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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從 娃娃市長到封疆大吏
( 2012-03-16 )





中國人大政協兩會日前在北京召開。在廣東團分組討論中,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表示,廣東要繼續改革,最大的障礙不是來自省內,而是中央部委和各種法律法規。他並且笑談,要為改革措施到北京“上訪”。上訪論一出,立即成為話題焦點,風頭甚至蓋過因“王立軍事件”在處在輿論風口浪尖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

      出身貧寒而沒有任何家世背景的政治局委員兼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因其年輕有為且為官廉明而被海外媒體稱為中國“政壇新星”、“少帥”。在安徽時就以能力出眾深受時任總理朱鎔基賞識,被朱點名調到國家計劃委員會任副主任。溫家寶擔任總理後,汪洋被提升為正部級的國務院副秘書長,成為溫家寶的左右手。當年鄧小平巡視安徽時,也曾特別與這位思想開放的“娃娃市長”見面……
      汪洋曾歷任安徽省副省長、國家計委副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重慶市委書記、廣東省委書記,在地方摸爬滾打過,也在中央歷練過,既有鮮明的“團派“(所謂團派,指胡錦濤提攜的共青團出身的高官)色彩,又是難得的財經好手,未來仕途料可更上層樓。
      他沒有什麼家世背景,也不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精英,但就是這個高中還沒讀完就到安徽宿縣一家食品廠當工人的平民子弟,以坐火箭般的速度在政壇上升——26歲當副縣(處)級官員,27歲縣(處)級,28歲副地(廳)級,32歲地(廳)級,38歲副省(部)級……44歲,他完成了從食品廠工人到安徽省副書記、副省長的歷程。
      官場的歷練並沒有泯滅汪洋的個性。據說,他執政重慶期間在瞭解重慶旱情時,詢問一位菜販災情的影響。菜販坐在地上沒動,汪洋俯着身繼續說。旁邊的市場管理員卻狐假虎威,幾次喝令菜販站起來。這時,汪洋突然抓起一個大青椒,轉身砸向市場管理員,“不看了,走!”轉身離去,丟下目瞪口呆的一班官員。
      有這樣“沒走一點彎路”的政壇簡歷和鮮明的個人風格,難怪汪洋在政界和民間都備受好評。


      家境貧寒  中學中退
      汪洋1955年3月年出生於安徽省宿縣,年少的時候,家境貧寒,父親早逝,和擔任鄉村小學教師的母親相依為命,母親要照顧一家人,生活艱難。而汪洋作為家中的長子,不得不替母親分擔家中的壓力,讀中學的時候,他退學了,開始到當地的食品廠做工人。在食品廠工作的四年中,因為他不怕苦、不怕累,很快從一個基層工人成了車間的負責人。
      雖然為了照顧家庭,汪洋中學沒有讀完,但是他仍然堅持學習。而正是這種長期堅持的毅力,使他的付出有了回報,1976年,好運降臨了,他被調到五七幹校做教員,這是他人生中最關鍵的一個轉折點。
      在五七幹校的三年間,他聰明好學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擔任教研室副主任,並于1979年到中央黨校政治經濟專業學習一年多,這為他日後的工作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1980年,從黨校學成歸來的汪洋開始到宿縣地委黨校擔任教員,一年以後成為共青團安徽省宿縣地委副書記,從此,他的政治生涯翻開了新的一頁。1982年,他成為共青團安徽省委宣傳部部長;1983年,任共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1984年,安徽省體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7年,安徽省體委主任、黨組書記。
      從教員到體委主任、黨組書記,汪洋只用了短短的七年,一位認識他的熟人這樣評價,升遷之快,和他本人嚴以律己、積極進取的做人風格密不可分。
      按照現在好多人的說法,升遷過快肯定是憑借關係,但汪洋不是,他依靠的是自己的勤奮和努力。


      和善的性格和過人的才智
      和善的性格和過人的才智來自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早期的磨練。汪洋孩提時代,家教甚嚴,母親對他管理很嚴格,汪洋也非常孝順。他繼承了母親的優良秉性,寬厚待人、嚴以律己。大凡做事,思想(或理念)為第一,然後是選賢用才並躬身力行,
      自從離開宿縣以後,汪洋就很少回到家鄉,他也想把母親接到合肥、北京長年居住,但都被母親婉言拒絕了。汪洋在安徽省任職期間,每年春節都要回宿縣看望母親,母親認為路費很貴,表示打個電話就可以了,不必每年都回。
      在汪洋到北京工作後,時間更加緊張,回老家的機會也更加稀少。6年間,只有一次春節回家看望母親,而且還是悄悄地,沒有帶秘書,也沒有驚動地方政府,汪洋自己乘坐火車從北京回到了宿縣,過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他又悄悄地離開了。整個過程非常安靜,即使他們家的鄰居也沒有感覺到,他的母親也沒有跟任何人說起過。
      他母親默默地支持着自己的兒子,同時也儘量避免給兒子帶來任何不必要的麻煩。雖然很多人一直想拜訪她,但都被她婉言謝絕了。
      家嚴出才子,汪洋也沒有辜負母親的希望,時時刻刻都在學習,即使成為安徽省常務副省長以後,他都沒有忘記學習,為了順利從中國科技大學哲學系畢業,他堅持學習英文,最終考取了大學英語6級的證書。
      面對媒體上各種有關自己個性的報導,他則顯示了極大的肚量,並笑答“我不算什麼個性官員,我是個‘本份官員’”。


      當“人官”才不會被罵“狗官”
      汪洋稱,只有做好了人,做官才能成為“人官”,而不會被老百姓罵為“狗官”。汪洋曾經引經據典,暢談“做人為官”之道。他警醒所有官員,只有做好了人,做官才能成為“人官”,而不會被老百姓罵為“狗官”。
      他說,當前廣東正處在經濟社會全面轉型、改革開放全面深化的關鍵時期,面臨着需要解決的大量難題,不少瓶頸要突破、許多風險要防範,對官員們而言,這是施展才幹的難得機遇。汪洋要求官員做造福民眾的“開拓者”。
      為了引導官員們樹立正確的“做官”理念,他援引孫中山“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周恩來“不是做官,是做事,是為人民服務”等名句,對“做事”與“做官”的差別做了篇幅不短的論述。汪洋稱,要為了做事而做官,要先做人後做官。他警醒官員,只有做好了人,做官才能成為“人官”。


      以人格支持官德
      汪洋表示,中共黨員要保持純潔性,做到“以人格支持官德”,“用人品塑造官品”。他說,腐敗是黨性不純的極端表現,反腐敗實際上是淨化經濟發展環境。
      汪洋說,中國共產黨的純潔性和腐敗是根本對立的,腐敗是黨性不純的極端表現。腐敗作風會敗壞社會風氣,同時也提高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道德成本,所以反腐敗實際上是淨化經濟發展環境,一些本不該政府干預但政府卻干預了,這樣不僅提高了經濟運營成本,也為腐敗創造了條件。
      汪洋稱,廣東近年來加大力度打擊腐敗行為,取得了明顯成效。他指出,目前民眾對反腐有了新要求,腐敗與多重社會矛盾交織,使得反腐面臨不少新情況新問題,廣東的反腐形勢依然嚴峻,保持中共黨員的純潔性,還需要培養廉政文化,中共黨員要修正自我、廉潔執政,先做人再做官。


      大刀闊斧地改革銅陵
      汪洋是當今政壇比較年輕的一個,仕途如此之暢,除了他在官位時的良好作為以外,還有很大的原因就是汪洋在安徽銅陵任市長時,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解放思想、解放觀念,這件事影響了全中國。 
      汪洋在33歲時的1988年當上了安徽省中等城市銅陵市市長並嶄露頭角,汪洋任職時,當地老百姓戲稱他為“娃娃市長”。他上任後在當地國營企業中引入了工資等級制度,打破了“鐵飯碗”,並積極吸引外資新建工廠等,果斷推行了大規模改革。
      汪洋在銅陵改革方案中,最關鍵的是對當地舊體制進行改革,打破束縛地方發展的“三鐵”思想,徹底改革“三鐵”體制。
      他首先從住房制度改革開始,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進行整改。而當地官員和群眾也被他所帶動,開始從冷眼旁觀迅速轉為積極投入,參與其中。之後,用工制度、幹部管理、機構設置等等都被列入改革計劃,多家全民國有企業列入改革範圍,整個改革被推上高潮。
      對此次改革,汪洋評價道:擬定方案,難得出奇;啟動實施,順得意外。銅陵老百姓則評價汪洋為:聰明能幹、思維超前、魄力很強、做事果敢。
      汪洋在銅陵開始成為當地官員的形象代表,老百姓也從懷疑逐漸到認可他的做法,並給予極高的信任。即使在今天,銅陵人依舊會不由自主地把他和現在的銅陵市長作對比。“汪洋形象非常好,人長得很帥,口才又好,加上很多提議都有很強的操作性,因此深為當地官員和民間佩服。”一位曾經近距離接觸汪洋的人士說。
      他的改革舉措最終獲得提倡改革開放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認可,“銅陵改革”讓汪洋獲得了鄧小平的賞識。有說法稱,鄧南巡迴京途中在安徽蚌埠停留,並特別召見了汪洋。
      香港出版的相關圖書如此描述:“1992年鄧小平南巡來到安徽合肥,接見安徽有關領導,時任銅陵市長的汪洋也被點名要求參加。會見後,鄧對汪印象深刻,認為其是個人才。”果然,此後不久,汪洋即調離銅陵,擔任安徽省省長助理兼省計委主任。1993年,38歲的汪洋出任安徽省副省長,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副省長,並繼而進入省委常委。


      出任重慶市市委書記
      2005年,汪洋成為封疆大吏,主政重慶。在面對三峽移民、環境、產業空心化等難題之外,又統領新特區試驗城鄉統籌發展,任務可謂艱巨。
      汪洋到任後,發現有些政府部門對於重慶產業發展極其重要的民營企業處處為難,一些私營企業稱政府部門是 “J、Q、K”,後來仔細瞭解,是對“鉤、誆、卡”的戲稱。一些政府部門在對待私營企業上,先引你上“鉤”,如果不行,就用各種方式“誆”企業,一旦企業投資,便施“卡”招。為此,他要求各級政府對民營企業要關愛倍加,堅持先發展後規範,保護創業激情, 激發創造活力。在這種理念指引下,重慶的民營經濟一步步壯大起來。 
      汪洋任職重慶期間,先後遇上大旱和大水。重慶大旱,直接經濟總損失達80億元,約占2005年重慶市GDP的2.5%。汪洋走在抗旱第一線,他說的GDP遠不及人命重要,成了名言,重慶最終無人因旱死亡,有災無難。他說“為百姓辦事、把百姓之事放在首要位置是一個政府官員應做之事,是一種責任和義務”。
      對於汪洋出任重慶市市委書記,重慶市政府首席顧問、著名學者雷亨順說:重慶改為直轄市後,經過多年高速發展,機遇與挑戰並存,現在急需一個年富力強、有魄力、有能力、有眼光、懂得把握大局的當家人,而汪洋正是這樣一個適合的人選。


      倡建幸福平安廣東
      2007年12月汪洋出任廣東省委書記同時,提出了建設幸福和平安的廣東理念。汪洋指出建設幸福廣東,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護生態環境,建設宜居城鄉,改善社會治安,保障人民權益,暢通訴求表達管道,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從而強化轉型升級的目的和價值導向,使轉型升級成果更好地轉化成人民群眾福祉。
      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法治是保障,平安是前提。如果群眾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老百姓沒有安全感,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就無從談起。只有建設平安廣東,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對治安的滿意度和認同感,才能為“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廣東要加強對社會矛盾排查化解,落實各類不穩定因素和矛盾糾紛的防範、排查、調處責任;堅持嚴厲打擊各類嚴重刑事犯罪和多發性犯罪,持續開展治安重點地區和突出問題的集中整治,深入推進重大刑事犯罪打擊、涉槍涉爆涉危物品整治、掃賭掃黃等專項行動;及早謀劃佈局,集中精力和警力,採取更加得力措施,確保實現“平安廣東”的新目標。

      下鄉“三生氣”的故事
      2006 年8月16日,他到巴南區察看災情,慰問群眾。有位賣菜人坐著回答提問, 有工作人員上前提醒站起來,汪洋很不高興地用手勢制止了工作人員。隨後他來到一群正在納涼的婦女身邊,細心地詢問家裡有沒有空調,開不開電扇。這時又有人提醒群眾要站起來,汪洋立即生氣了,說:“就坐着說,就坐着說!”
      還有一次,汪洋到三峽庫區某縣,早晨起來到縣城的廣場走走,看到幾個員警正在驅逐休閒鍛煉的群眾,他非常生氣,批評了這種做法,說:“這樣我們和封建軍閥有什麼區別?”
      另一次則是到區縣考察,他下車時發現烈日下另一個路口被攔住了一長串車,他氣憤地講:“讓群眾先走,不要把我們擺在群眾的對立面。”
      “三生氣”後,汪洋總結道,為什麼要群眾站起來和我們說話?我們是人民的公僕,站着的當然應該是我們!現在有些人在盡職盡責地幫“倒忙”。不是說這些人能力有問題,而是在思想上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看到群眾聚集、提意見,就覺得他們是在搗亂找茬,現在這樣的思想必須端正過來,群眾有這樣那樣的意見,主要是我們的工作存在問題。

      為改革 願到北京“上訪”
      兩會期間,汪洋表示,改革最大的障礙不是來自省內,而是中央部委和各種法律法規。他並且笑談,要為改革措施到北京“上訪”。
      汪洋8日在兩會廣東團分組討論在會上表示,現在廣東放權改革的最大問題不是廣東省內的部門利益,而是各種各樣的法律法規造成的壁壘,一旦放權,受影響最大的“可能是中央的部門”。他希望能夠爭取有關部門的支持,讓廣東做放權的試點。“如果法律有障礙,我們一起去上訪”。 
      汪洋舉例說,企業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廣東省要減少企業稅費,但中央部委不同意,認為廣東“不能帶這個頭,你不收大家都不收怎麼辦,錢從哪裡來”。廣東有媒體報導說,汪洋對廣東的人大代表表示,他“正在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聯繫,看將來能不能突破這些法律上的障礙。”


      將烏坎經驗推廣到全省
      針對早前烏坎事件,汪洋表示,廣東省處理烏坎事件的辦法是堅持“與人民群眾站在一起”,而不是維護村支書代表的“小圈子”利益。汪洋透露,會將烏坎經驗推廣到全省,並稱改革“首先要從執政黨和人民政府頭上開刀”。
      廣東汕尾烏坎村村民因為土地糾紛和村委會選舉舞弊舉行抗議活動,與當地政府一度形成對峙局面,引發外界的廣泛關注。後來廣東省政府介入,承諾舉行村級民主選舉,抗議平息。3月初,烏坎人選出了自己的村委會領導人。烏坎從而被外界認為“在民主選舉方面開了先河”。
      汪洋說,烏坎事件最終結果令村民滿意,社會給予積極評價,關鍵要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他還稱廣東省處理烏坎的手法,並沒有任何體制的創新。他說:“只不過我們把落實過程做得非常扎實,村民在過去選舉中走過場的現象得到糾正,如此而已”。
      汪洋還透露,可能會在下半年召開全省會議,將從烏坎取得的經驗教訓用來指導全省村級組織工作。他說,改革首先要從政黨和人民政府頭上開刀,令各級黨委和政府真正能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小部分人的利益。



汪洋和入伍新兵談話並給他們的父母去電話。

汪洋考察連南瑤族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