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麗和做律師的兒子于菲

律師在華人心目中，是理想職業之一。收入優渥，受人尊敬。現在，加拿大的華人律師越來越多，他們是怎樣成為律師的？成年移民想做律師怎樣規劃？培養孩子做律師的父母有什麼經驗心得？
在溫哥華打工者的隊伍中，也有中國律師的身影。記者就採訪過做保安、做導遊的律師。他們雖然認為做其他工作也是瞭解加拿大社會的過程，但對重歸本專業仍心存夢想；有些移民因為語言障礙等原因，自己難做律師，卻幫助自己的孩子走上了律師之路。本期專題採訪了讀法學院的移民和培養孩子當律師的父母們，請看他們分享的精彩故事。圖文：記者董清霞

      移民三年 北大人成進了法學院
      在溫哥華高林律師事務所，記者見到了正在實習的法學院學生李征。他是移民後報考法學院的，三年的課程已經讀完了兩年。
      李征1995年從北大資訊管理專業畢業，在國內是律師事務所的專利代理人，做與計算機、半導體、通訊相關的專利代理。在中國，做專利代理人需要通過專利局組織的一個考試。來加拿大後，李征希望既有專業代理人的資，又有律師資格，於是他報考了法學院。

      移民做律師 有三大途徑
      他說，中國律師來到加拿大後想繼續做律師有三個途徑，一是到司法部註冊做中國業務的律師，這與個人資歷有關，目前註冊成功的中國律師鳳毛麟角；二是通過資格認證項目（NCA），這對於中國學歷律師不容易，因為法律系統不同，可以被接受的可能只有幾門課；但對於在英國、美國留學讀法律的，認證就相對容易些。三是讀法學院，按部就班地走上律師之路。
      第二種和第三種方式，都需要讀完全部要求的課程。但第二種沒有學位，第三種有學位。他選了第三條路。
      他是2008年移民來加拿大的。來的第一年，邊在家為太太孩子煮飯，邊準備考試。一年後，進入渥太華大學法學院。
      很多中國律師來到加拿大，會覺得考法學院很難。李征說，主要是要通過LSAT考試，考的是邏輯、分析、閱讀能力。加拿大每年有四次LSAT考試。是否錄取，要看本科成績、LSAT成績、個人經歷。
      法學院的第一年是最艱難的，李征說：“都快崩潰了。”因為對教學方式摸不到頭緒，考試很多。兩個小時的考試，題量大，沒有時間想。直接考案例處理，比如說，一輛車被偷走了，賣給第三方，車找到了，怎麼處理。一個學期上7門課，還有很多作業，光閱讀就是幾十頁。
      那段時間，李征每天早晨6點鐘起床，深夜1到2點才睡。
      他說，學生們這樣形容法學院：“第一年，嚇死；第二年，累死；第三年，悶死。”到了第二年，學習就沒那麼累了，因為能抓住重點了。需要看一些老的案例，比如1700年英國的案例，閱讀英文的古文；還要閱讀過去的案例，去年有案例怎樣判了，今年同樣的案例也要一樣判。這樣才符合公平的原則。

      一年嚇 二年累 三年悶
      第二年的累，不是累在學習上，而是累在找實習工作上。在不耽誤學習的情況下找工作。李征找實習工作很順利，一下子被高林這樣的大律師行接受了。他說，可能是他的工作經驗和中國背景幫了他。但有些同學投了幾百份簡歷，都沒有找到實習的地方。這就比較麻煩了。
      法學院畢業生被要求有一年的實習，9個月在律師事務所，3個月做考律師執照的培訓。如果第二年找到實習工作，沒幹砸，第三年的實習就有落了。如果到第三年現找，就太被動了。
      李征說，讀法學院，如果第一年熬過去了，就比較順了。第一年大概有20%至30%的同學離開。
      談到學費，他說並不貴，一年1萬2到1萬3，還有助學金、獎學金。除此之外，還有些名目繁多的獎勵，比如他稅法考了全班第一，就得到500元的獎勵；學費壓力相對較小，不像在美國的某些法學院，一年學費5萬元。
      來加拿大才三年，還是很新的新移民，李征就走在做律師的路上了。對於想在加拿大當律師的朋友們，李征的經驗是，走這條路之前還有點猶豫，上了軌道後，路子也就順了。

      赴紐約當律師 碰上"九一一"
      于麗的兒子于菲來加拿大時才4歲，整個教育都是在加拿大接受的。當律師是兒子從小就有的願望，後來追隨自己的理想，一步一步走進了讀了法學院，做了律師。

      去美國大律師行工作
      于菲在UBC上的法學院。在讀完一年級時，當地一些律師行來學校挑實習生。因為老師來自哈佛，在他的建議下，北美一家著名律師行也破天荒過來選實習生，過去，這家律師行只在美國名校選實習生的。
      與這家大律師行的人事人員第一次面試後，不到24小時， 于菲就接到了去紐約面試的通知。律師行為他包來回機票，幫他訂好了賓館。
      在紐約的面試用了三個小時，每半個小時換一個律師與他面談，共有6個律師考察了他各方面的法律知識。晚上幾位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邀他共進晚餐。于菲告訴媽媽：“這頓飯不是好吃的，實際上是面試的一部分，看我為人處世，考察我的儀態。”
      做律師要和客人應對，代表公司形象，選律師時，不僅需要考察工作能力。
      回到溫哥華，他如約到本地一家大律師行面試。這家律師行于菲較熟悉，因為在他上小學時，該律師行就曾贊助他學習一個法律課程。當時他剛到停車場，就收到美國那家大律師行的電話，告訴他公司錄用他了。幾分鐘後，他還是上樓參加本地律師行的面試。
      因為已經找到理想的實習工作了，這次面試就很放鬆，發揮得非常好。這家律師行決定要他，于菲告訴他們，已經接受了另一家律師行的Offer。面試官有意挽留他，就問他打算去哪兒實習。溫哥華這家律師事務所當時請實習生的年薪是3.2萬，他們以為于菲接受了多倫多另一家事務所的實習工作，那家的年薪是9萬。
      當于菲告訴面試官，接受的是美國那家大律師行時，面試官只能祝賀他了。美國那家大律師行在業界地位非常高，實習期間的年薪已經高達12.5萬。實習的兩個月，按月薪折算給他。

      新律師遇到法律問題
      實習期間，于菲租了一個大學的研究生宿舍。實習期間，律師行的合伙人帶他到西雅圖出差，還出國到瑞士公幹。他們坐的都是頭等艙，住的是最好的賓館。合伙人告訴他，因為他們提供的服務是一流的，所以得到的待遇也是一流的。實習圓滿結束，畢業後他被該公司錄用，讓他畢業後回該律師行工作。那是2004年8月。
      由於到美國工作，家得搬往美國。這次大搬家就比實習複雜多了，要買傢俱，還要租房子。第一個月的工資還沒發，但生活費用卻要先出。于麗當時還真感覺有點經濟壓力。雖然已經過去多年了，于麗還是記得很清楚。在律師行附近的一套房子，租金每月2650元，要先交一個月押金，以及當月房租和最後一個月房租，超過8000元。
      當時于菲雖然已經28歲，但這是他第一次真 正離家獨立生活。一位經紀帶他去看房子，在離公司20幾個街段的地方，有一個9層的公寓，二樓有一個空的單位。他沒有經驗，沒問前房客為什麼離開，也沒有細細考察周圍的環境。
      住下去之後，才發現問題。一樓是一間雜貨店，還賣烤雞。于菲所住的二樓，蟑螂很多。一烤雞，味道就上來了，一關燈，大大小小的蟑螂都出來了。夜裡12點，樓下傳來垃圾車的聲音。剛想睡，樓下倉庫傳送帶開動了，于菲所住的房間就像地震一樣。
      要想毀約很難，但于菲說：“房子一定得退掉，給不誠實的經紀一個教訓。”他剛入職，工作非常忙碌，就請了其他律師幫自己打官司。民事法庭的法官說，于菲沒有詳細瞭解情況就簽了合同，也有責任。他從加拿大來，不瞭解當地情況，紐約的舊樓普遍都有蟑螂。宣判結果是，Philip在該住處住3個星期，付1個半月的房租，經紀公司退回一半傭金。

      工作第二天發生911
      在于菲剛工作的第二天，就發生了911事件，他那時剛從地鐵出來，聽到爆炸聲，遠遠地看到濃煙。當時以為是飛機失事。當天曼哈頓的交通中斷，電話也打不通了。他下班後步行回家，走了40分鐘。
      911之後，經濟低迷，律師事務所也解僱了一批收入較好的中層律師。像于菲這樣剛入職的新律師就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工作非常忙碌，往往一天只能睡幾個小時。他夜晚最早11點鐘回家，有時回來也不能休息，洗個澡，喝杯咖啡就又走了。
      他工作的那家大律師行，工作壓力相當大，人員流動也大。如果在那裡連續工作4年，可以拿到4到5萬元的獎金。工作幾年後，另一家律師行挖他過去了。
      剛剛過去幾個月，老闆讓他陪一家大銀行的客戶午餐，客戶邀請他到自己的公司工作，待遇非常優厚。但他覺得剛到新公司工作馬上就走不太好，直到工作滿一年，才跳到那家大銀行工作，做北美總部的副總裁，負責法律工作。一年後升為高級副總裁。
      設立龐氏騙局的麥道夫事件後，銀行業受到很大影響，在公司裁員後他剛離職，一位原銀行的跨國公司客戶找到他，去一間分公司任職，管法律事務，待遇比上一家公司還好得多。
      當律師10年了，于菲一路走高，非常順利。這得益於他工作的努力，也得益於他在讀法學院之前的會計師背景，更得益於他初中時當報童和訂戶打交道的那段經歷。

      當律師是從小的夢想
      于菲的姐姐在律師事務所工作，有一些中國來的律師朋友。這些朋友週末經常來他家吃飯，他們為了練英語，常常與年紀很小的于菲聊天，對于菲影響很大。他在上4年級的時候就說自己長大要當律師。于麗當時認為他是小孩子想法，長大後做什麼還很難說。
      長大一些，他還是一直對政治、法律感興趣，有時拉媽媽和姐姐一起看與法律相關的電影。在小學6年級，他報名參加了少年法律班，全市有20個學生參加，UBC法學院講師講課。于麗還記得于菲告訴她，課上講了10個案例，有謀殺、偷竊案等，讓大家辯論，于菲在10個案例中，有9個贏了，是同學中贏得最多的。老師還給他寫了賀信。此後，他對法律就更感興趣了。
      上中學時，他選修了法律課，一年後，就美加自由貿易問題，全校舉辦了擂臺式辯論會。輸的下臺，贏的留在臺上。他在臺上講自由貿易頭頭是道，還用了一些自編的案例。他是臺上的最後一人。老師對他的評價是：“你應該從政。”
      他選擇了先在會計師行工作三年，拿到CA資格後，再上法學院。CA考試很嚴格，有50%的淘汰率，而且如果三次不過就不能再考。實習三年後，于菲順利地考到了CA資格。一天後，他交了辭職信。
      在于菲上大學本科時，于麗覺得孩子還不夠成熟，應該在本地上學。上法學院是研究生了，她跟于菲商量，要不要去多倫多或美國上更好的學校。她願意賣房子供他讀書。于菲不同意，他決定就在本地讀法學院。上法學院三年，學費都是他自己解決的。
      先拿到CA資格，再當律師，使他在做律師時多了一個本領，職業之路更寬廣。

      讓孩子融入集體生活
      像很多中國移民一樣，于麗移民後經過了一段艱難的日子，曾經同時打三份工養家。但她對孩子的教育很捨得花錢。他們來加拿大時，兩個女兒已經大了，不用操很多心。因為她工作忙，兩個女兒在國內都是請阿姨帶的，兩個星期才接回來一次。到加拿大後，別說請保姆了，自己都做過Labour工。帶小兒子全靠自己親力親為。
      在家裡經濟比較緊張的情況下，于麗捨得花錢，努力讓兒子生活像當地孩子一樣正常，幫助他融入集體。在她掙600元一個月的時候，就肯花300多元讓兒子參加露營活動。當時于菲10歲，那個露營活動，只有于菲一個中國孩子。于麗還讓兒子學網球，學滑冰。
      比于菲大很多的姐姐已經工作了，她出錢讓弟弟上了儀態課。100元一堂課，上10堂課就要1000元。學的這些東西，一點一滴都用上了。比如儀態課，教孩子什麼場合穿什麼衣服，怎樣舉止得體。他在工作後，無論是參加面試還是見客戶，都出得了場面。

      學費不用媽媽操心
      雖然是最小的兒子，于麗也不溺愛他，只是為他提供基本的生活，如果想買名牌，就只能自己掙了。好在于菲從小懂事，小學時就幫人洗車，一次3元；11歲下午放學後就去送報。送報非常負責，從不亂扔報紙。這個工作讓他學會了為客戶想。

      當律師前先當會計師
      因為法學院必須在拿到學士學位後才能上，于菲大學本科上的是商學院，細分專業時，他選了會計學。快畢業時，一間大會計師行來學校選實習生，選中了他。他需要在特許會計師學院修完規定課程，通過考試並在會計師行實習三年後，才能拿到CA資格。當時于菲非常猶豫，他已經通過了法學院入學資格考試，可以進法學院了。但他也承認拿到CA資格是一個誘惑。

      辭掉IT工 轉行當律師
      黃女士的兒子Vinson法學院畢業做律師幾年了，朋友們總愛問她：“你是怎樣把兒子培養成律師的？”黃女士說：“他當律師不關我事，是他自己的決定。”

      讓兒子報讀理工科
      Vinson是14歲才隨母親移民加拿大的，像很多新移民的孩子一樣，首先要過的是英語關。Vinson在高中時就有當律師的想法了，他喜歡看跟刑偵辦案有關的電影，也喜歡在學校的辯論中出風頭。申請大學報專業時，黃女士建議他報理工科，因為Vinson數學好。她並不認為兒子適合當律師，起碼語言上就輸了一截。她說：“不能用我們的短處去比人家的長處。”
      Vinson聽了媽媽的意見，學了電腦專業，畢業後進了一家IT公司，做遊戲軟件。在那個公司幹了兩年多，他覺得工作非常簡單，沒有挑戰性。
      這時遇到IT行業低潮，公司大規模裁員，雖然沒裁到他，但他看到在公司做了20多年的的同事，把自己的青春才華都耗在這個行業，卻一夜之間失業。
      他回家就跟媽媽說，IT行業是青春行業，收入雖然不錯，但遇到經濟不景氣，就會大幅度裁員。做軟件行業，忙起來是不要命的，不分晝夜。在這個行業做下去，前途也就是升到經理，據Vinson所知，他公司的經理的年薪也就十幾萬。
      Vinson希望找到一個越老越吃香的行業，他認為當律師的收入上不封頂。做好了可以當合伙人，如果時機成熟，還可以自己開律師行。現在Vinson做律師剛幾年，年薪十幾萬，他上司的收入是他的10倍。

      “跟人打交道”能力重要
      於是Vinson申請了法學院。3年的時間，讀完了法學院，還同時拿到法學博士學位。因為他對法律感興趣，學習就很拼命。Vinson也承認上法學院比本科時讀電腦難。讀電腦時他成績非常優秀。他上法學院後跟黃女士說：“別指望我的成績拿第一、第二了。”黃女士對他沒有特別的要求：“能畢業就可以了。”
      法學院的同學有不少是父輩也做這一行的，從小就接觸這方面的知識。他則是從頭學起。他暑假在律師行實習時，跟客戶吃飯，發現別的同學從小就知道什麼菜配什麼酒，他卻需要看書才知道諸如“紅酒配紅肉，白酒配白肉”之類的知識。
      兒子讀大學，是黃女士出的錢，讀法學院就靠學生貸款了。黃女士說：“到現在，他還背貸款呢。”
      Vinson畢業的那年是2008年，因為金融風暴令他有些不順利。他實習一年的律師行本來準備要他，但因為溫哥華的辦公室關閉了，他只能另外找工作。三年的學習很辛苦，Vinson剛好趁找工作的時間休息一下。不久就在溫哥華市中心的一家大律師行找到了工作，他是那家律師行的第一位中國大陸移民來的律師。
      他跟黃女士談起找工作的經驗說，找到這份工作是跟自己從小打工的經歷有關。上中學時，一位同學的媽媽在餐館洗碗，希望有一天休息，老闆讓她推薦人，Vinson就毛遂自薦了。黃女士本來還不想讓他去，他說：“你不是想讓我多鍛煉嗎？”打工的經歷，使他從小就學會了跟人打交道。
      Vinson的中國背景也幫了他忙。他的一位高技術行業客戶在跟中國船務公司談生意，有一個技術問題，船務公司的翻譯翻不出來，他幫忙翻譯了，才使談判順利地進行下去。高技術行業的客戶想高薪挖他做法律顧問，他婉拒了，因為他還年輕，希望處理不同的案例多學東西，不想那麼快就跟某一個公司一起沉浮。
      他公司在北京處理業務時，如果在中央商務區租辦公室費用很高，他提出採用Virtual Office的建議，使公司節約了大量費用。

      第二代移民擇業更自由
      很多華裔移民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當律師，黃女士說，重要的是孩子是否有興趣，如果他沒有興趣，是無法引導他當律師的。她朋友的女兒，本來想當大廚，朋友不給她錢去學，讓她去讀法學院。女兒法學院畢業後，當了幾年律師，攢夠了錢，還是學了廚師，到高級西餐店做大廚去了。
      黃女士說，每個人生下來就有一個使命，他對什麼有興趣是與生俱來的。父母對孩子一是引導，二是支持，不能強迫孩子做什麼。“我們作為第一代移民，把養家糊口、在加拿大紮下根來當成自己的責任，不管是什麼工作都會做，只要這份工作可以為家庭提供足夠的資源，讓家人過像樣的生活。我們的第二代就有選擇的余地了，他們往往會選擇自己感興趣，適合做的工作。

于菲在公司門口。

于菲（中）和姐姐與著名影星蝴蝶（右）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