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大學生。來自農村的大學生甘正權，畢業後擺攤銷售數碼小商品創業。圖為傍晚，甘正權點亮自己攤位的電燈。

很多農村貧困家庭的父母通過供子女上大學來改變一家人的命運。然而，近些年，擴招加之大學生就業難的現實讓這也變成了一項風險投資。隨社會的變遷，未來會有更多的農村貧困大學生畢業後要在城市生存，他們將不得不面對“發展貧困”、“回饋貧困”的現實。在陜西西安，有一位農村貧困大學畢業生，為了扎根城市，每天靠開摩托車載客，養活妻兒。

      清晨6時剛過，租住在西安市西郊城中村楊何村的張博準時從夢中醒來。據《華商報》報道，在這個城中村不足10平方米的租住屋子裏，一張大床幾乎佔據了屋內三分之一的地方，冬日的寒氣籠罩他的臉，除了蜷縮在被窩裏的身體，屋裏的一切都很冰涼。他的身邊，妻子和兒子還在酣睡，被子太厚，兒子的呼吸顯得很粗。更多的時候，他希望自己還能再小睡一會兒，但每天的這個時候，他的頭腦會異常清醒。
      如果外面的亮光足以讓他不再摸黑，他便起來，捨不得開燈亦不忍驚醒酣睡中的妻兒，穿好衣服後，拿冷的毛巾擦一把臉便匆匆出門。7點鐘，他會準時出現在離自己住處兩公里的城西客運站，等候一些人來搭乘自己的摩托車，載他們去他們想去的地方。

      為自己是個城市人自卑
      這是他的工作。三年多來，除了一次短暫的在公司打工的經歷，他一直靠摩托車載人養家糊口。這個出生在渭南臨渭區一個貧窮的小鎮上，2003年畢業於西北大學下屬的一所會計專科學校的80後，一直覺得自己的生活很難對別人啟齒，原本他可以做個體體面面的財會人員，但現在他是個每天都擔心被交警罰款的摩托車司機。
      不久前，張博無意間看到《華商報》刊登的一篇有關農村貧困家庭供養大學生的調查報告，張博哭了，他和故事中的幾個人物都有相同的經歷，那篇報道讓他想起了父親。去年的這個時候，父親突發腦溢血去世，他是個孝順的孩子，即使是大學畢業混得再不好的時候他也沒忘記過回家，這一點他又和有些農村大學生不一樣。
      以前，他從沒為自己是個農民的兒子而自卑過，可現在他生活在城市，卻為自己是個城市人自卑。他說，為了父親一輩子的辛苦，他要勇敢地在城市生活下去。

      有勇氣在城市打拚
      兩年來，張博有三次被警察抓住的經歷，第一次被罰款300元，他覺得好心痛，那是他和妻兒一月的生活費。第二次、第三次，張博學會了放下顏面，他哀求交警，並講自己的經歷，或許交警看他文縐縐的樣子就沒有再罰過他的款。
      “我們生活在城市，卻不屬於它”，一次張博拉一個旅客去火車站，馬路邊一個理髮店的音響裏傳來這兩句歌詞，不喜歡唱歌的張博牢牢地記住了這兩句歌詞：生活在城市，卻不屬於它，“多好哇，就像在寫我。”
      張博說，如果自己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該多好。那樣，他和老婆孩子生活在農村，種幾分地，他會沒有這麼多內疚，沒有這麼多生活的壓力，也沒有做城裏人的自卑。
      可他偏偏不是，他不是個城裏人，可他也不能生活在農村。去年，父親生病住了將近一年的醫院才過世。病榻前，他一句都沒有告訴父親他現在的境況，他知道父親一直相信唸書可以改變貧窮，他知道父親一直為他驕傲，父親臨終前仍舊對他說：娃，你是個大學生，你不能再回到農村生活，樂觀點，在城裏勇敢地打拚下去。
      張博忘不了父親的樂觀，張博說是父親的樂觀教會了他時常放眼去看別人，他說他的大學同學甚至還有些人失業在家，可他還有勇氣打拚，他還要買房子，永久地扎根在城市，因為他也曾經上過大學。

      “寧做城市鳳尾 不做農村雞頭”
      貧困大學生離校時大多懷揣理想，意志堅定，想憑自己的努力，抱定農村孩子不怕吃苦的信念，“在城市怎麼也能撐起一片天”，但夢想之旅卻舉步維艱。
      城市打拚滿5年，馬永利歎氣“還是一無所有”。10年前，馬永利“亂打亂撞”跨進一所林業職業技術學院的大門，憧憬未來。可如今想到未來，馬永利坦言“有點害怕”。堅守在城市，卻“沒有一點頭緒”，只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自稱活得很消極。“城市生活對我來說，就像是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有時候也想過要回去”，但又“不甘心回去”，馬永利說出自己的顧慮，“回到農村啥都不是，鄉親們的議論受不了。”“找一個農村姑娘沒有共同語言，找一個城市女孩吧，心比天高。”
      馬永利的經歷再典型不過。據《中國青年報》報道，他們是土生土長的農村娃，屬當地同齡孩子中的“人中翹楚”，有些甚至是全村第一名大學生。千軍萬馬殺過高考獨木橋，憑借自己的努力，成為跳出農門的幸運兒。
      大學四年，家中已四處舉債。貧困的家庭，急需教育投資後的“反辣”和“回報”。本想大學畢業，便可找到理想的工作養家糊口，但現實冷酷而殘忍。
      生存的現實與生命的尊嚴往往不是一道簡單的選擇題。走出校門，跑了一個季度的招聘會，何亞洲仍一無所獲，常“一分錢難倒英雄漢”。後來，熟人介紹了份工作，暫時“混飯吃”。
      大學攻讀土木工程，畢業在一家廣告公司跑業務，與所學專業“八桿子打不”。3個月沒出一份單，也就沒領一分錢的工資，只能靠家裏，靠朋友，靠老鄉的“接濟”過日子。
      “一切得從頭再來”，只為留在城市。儘管何亞洲聽說老家他這類的人才奇缺，身邊的朋友也不止一次地勸他，丟掉專業太可惜，重頭再來代價太大。但何亞洲依舊堅信自己的正確選擇：“留在城市意味更多的機會”。這是一句放之四海皆準的話，不少貧困大學生都不約而同提到這個“真理”。有人說，“寧做城市的鳳尾，也不做農村的雞頭”，有人說，“寧要城市一張床，不要農村一間房。”

      學費借高利貸 畢業兩年還清
      大學時，張博學的是會計專業，這是個和錢有關的行業，要說他略顯內向的性格也適合做這個。
      2003年，臨近畢業實習的那幾個月，張博遭遇了一個至今仍耿耿於懷的挫折，也讓不善言談的他對人際關係多了一份恐懼。
      當時，他最信任的一個同學稱在廣州替他找到了一份工作，當張博興致勃勃地來到廣州時才發現自己掉進了傳銷窩。最讓他痛心的是，自己帶去的2000元錢被同學席捲一空，那可是父親在家鄉的土原上風裏雨裏開著蹦蹦車拉人，五角一元攢的錢。
      張博永遠也忘不了大學二年級開學時自己的學費仍舊沒有落埋怨父親，敦厚的父親抽了一晚上煙，第二天咬牙去借了高利貸才湊夠了學費，這次高利貸直到張博畢業打工後的第二年才還完。2000元，那可是全家一年的儲蓄啊，張博每次講到這個遭遇時，眼淚就在鏡片後打圈圈。
      在火車站借警察的幫助，身無分文的張博才從廣州傳銷窩裏逃了出來。回西安的路上，他沒吃沒喝，最後一段路程，他是“逃票”才回到了家。他不敢把這個經歷講給父親。年關時，父親已經把對聯貼在了門上，“關關難過關關過，事事難成事事成”，父親鼓勵已經大學畢業的兒子張博，“去城裏闖去，爸還要享娃福呢。”
      這樣的期待讓張博覺得很沉重，他知道他是全家人的希望，哥哥上學不好早早不再唸書，全家所有的收入都在供他讀書。雖然他從不缺乏對未來的希望，可他總覺得自己的性格中缺少一鼓作氣的力量，父親那樣地愛他，他也那樣地愛父親，這雙重的愛有時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快速“城市化”發展機會不均等
      中國科學院《2012年中國社會形式分析與預測》藍皮書顯示：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有學者指出，在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進程中，曾經影響了幾代人的“讀書改變命運”的觀念也必將在社會變革的大浪濤中被置於一個新的環境中去審視，這也注定了像張博這樣的80後農村貧困大學生，在這個特殊的社會階段必將面臨生存於城市的惶恐、焦灼和壓力。
      “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使得上大學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形態，尤其是農村的孩子，在父輩?珖知識改變命運?玼的論調下勤奮地讀書，上完大學基本都會選擇留在城市，城市人口的急劇增長，使得城市就業率已經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陝西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震稱，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規模在未來十年間，還會繼續擴大，“今後不光是農村大學生，所有的大學生都會面臨生存的壓力。”
      長期關注農村大學生城市生存狀況調查的北京廣播電視大學遠端教育研究所研究員張亞斌表示，在國內目前所處的快速“城市化”的表層下，社會產業結構仍存在嚴重的配套不完善等問題，城市實際是處在一個表面繁華而實為困窘的位置，這使得城鄉大學生的發展機會並不均等，“農村貧困大學生畢業後留在城市基本上是孤軍奮戰，他們能夠憑借和依賴的資源本身極少，為了在城市生存，他們必須面對高昂的房價、醫療、孩子上學的費用等等，除此之外，在心理上他們還得背負留守在農村的父母的期許，面對這一切都需要極大的勇氣。”

      生活艱辛 兒子不知巧克力是啥味道
      2012年1月4日，新的一年剛剛開始，張博三歲的兒子多多(化名)又生病了，在妻子齊秀妮的催促下，兒子被送到土門一家私人診所打點滴。
      這麼多年，張博一直沒有勇氣告訴別人他的生活，他不怕生活的艱辛，他原本就是個土生土長的農村娃，吃得不好穿得不闊綽與他的內心並沒有多大的衝突，他現在最難過的是，他結了婚，有了妻兒，也終於能體驗到自己父親當年那種對生活從不懈怠的態度。
      張博一家租住的楊何村，離土門的這個小診所好幾公里，每次兒子需要打點滴他都會到這個診所。他比較了好幾家，這個診所的醫藥費最便宜，看一次病能省200多元。兒子病的這幾天，天氣突然變冷，張博用自己的摩托車載兒子走了30分鐘才到診所。
      輸完液回到家裏，多多問媽媽齊秀妮，“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坐一次房車？”妻子哭了，張博強忍住眼淚對兒子說，“咱明天再穿暖和些。”
      張博說，他很欣慰的是，有一個溫柔賢慧的好妻子，“她沒抱怨過嫁錯了人，還有兒子，你看，他特別愛笑，這說明他很開朗活潑。”張博說，他一直希望兒子的性格能外向些，現在他不擔心這個了。
      “怎麼沒有抱怨，但有什麼用呢。”齊秀妮的眼淚流了下來。她說，她只是不想給丈夫增加更多的思想負擔，她也是個農村娃，再苦再累的生活她都能行，可她是個母親，她不能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多多已經三歲多，穿的衣服基本都是別人送的，最讓她難過的是，兒子已經好多次問媽媽，“巧克力是什麼味道？”“有時我真想給兒子買一塊真正的巧克力嚐嚐，可是又不能，怕他吃了還想要。”齊秀妮說。楊何村，這個四周已經被高樓大廈包圍的城中村是她和丈夫在這個城市中棲身的地方，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房租低廉，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多多可以在這個村子上幼稚園，學費不高，每月400元。
      多多輸液的那幾天，不想去幼稚園，這就意味爸爸和媽媽必須有一個人留在家裏，這肯定不行，年關將至車站的人流增多，張博的摩托車生意可能會好一點，齊秀妮在藥店上班，工資都是按天計算，所以，從診所回來的多多很快又被送到了幼稚園。
      “為什麼別的小朋友病了可以不用去幼稚園，我病了還要去？”進幼稚園大門時，兒子問張博，他卻一句話也答不上來。

張博在城裏辛苦工作，養活妻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