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的影響不容忽視。

一部七集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讓無數吃貨競折腰，也帶動了中國多家衛視多部紀錄片的收視，湖南衛視的《變形計》、雲南衛視的《士兵突擊》（青春紀實版），等等，因之都以90後青少年為主角，記錄他們的成長與改變，再加上畫面鏡頭盡顯文藝範兒和國際範兒，吸引了大批年輕觀眾，大有趕超娛樂選秀節目之勢。

      其實，《舌尖上的中國》還未播出，微博上已有很多人在議論。5月14日早上10點過，陳曉卿在微博上上傳了那幅“山水臘肉”的海報，用異常低調的語氣寫道：“今晚沒事都看看吧。不難看，真的。求各位親幫轉。”海報上有播出時間、頻道，還附帶了一條片花的鏈結。直白而懇切的態度，讓這條微博很快便轉發了上萬次。——或許，沒有微博，就不會有這部片子的熱播？

      迅速爆紅於網絡
      在如今的網絡時代，紀錄片找到了新的土壤。2011年，紀錄片《我的抗戰1》網絡首播成功之後，《我的抗戰2》繼續走網絡傳播之路，在創意方面更加大膽。該片總策劃人崔永元表示，雖然目前紀錄片在營銷上仍處於被動狀態，但是網絡平台的出現讓製作團隊敢於把紀錄片產品做得更加好看、豐富。
      紀錄電影《語路》也因網絡而生。2011年11月，由一家國際知名品牌發起的“語路計劃”，旨在通過展示在不同人生角色中完成志向的代表人物的話語，鼓勵一代人點亮其奮鬥之路。
      導演賈樟柯為此選擇了中國當代12名具有代表意義的人物，拍攝了12部紀錄短片。本來這是一個普通的紀錄片計劃，卻隨着“語路計劃”官方博客的開通而迅速爆紅於網絡，網友們在網上發表各自的個性觀點，分享自己的故事和話語，與博客名人、網絡紅人互動。正是由於《語路》網絡版的巨大反響，賈樟柯繼續展開了《語路》電影版的製作。

      出高價“搶”好片
      網絡新媒體不僅為紀錄片市場帶來活力，也深刻影響着紀錄片的內容和製作。《2011年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顯示，2011年，紀錄片視頻網站不斷增多，多家視頻網站爭相購買紀錄片版權，海量需求擴大了紀錄片的傳播空間。
      另一方面，面對有限的片源，網絡新媒體對於優質紀錄片的爭奪在所難免，版權爭奪拉動紀錄片價格上漲。從2011年開始，網絡收購紀錄片的價格從原來的一分鐘30元（人民幣，下同）迅速提升到100元，個別作品甚至高達1000元，超過電視台的購片價格。“這對於扭轉紀錄片價格與價值嚴重失衡的市場起到了良性作用，為紀錄片行業開闢了一個新的市場平台。”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胡智鋒認為，新媒體和紀錄片的結合，對於不溫不火的紀錄片市場意義重大。

      做出自己的特色
      尤其，新媒體並不僅僅滿足於作為一個平台，更開始滲透到紀錄片製作中。2011年搜狐開播自製紀錄片欄目《搜狐大視野》，標誌着這一進程的開始。
      “其實，這也源於新媒體自身競爭的需要。”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同道指出，在資訊內容日益同質化的當下，以各門戶網站為代表的新媒體都渴望有特色的內容來增強自身的影響力，相比單一的正版購買模式，新媒體探索自製紀錄片模式，不僅可以節省成本，更容易做出自己的特色，形成獨特的競爭力。
      目前，紀錄片製作團隊為視頻網站進行紀錄片製作已顯露頭角，不少影視製作公司已開始為門戶網站製作紀錄片，各衛視頻道也躍躍欲試，希望在紀錄片製作方面與網絡新媒體合作。
      從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的規劃中，可以看出他們同樣計劃邀約民間製作人進入電視平台，而在這之前，獨立製作人想登上官方電視播出平台，幾乎是不可能的。              

      很難進入院線 《歸途列車》是個案
      文化學者胡野秋說，論紀錄片的辛苦，實在不比故事片少，甚而有過之而無不及。拍出來之後，除了在大大小小電影節上展映奔波，就是在各地圈子沙龍上走一遭，表示也“活”過一回；假若撞大運，拿個小獎，則至少讓導演狂喜一番，成就感倍增，投資商會偷偷松一口氣——不至於顆粒無收。
      “據說全世界紀錄片都如此，中國為甚。”法國紀錄片大師雅克．貝漢2011年攜《海洋》登陸中國，兩個多月的時間內，票房收赤字過2500萬元（人民幣，下同）。而2010年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示，當年中國發行的16部紀錄片全部虧蝕，票房最高的也只有200萬元。
      進入到中國院線的《歸途列車》是鮮有可以進影院的獨立紀錄片，是鳳毛麟角的成功——《歸途列車》在北京百老匯的點映取得了4.3萬元的票房，場均上座率在90%以上。
      《歸途列車》能進院線，很大程度上源於得了太多獎項，在美國又取得了票房，這為范立欣與國內院線洽談提供了資本。

      這些都是紀錄片
      《錦繡中華》
      紀錄片包括六個部分，從長城開始，到黃河流域、極寒的珠穆朗瑪峰、酷熱的西雙版納雨林、長江以及蜿蜒曲折的1.8萬公里海岸線，大約三分之一內容用於呈現中國多元的地域和民族文化，另外三分之二全部展現自然生態。
      《子宮日記》
      最先出現在鏡頭裏的是幾隻品種不同的狗，還有野生的狼——紀錄片對生命在母體子宮裏的成長的展現，就從牠們開始，小狗和小狼從一個受精卵到分娩，大約需要120多天，孕育在母體中的小生命必須經過重重考驗。
      《瓶裝水》
      紀錄片《瓶裝水》的海報上清楚地寫着：“本片探討了瓶裝水行業在當今世界的作用，及其帶來的對我們健康、氣候變化、污染、石油依賴的一系列影響”。電影揭示了瓶裝水的水與瓶兩部分的來源與去向。
      《愛格尼斯的海灘》
      八十歲的瓦爾達，以《愛格尼斯的海灘》為自己慶壽。在這部片子裏，她遍尋自己當年拍攝電影的“外景地”，“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我一生的總結……有我的愛情，有我的回憶，有我的青春，更有我的鄉愁。”

      星期天的晚上 看《話說長江》
      1972年，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來中國拍了一部《中國》，當時是受中國政府邀請來的，但片子還沒放，就掀起一輪批判熱潮，斥其色調灰暗、街道凌亂、商場蕭條、表情單調，等等。
      這部在中國名聞遐邇卻神秘莫測的紀錄片，在被批判了三十多年之後，才得以與國人見面。安東尼奧尼後來說：“我沒有堅持去尋找一個想像中的中國，而是把自己交付給了能看到的現實，我覺得是做對了。”
      一部名為《再說長江》的紀錄片在2006年7月開始在中央電視台播出，更多的人把這部紀錄片看作是20多年前那部反響空前的《話說長江》的一個補充——這本來也是一部對《話說長江》致敬的作品。
      據《經濟觀察報》報道，1970年代末，中央電視台只有兩個頻道，除了新聞，就是一些許文藝演出。改革開放之後，因為地緣的關係，日本的電視節目最先湧入中國。日本的電視台對於中國的歷史地理興趣濃厚，一系列介紹文化遺存、地理景觀的專題片，以中日雙方合作的形式被拍攝出來，其中包括絲綢之路、故宮、長江、黃河、長城——《話說長江》，是其中反響最大的一部。
      中央電視台和日本NHK電視台聯合攝製了這部紀錄片，從1979年開拍，1982年進入後期製作，“拍攝完成之後，日方把素材帶回國內，剪了一部單本紀錄片《生生不息》。中方派員到日本的電視台看素材，把需要的部分拷貝回國。日方的35mm膠片素材不能滿足需要的時候，中方用16mm攝像機補拍，再拿到日本中央顯像所洗印，最後編輯出25集‘大型系列電視節目’《話說長江》。”當年的報道這樣描述：“每到星期天的晚上，數百萬中國人便坐到電視機前，收看由中央電視台播放的電視系列節目《話說長江》。”
      到1993年，值得一提的是《東方時空》，這個欄目下的《生活空間》提出，“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以紀錄片的形式，不間斷地把目光投注到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中去。
      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電視紀錄片的敘述和話題，再度宏大起來：一部是以2000年前秦國軍隊如何統一天下為主題的《復活的軍團》，一部是以近代世界史上9個超級大國崛起過程為主題的《大國崛起》。

      海外發行 《故宮》單價最高
      有關《舌尖上的中國》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正成為各方關注的話題。導演陳曉卿坦言這是一部“商業紀錄片”，但除了播出後相關食品銷量大增以外，片子本身的商業價值仍待市場發掘。
      “目前詢價很多。”台灣和香港的電視台引進《舌尖上的中國》的熱情最高，馬來西亞和韓國也已經基本談妥。“一個地區不止一家電視台想購買，所以價格自然就抬上去了。現在真不好說播放權能賣多少錢。”
      海外發行，是紀錄片實現效益的最重要方式。此前，中國紀錄片最高發行單價由《故宮》保持。這部錄製於2006年的“國家級紀錄片”共12集，每集的海外售價達5萬美元以上，並且經美國國家地理頻道之手，賣到了全球140多個國家。目前，中國紀錄片在發行上創造的紀錄有兩個，一個是《故宮》保持的單價最高紀錄，另一個就是由《再說長江》保持的累計發行收益最高紀錄，平均每集價格也有4萬至5萬美元。
      與國際上紀錄片的盈利模式相比，中國的紀錄片市場仍很落後。
      2011年初，中央電視台紀錄片頻道正式開播，“大部分都是自拍的節目，中央電視台直接投資。內部有項目組決定選題以及投資額。《舌尖上的中國》是這麼出來的。”中國國內紀錄片市場基本還處於冷門狀態，盈利模式的探索也將走過漫長的探索之路。5月22日，陳曉卿明確表示：“《舌尖上的中國》還將拍第二季，不排除廣告植入的可能。”

      一部《河殤》 兩度重播迄今禁播
      紀錄片《河殤》被認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導。這部中央電視台製作的六集紀錄片在1988年6月16日首播，總撰稿人是蘇曉康和王魯湘，導演夏駿，最初策劃者則是學者謝選駿。
《河殤》分為六集：《尋夢》、《命運》、《靈光》、《新紀元》、《憂患》和《蔚藍色》，對中國文化展開了批判，其主要論點是，中國以河流、大地為根基的內向式“黃色文明”導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後；為了生存，中國必須向以海洋為根基的“藍色文明”學習，並應該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系，並引用了眾多西方理論。播出之後，除了在思想較為激進的青年學生中受到廣泛歡迎之外，更一度得到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中共領導層的賞識，亦引發普通民眾的熱烈討論和關注，在中央電視台曾兩度重播。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中國主流媒體在批判趙紫陽的同時，對《河殤》也加以抨擊，稱其是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虛無主義”思想的典型，自此禁播，但在民間，仍然通過網絡等在小範圍內流傳。
      對中國社會的關注與批判，亦未因此而銷聲匿跡。近年來，大陸獨立紀錄片在多個國際電影節上受到廣泛關注，這些片子，涉及的都是敏感話題。
      39歲的趙亮花了12年時間拍攝的《上訪》，記錄了“上訪”這個中國大陸非常有爭議的話題，這部片子只在北京獨立電影節中放映過一次，就被“打招呼”不能再演。
      徐辛的紀錄片《克拉瑪依》，還未在香港上映就被大陸禁播，這部長達6小時的片子，記錄了1994年12月8日這一天，新疆克拉瑪依市友誼館發生大火，一句“學生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使288名學童葬身火海的一幕。當局曾承諾為事件負責及為遇難學生立碑，但16年來至今未有兌現。徐辛把《克拉瑪依》最後的鏡頭，定格在粉刷成白色的友誼館遺址，死難名單一串串打出，“實際上我是給所有小童立了一個碑。”

      扛上小型攝像機 穿梭在人群中
      在中國，紀錄片幾乎絕跡於中共官方傳媒。導演陳曉卿曾公開承認這種缺陷：“目前大陸或者在中央電視台，是逆着紀錄片本性而做的，是反過來的。我們不能做弱勢、個性的一面，不能找非政府的一面。”
      一位香港導演提到：“在香港很多題材都可以拍，但在中國就不同。政府對我們不放心，很多敏感題材比如礦難、地震、征地等都不准拍，很多地方我們也不能去。”
      由於沒有拍攝經費，沒有技術支撐，沒有播出平台，在大陸製作獨立紀錄片是一份非常艱難的苦差，處於一種幾乎沒有回報的境遇。不過因為科技的進步，數碼DV的使用打破了拍攝影像的壟斷。扛上一部小型攝像機，獨立製片人就可以穿梭人群中，記錄下歷史的一刻。           

在台北的一家書市中，有商家販售《大國崛起》的碟片和書籍。

美國導演拍攝的紀錄片《劫後天府淚縱橫》，2010年時獲奧斯卡紀錄片獎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