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幼文是UBC大學皮膚醫學和皮膚科學系副教授，也是皮膚科臨床專科醫生。他領導的科研團隊經過近十年的研究，最近通過基因組學的方法，找到了皮膚淋巴癌的特異性的分子標記，并據此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皮膚淋巴癌的實用診斷方法。他的事業模式是將科學研究和臨床醫學相結合。科研和臨床相輔相成，為他帶來了事業上的成就感、滿足感。
圖文：記者董清霞

      記者來到周幼文醫生工作的溫哥華綜合醫院皮膚病治療中心，在瀰漫着書香的閱覽室採訪了他。他說話有條有理，有很強的表達能力。開放性的思維，使作為學者的他帶有濃厚的現代氣息。對專業人士在加國的生存和發展，他分享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周幼文擁有兩個博士學位，一個是在美國讀的分子遺傳學博士，是研究性的學位；另一個是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讀的臨床醫學博士。他做的工作也與兩者有關，既在UBC大學搞教學和研究，也在溫哥華綜合醫院皮膚治療中心做臨床專科醫生。
      不少移民想走學術、專家道路，周幼文坦言，這條路不好走，但很有成就感。走這條路需要對所做的事有興趣，認為值得做。動用一切資源，花心力下去，終究可以做成。讀書和研究，沒興趣的人覺得是一種辛苦，而有興趣人的會甘之如飴。他說，比如有人在跑步機上大汗淋漓，樂此不疲，認為這項運動對身體有好處；相反，如果有人為了生存做不喜歡的工作，即使體力消耗沒這麼大，也會覺得辛苦異常。

      做喜歡做值得做的事
      周幼文是湖北人，南開大學生物系畢業。1984年到美國讀研究生，1990年來到加拿大，先在多倫多大學讀博士後，從事基因和神經發育方面的研究工作。 但是純粹實驗研究讓他覺得離現實太遠。於是他對醫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91年他進入多倫多大學醫學院攻讀讀醫學博士學位。 1995年來到溫哥華後，他做過5年住院醫生，認為獲益良多。他說，做住院醫生期間，除了臨床工作，還要學習和準備考試。雖然辛苦，但是鍛煉瞭解決實際醫學問題的能力。他認為做住院醫生對自己成長的幫助，比在醫學院還要大得多。
      當醫生的動力，不只是為賺錢。能夠幫病人解決問題，實現自己的志向，對社會有一定貢獻，這個職業給他帶來很大的成就感。
      他告訴《加拿大都市報》記者，他工作的溫哥華綜合醫院皮膚治療中心大樓是一棟三層建築。治療範圍分三大項：第一是皮膚癌的診治，如黑細胞癌、基底細胞癌等；第二大項是慢性皮膚病，如牛皮癬、白癜風等；第三大項是皮膚美容醫學。“我們是加拿大最大和最先進的鐳射醫學美容中心”。他說，不管醫學皮膚科還是美容皮膚科， 不管是致病救人還是滿足美容需求，都讓他有成就感。皮膚癌如果及時診斷可以治癒。牛皮癬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可以治癒或可控制在無病狀態的。白癜風治療較複雜。但是有些治療方案對相當多的患者，尤其是青少年患者療效很好。
      轉化醫學涉及到從醫學臨床方面發現問題，并針對這些問題用科學的，尤其是實驗科學的方法和概念來進行研究，以期找到解決方法，再應用回臨床，解決醫學問題。做一名醫師科學家（Physician Scientist）是周幼文心目中的理想工作。
      尋找癌症和皮膚病的獨特分子標記，是他的科學興趣。在臨床中發現相關問題，帶到自己的實驗室研究，很直接，省去了中間環節；對轉化醫學的研究，也可以直接運用於臨床。比如，皮膚淋巴癌是一種少見但是可致命的癌癥。臨床看，它跟濕疹、牛皮癬類似，鑒別診斷不易。以前沒有分子標記，診斷難度大。他領導的科研團隊經過近十年的研究，最近通過基因組學的方法，找到了皮膚淋巴癌的特異性的分子標記，并據此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皮膚淋巴癌的實用診斷方法。治療癌症，要做到早診斷，早治療，早痊癒。他的這項研究已經申請專利。

      科研講究大協作
      一想起專家教授，很多人的腦海裏就會出現閉門不出，挑燈夜戰的畫面。周幼文說，閉門研究的階段早就過去了。如果不合作，單打獨鬥，在現在的時代很難出成果。現在科研講究大協作。比如對皮膚淋巴癌、白癜風等項目的研究，都需要與其他專家合作，各司其職，各用優勢，團隊合作。“研究人員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合作圈子、合作社區（Community）。” 他不光同加拿大各地的科學家有合作， 也同美國、中國的同行有密切的合作。一個診所和實驗室的資源畢竟有限。 但是多個團隊加起來，力量就大得多。 要尋求同行協助，也要將自己的優勢和資源貢獻出去。合作必須是雙向的。
      周幼文與中國學界交流很多，每年都回中國去，與皮膚病專家合作研究。加拿大與中國側重點不一樣，各有優勢。加拿大對皮膚癌研究領先，中國在皮膚遺傳病研究上做得好。他的一個合作伙伴，是中國皮膚學會主席，世界著名皮膚病專家之一。周幼文說，中國病例多，臨床資源多，對皮膚病的研究進步非常快。
      他說，專家也需要很高情商，不是個人英雄主義，與團隊、社會都要有好的合作。要與合作者配合默契，也要與研究的服務對象，即知識的受益者有良好的溝通。醫學研究人員需要與病人、醫院的其他醫生，醫療衛生管理部門、甚至投資基金會成員等有效溝通。
      他說，下個月他將到滿地可推廣自己對皮膚淋巴癌的研究成果。發明這種方法後，不是萬事大吉了，而是要把它推廣出去，推動商業化、產業化，將它開發成產品，用於科學研究和臨床應用。只有通過交流，科學成果才可能被別人認識，進而達到認同和接受。

      溝通能力是決定因素
      周幼文在工作中體會到，溝通能力對於專業人士很重要，不能是茶壺煮餃子，肚裏有貨說不出，陳景潤時代過去了。溝通不是要你巧言令色，而是說得實在、得體，說得到點子上。
      他認為溝通是情商的重要部分。新移民的溝通能力，是決定能否長期立足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移民中出現博士洗盤子的現象，除了社會使用人才不當的體制問題，可能也有溝通方面的原因。有時候是專業人士有能力別人不知道，有時候是該人本身沒有理解社會和他人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他承認，加拿大對移民的學歷認證存在問題，但這是無法短時間可改變的，抱怨是沒有用的。在大環境難以改變的情況下，與其要求環境改變，不如自己作出改變。
      他說，與主流社會溝通，不光需要用詞發音標準，還需要演講技巧。站在臺上，與聽眾眼光交流、講話的節奏感、內容的條理化都有技巧、需要訓練。他平時注意留心聽別人演講，分析其中的技巧和方法。在自己講演時，他還把它錄下來，以便在看錄音錄像時，發現原來意識不到的問題。比如發音準確度，自己沒有意識到的需要克服的小動作等。“不是說現在就足夠好了，但我有留心改進。”他說。他認為不管選擇做哪一行，都需要提高自己的溝通能力。 這樣才可以少走彎路。因為在溝通過程中才知道社會需要什麼，社會對你的要求是什麼，哪些是你真正的優勢，哪些問題可以解決，哪些解決不了。做到這些，你才可以揚長避短，使自己的想法、做法比較切合社會實際，而不是同社會格格不入。新移民有時感到社會對你歧視不公平，其中有很多溝通問題和誤解。“新移民與主流社會都應對溝通不良的問題負責。但是，這個天平的兩端不是等重的。解決溝通方面的問題，新移民因該更積極一些， 因為這決定了你的成敗。” 他說。

      溝通不是 委屈求全
      總體來講，周幼文的學業、事業都很順利，但也遇到過挫折。他剛到美國留學時，在美國南部一學校與老師的溝通出現問題，相處困難。不是語言問題，那時他的英文已經很好了。但是他認為老師是對他的待遇不公平，就決定轉學，沒有委屈求全。
      他留學的費用，公費只管一年，後面的費用就需要用獎學金。離開那所學校後，經費馬上就成問題。好在他在聯邦政府衛生部找到一份研究工作，生存下來了。周幼文沒打過累脖工（Labour）。後來他申請轉學成功，並得到公平待遇。
      從這段經歷，他學習到：溝通和適應社會不完全是委屈求全，當你碰到問題時，不光要從自己找毛病，因為有時毛病不是自己身上。他認為，遇到衝突不能光是忍耐，要有理有利有節，不能怕事。自己做的對，要堅持，沒做錯就不要道歉。
      他說，來加拿大後也碰到過歧視。 但是有時候是沒法強求別人的，只能在瞭解問題的癥結所在後，在硬體上補強。比如說，有些時候，主流社會，或用人單位對語言能力的要求會無可避免地對特定國家的新移民的中標機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這有時也是一種歧視。抱怨是無益的，“你語言和成績達到要求，他們就沒話可說，歧視也沒用。” “做自己該做的事，其他的就不管了，隨他去了。”

      做有益社會的事
      因為工作忙碌，周幼文盡量將時間合理安排好，勞逸結合。他的太太是同行，也從事分子遺傳學研究，他們有兩個小孩。周幼文業業時間喜歡看書打球，放鬆身心。
      他坦言，需要時間管理的技術，雜事不能太多。他會有選擇地參加與學術和同公益有關的社會活動。他是加拿大黑色素癌基金會主席，也參與了世界盲童基金會的工作，還在電視節目上做公共教育講座，推廣科普知識。
      做這類義工，他感覺有意義。“一個人如果光憑自己就只能影響周圍幾個人，範圍有限。如果有機會，可以影響或幫助更多人，就盡力抓住機會，切實去做，去推動。在這類事情上花時間，花精力，值得。”

周幼文醫生一家在美國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