣子，舊茶几太舊了鋪了塊織錦布蓋住，房間有住過人的味道就拿洗手間用的清潔噴霧劑來“消味”。
他們在紐約的一家華文日報上登了個小廣告，篇幅不大卻打上紐約從來沒有一家移民公司用過的廣告詞：“免費評估，受理者必成功；免收定金，成功後才收費”。
大概因為廣告小，地頭偏吧，前4天沒有一個電話，兩位合伙人就在辦公室聊天，聊到連祖宗三代都聊完了，到第五天電話聲終於響了。
來者是剛到紐約沒幾天的廣州外國語學院的畢業生，因人地生疏才找到這家剛成立毫不起眼的小公司。那個人國內是做外貿的，符合移民技術移民加拿大的條件，於是他們第一筆生意成交了，1500元的合同，簽字時，徐彬激動得手都有點發抖。
第二個單子是一位鄰居的侄子，上海人。徐彬會說上海話，很容易簽了約，收費當然要比人在紐約的客戶高，金額是3000元美金。這樣，他們第一個星期就做了4500元的生意，扣除房租、電話成本，“純利可觀”。
房東發現他們租房是做生意，大不以為然，就以民居不能做生意為理由，要麼加他們房租，否則要趕他們出去。有了四千元帳面余款的徐彬，正好看到世貿中心有一個辦公室登廣告要合租辦公室，租金雖然是他們現在民房的數倍，憑着有帳上有錢的“底氣”，一狠心毅然決定將公司遷到世貿中心去。
躲過911一劫 但損失不小
進入世貿中心是他們走向成功的最重要的一步，業務上了台階，蒸蒸日上。
辦公室位置極佳，在世貿中心一號樓的46層，辦公室窗戶對着大海，前方就是自由女神像，平時分租辦公室的人根本不來。廣告也跟着做大了。
客戶進了世貿中心，一層層上來，進了大門，看到豪華的辦公室和西裝革履的徐彬，交談時連手腳都不知怎麼放，說簽約就簽約。他們靠實力和誠信漸漸發展成當時紐約最出名的加拿大移民事務所之一。
徐彬回憶起創業經歷時說：“走適合自己特長的發展道路是成功根本之道，加上要抓住機會，力爭站上行業的制高點。”
人生真是世事難料，幾年後911發生事件發生了，地點就是紐約世貿中心。那時徐彬和家人已經移民登陸加拿大，自己在美國和加拿大之間兩頭跑。他在世貿中心的公司員工本來上班時間是上午8點半，911前幾個月，那位女員工新生了雙胞胎，加上還有一個大兒子要送幼兒園，早上顧不上來，希望將上班時間調整到9點半。
徐彬同意了，把早晨9點半前的公司電話轉到加拿大自己接，寧願因時差三小時，自己一早常被被電話聲吵醒。但就是這一上班時間的改變，拯救了員工的生命。
911發生當天，飛機是8點56分撞上了世貿中心一號樓，員工正好在上班的路上。雖然人沒出問題，但公司損失很大，辦公傢俱、檔案、文件全沒了，後續要收的費用又因客戶聯絡不上公司而收不回來，業務受到極大影響，第二天徐彬壓力大到胃出血了。
六十歲找到心靈歸宿
911後，徐彬在溫哥華一度也曾開辦移民公司，但溫哥華的情況與紐約不同，市場小、廣告費貴、同行競爭更激烈。其他公司大多將業務轉到中國大陸發展，賺的腰纏萬貫，但經歷了911後的徐彬看重的更是身體的健康和家人的團聚，故一直留在溫哥華。到了女兒考上了美國大學，他干脆逐步結束了公司業務，在美加兩地享受生活。沒想到這一決定又為他後來找到了人生信仰的歸宿創造了前提。
2011年徐彬在溫哥華認識了一群愛好文學的知青朋友，但一直沒有提筆寫作，畢竟他後來學的是歷史政治。到了2011年10月，徐彬沉睡了幾十年的文學基因突然被喚醒，連續在網路報刊上發表了詩歌、回憶錄、散文、政論文章等多篇有影響力的作品，其中《我的母親––母親去世四十年祭》一文在《加拿大都市報》發表後，很多人讀後為之流淚。
一日，他接到一知青朋友的電話，對方談完對文章的評價之後，問“今晚你是否願意來教會的查經聚會？”徐彬應約參加了他平生第一次讀《聖經》，回家後，找出家中已因搬家被壓入箱底的《聖經》，隨意打開其中一頁，裏面寫的就是耶穌的登山寶訓，其中第二句是：“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一瞬間，他的靈魂深處被震撼了。
他說：“在我因追念母親最悲傷的時候，主耶穌通過我朋友的手揀選了我，將我這個18歲時就失去了母親，在上帝的殿堂門口徘徊了近二十年，正在受心靈的痛苦煎熬的孤兒和迷途羔羊拉回到上帝的溫暖懷抱，成為有福的神的兒女。”
豁然回首，他又突然想起，1992年他申請到的就是美國“基督教教育基金會”，該基金會專門贊助中國大學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前往美國高校學習研究。“就這樣，一顆19年前年種下的種子，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培養等待，終於到今日在溫哥華這片神的土地上裏破土發芽”，他形容道：“從此我成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並始終不渝。”
回顧自己自到兵團到今日四十幾年的人生歷程，徐彬總的感受是人生無悔。無論是中國農村的土插隊和到美國洋插隊經歷，都是自己瞭解社會、經歷人生磨練、實現自我、追求各階段人生價值的必要過程，但最終每個人總要選擇一個精神的歸屬，同時為社會的美好、正義做更多的貢獻。他結束訪問時對記者說，“我前面的道路還很長”。
我，還有一個名字叫“知青”
嗨！小伙，別光叫我“爺爺”，
我，還有一個名字叫“知青”。
在和你差不多一樣大的時候，
我們就離開了學校，告別了家鄉。
去農村，到兵團，墾大漠，戍邊疆！
“奔赴祖國最艱苦的地方！”
然而，一旦現實和理想砰然對撞，
我們才發現腳下的路，是那麼的長。
天蒼蒼，地茫茫，日曬雨淋農活忙；
稻田裏，坡頭上，汗流浹背濕衣裳；
窩窩頭，玉米棒，沒到日落餓得慌；
油燈暗，炕頭涼，幾回回夢裏叫爹娘。
知青歲月中，有人覺醒，有人迷茫，
有人失落，有人堅強，
更多的人，年復一年在無奈中選擇等待，
堅持下去，總有希望！
這就是，當年我們的青春，
雖然，我們的命運，和你們如此的不同，
但是，我們那時身上流淌的血液，
和你們完全一樣!
嗨！姑娘，別光叫我“奶奶”，
我，還有一個名字叫“知青”。
在你和差不多大的時候，
我們就割小麥，收莊稼，采果子，種高粱！
臉，曬黑了；手，割破了；
累了，餓了，太陽怎麼就不下山了？
小王瘦了，小李病了，小張哭了，我想媽媽了！
夜，總是那麼長，
城裏的玫瑰花，已開得怎麼樣？
大街上，流行什麼花衣裳？
同桌的那個“他”，
如今，又漂泊在何方？
南飛的大雁啊，何時，能帶我回故鄉！
天亮了，夢醒了，臉上的淚，還在不停的淌。
那就是，我們真實的少女時代，
太多的回憶，
定格在當年的模樣上。
嗨！同學，別光叫我“老師”，
我，還有一個名字叫“知青”。
經過十年的磨練，十年的渴望，
我終於又重新回到了課堂。
告別了戰友、再見了老鄉，
我滿懷着新的希望，
去擁抱知識的海洋。
校園裏，課堂上，
燈光下，讀書忙。
我承擔着改變命運的重任，
奮力要將失去的光陰補上！
坎坷的經歷，是我們學習的動力，
探尋真理，是我們不變的理想。
我們如此珍惜，這來自不易的人生機會，
那是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的幸運，
寄託着同時代千百萬知青的夢想！
嘿！兒子，別怨你爹娘提前“下崗”，
你知道，爹娘曾經有一個名字叫“知青”。
在你那般的年紀，
我們就被迫離開了課堂，
將我們的青春汗水,
潑撒在那無際的草原之上。
我曾經和你一樣，
對人生和前途充滿着美好的願望。
但無情的歲月，打破了我們一個又一個幻想，
我們像斷線的風箏，完全失去生命的方向。
當共和國的巨輪在七六年撥轉了航向，
我帶着滿身的疲憊回到了家鄉。
在那裏父母依在，風景如常，
但是留給我們走的路卻是那麼狹長。
選工作，沒商量；找對象，難指望；
想學習，缺基礎；盼提拔，更莫想！
我們成了“被遺忘的一族”，
環境變了，無奈的感覺卻依然和過去完全一樣。
這就是真實的你爹、你娘，
聽到你的抱怨，怎能不叫我們眼淚汪汪！
嘿！朋友，別問我“貴姓？”
我和你一樣，
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知青”。
無論你走到天涯，還是海角，
無論你的經歷是榮耀，還是悲傷，
只要你出說這個“名字”，
我們的心，就會立刻貼近；
只要你述說你當年的故事，
我們的脈搏，就會在同一個軌跡上並行！
雖然，我們已經不再年輕，
歲月的痕跡，早已悄然爬上我們的髮髻，
但我們的心，依然是那麼熱，
我們的情感，依然是那麼地激昂，
那是因為，有太多共同的沉澱，
在我們不老的血管裏流淌！！！
啊，朋友，我親愛的知青朋友，
無論你在祖國的天涯海角，
還是已經漂泊到遙遠的異國他鄉，
請聆聽我對你的祝福，
向你說一聲：珍重！
珍愛你的家人，珍惜你的健康，
珍重我們眼前的擁有，珍惜你我未來的時光！
將難忘歲月的回憶留住，
把熱血青春的往事念想。
請記住我們的共同的名字，
將“知青”二字，永遠––銘刻在你我的心上！
徐彬和大學畢業後的女兒。
徐彬去美國做互訪學者前與女兒依依不捨。
知青們乘火車出發前，揮別親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