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著名天體物理學家、被中共兩度開除黨籍的人權鬥士方勵之教授4月6日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家中猝逝，享年76歲。至此，當年被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指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頭面人物”的三位中共黨內著名異議知識份子，包括劉賓雁、王若望，在被迫流亡後都已客死異鄉。作為校長，方勵之的名字相信未來會排列在中國20世紀最傑出大學校長蔡元培、胡適、梅貽琦、傅斯年之後，但作為中共政體之下最有資格代表大學精神的人物，他永遠位列今天大陸那些教學管理者之前。他是中國上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推動者，更是一代人心中的思想啟蒙者和民主精神的引領者。
4月14日下午，在亞利桑納州土桑市東郊一家殯儀館，方勵之教授的葬禮悄然舉行，為時兩個半小時的悼念儀式，氣氛莊嚴肅穆，約200名生前好友及親屬出席，大家難掩哀傷和落寞的神情。在瞻仰遺容後，方教授的遺體隨即火化。他的家人已為他在East Lawn Palms墓園選購了長眠之地，方勵之墓地位於一棵大樹下，面對群山，計劃訂造一個約三米的墓碑，書寫墓誌銘。亞利桑那州是這位有中國薩哈羅夫之稱的天體物理學家流亡後工作生活了20多年之地，在此長留，符合方先生做世界公民的一貫願望。即使魂歸故里，想必再也不是他熟悉的故都和文化，西皮二黃早已荒腔走板，美麗的傳說只存留存在童年記憶的深處。
曾經是“紅孩兒”
方勵之祖籍浙江杭州，1936年2出生在北京，12歲時就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的週邊組織，在共產黨1949年統一中國大陸時，他已經進入著名的北京四中。1952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他認為，在四中的6年中學學習深深地影響了他以後的生活。四中的教育之所以令他難以忘記，一是因為教他幻想，另一個原因是四中的育人目的是造就富有靈性的人，而不是工具。他認為，如果學校的目的是把人訓練成統一規格的社會工具，統一尺寸的社會零件，那就失敗了。教育，特別是中學教育，造就的是人，是能獨立思考的人，是獨立行動的人，是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是有文化價值觀念的人。方勵之說，他很幸運，四中給他的“正是這樣的愛護、扶植和養育”。
1952年到1956年方勵之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他學習勤奮，成績十分優秀，為以後的科學研究工作，也為他整個一生的其它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知識和思想基礎。
方勵之處於一個社會制度變遷的時代，在他的高中和大學時代，社會迅速地向全面意識形態化發展。在這段時期中，知識份子一批一批地遭受到整肅，學校開始不斷地受到政治運動的衝擊，到了1957年，整個中國大陸社會基本上完全意識形態化。正是在這樣一個轉折的時代，使得方勵之有可能接觸到各種不同的知識份子以及他們的思想，同時也能看到這個時代在方勵之身上的另一個反映，即社會完全意識形態化過程在方勵之這一代人身上造成的影響。
方勵之在大學期間，並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反叛和獨立的思想精神。相反，他基本上是沿着社會準備的道路走下去的。他像絕大多數人一樣擁護共產黨和占正統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只不過他試圖用自己的才智做得比別人更突出一些罷了。在大學時，他連年被評為優等生，並且加入了只有極少數所謂優秀分子才有資格加入的共產黨。入黨在大陸是一種極其特殊的標誌，它使持有共產黨黨員稱號的人享有常人所沒有的好處。因此，在當時這不僅表明他成績優秀，而且表明他在政治上是相當主動地和佔據統治地位的共產黨保持一致的。
1955年2月，在北京大學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上，事先他和物理系的團總支書記等幾個人商量好，在會上提出教育應該培養有獨立精神的紅色專家這一問題，立即引起了與會者的廣泛討論，這下捅了馬蜂窩，後來遭到了學校黨委的批評。因為黨委認為，黨的教育方針已經十分明確地規定好了，用不着再去討論。
1956年，方勵之從北京大學畢業，由於成績優秀、家庭出身好，並且是黨員，因此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當時，由於斯大林去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產生了一些鬆動，這一年夏季，中國共產黨也開始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勵之和他的大學時的一些同班同學也感到社會上政治空氣比較壓抑，仍然缺乏科學和民主精神，為此他們決定給中共中央寫一封信，提出這些想法。但是這封信只寫了一個提綱，1957年6月開始了大規模的反右運動，他的幾個同學因此被定為右派，他也被開除出黨，並下放到農村勞動。然而，那時的方勵之並非叛離了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只是表明他對共產黨的一種忠誠，只是忠誠總是有代價的。1979年，共產黨為右派平反之時，方勵之又重新回到了黨內，並走上了大學教育的領導崗位。不過，經過22年歷練，方勵之已經成長為一個具有獨立意識的科學家和思想者。
六四一代的精神導師
胡耀邦主政後，中國的政治氣氛出現了短暫的活躍，方勵之也開始在思想界躍躍欲試。
1986年11月，方勵之邀約著名科學家許良英和著名作家劉賓雁共同發起召開《反右運動三十年曆史學術討論會》。由方勵之起草了一份會議通知，經許、劉修改後散發給“可能參加者”。後來事情因為收到會議通知的清華大學教授錢偉長的舉報，而被有關部門制止。
1986年12月上旬開始，合肥、武漢、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繼出現學生上街要求民主的遊行，方勵之作為中國科技大學第一副校長，在高校的一系列具有民主思想內容的講話，以及接受外電採訪時抨擊“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已經傳到鄧小平耳朵裡。12月30日上午，鄧小平召集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到家裡談話，批評胡耀邦制止學潮不力。當場提出把方勵之和劉賓雁、王若望（把王誤成許良英）開除出黨。並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
兩天以後胡耀邦被迫向鄧小平遞交了辭職信。1987年1月8日－16日中共召開批判胡耀邦的生活會，會上對胡耀邦進行反右、文革形式的批鬥，逼他辭去總書記職務。接著就開除了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的黨籍，全國掀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不久，舉報有功的錢偉長果然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
二度清除出党的方勵之，分配到北京天文臺做研究員。1988年他仍舊參加北京大學的思想沙龍，他的“不存在一個所謂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就像不存在有中國特色的物理學一樣”、“民主必須自下而上來推動”等觀點獲得青年學生和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
1989年1月6日，方勵之給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出公開信，建議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應該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等政治良心犯，為中國的民主思潮注入人權的內核。3月，在著名的“新啟蒙創刊發佈會”上，他又做了“人權是民主的核心問題”的演講，為中國民主和人權吶喊。
六四之前，方勵之已經被嚴控，使他不可能走上街頭，參加那場如火如荼的運動。六四血案發生之後，這位青年學生的精神導師仍舊作為一號人物被通緝。
避走美使館引爆中美情報戰
“六四”事件發生後，方勵之夫婦被美方人員祕密送往美國大使館，匿居長達13個月。為安全起見，方勵之夫婦的藏匿之處極為隱密，整個大使館只有6人知道。大陸公安部門曾考慮突襲使館，劫走方勵之夫婦，過程驚險而一觸即發，直到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訪中期間和鄧小平反復交涉，才使案情逐漸明朗。
這段內情最早披露於美國駐北京前大使李潔明的回憶錄，去年基辛格在其新書《論中國》中又再次提及，加上方勵之對該書的評論，透過此三方佐證，基本還原當年整個事件的原貌。
1989年6月初，北京風聲鶴唳，方勵之夫婦鋌而走險去了美國大使館“避難”，但被使館勸離，無奈之下最後被迫躲進了建國飯店內一名美國記者的家裡。一天后，美國國務院改變心意，在6月5日晚上11點，派使館政治參贊薄瑞光等進入飯店，帶走了方勵之夫婦與其子三人。
進入使館當晚，方家三口暫住一間儲藏室。不料，美國白宮發言人發言時候洩漏天機，把李潔明嚇了一跳，趕忙另辟一處地方安置方家，嚴防遭遇使館內中國籍職員的“不測”。
最緊張的一段時間在1989年6月底至7月初，美國中情局香港情報站截獲，大陸公安考慮動用突擊隊，沖進使館劫人。李潔明緊急通過美國國務院警告中國駐美大使韓敘，中方若輕舉妄動，美中關係就不用談了。
基辛格在書中也回憶，1989年11月初他到北京與鄧小平達成一項交換條件，北京驅逐方勵之，換取華府解除對中國的經濟制裁。方勵之曾回憶，鄧小平應該和基辛格說過，中國有兩個條件，一是解決制裁問題，恢復對中國貸款；二是美國必須邀請江澤民訪美。同時鄧要美方要求方勵之寫悔過書，誓言赴美後不做任何反中言行。
美方聽了很為難，首先驅逐方勵之和解決制裁不能混為一談；悔過書美方不能要求方勵之寫，哪有主人要求客人寫悔過書之理？方勵之知道後表明願意寫，因為他太瞭解中共的“自我檢討文化”，此非美方人士所能瞭解，從而化解難題。
其實雙方並未完全談攏，但最後都願意趕緊了結。根據方勵之說法，當時日本說願意出面，只要中國“放人”，日本就恢復對中國約五十多億美元的貸款。
1990年6 月25日上午10時半左右，方勵之夫婦默默地離開了隱藏一年多的美國大使官邸，在中國公安的全程監控下到了京郊南苑軍用機場，登上了美國準備的飛機。方勵之夫婦先抵達倫敦之後，輾轉半年來到美國，在亞利桑那大學任教，開始了他長達22年的流亡生涯。
流亡之後的方勵之基本淡出海外民運，他僅僅擔任過中國人權理事會的共同主席，2005年1月9日因抗議理事會內部財務管理混亂，與林培瑞等理事退出該協會。不過，他依舊十分關注中國的人權和民主問題，出席過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研討會以及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的頒獎會。不過，作為天體物理學家的方勵之先生對中國民主的實現表示悲觀，他預測起碼要超過200年。
方勵之去世後，中國大陸始終封鎖消息，僅僅通過《環球時報》酸溜溜地表示：“著名的科學家一旦到了海外就沒有任何影響力了。”不過，此番論調遭到大陸線民大量吐槽。不管中國官方如何評價方勵之，方勵之先生和已經逝世的王若望、劉賓雁一樣，因其高山仰止的人格、不畏強權的秉性，將成為一個不死的流亡者。
19９２年，方勵之（左）流亡美國後，訪問意大利。網上圖片
1980年代，方勵之在北大草地沙龍發表演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