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欠薪討薪，在世人眼裏，都是弱者受欺尋求公道。圖為一群民工坐在一座建築屋頂的壁架上，表示將以死討薪。

農民工欠薪討薪，在世人眼裏，都是弱者受欺尋求公道，開發商和施工單位理所當然是為富不仁的理虧一方。而最近一年來，一些在珠三角各工地“走穴”的工人“草台班子”，卻讓“討薪”變了味。這些在工程勞務關係中受僱於施工單位的某些工人或工人團體，沒按口頭或書面合同履行工作內容，卻要求索取多於勞動應得的報酬。他們常常故意引發事端怠工，再通過向政府部門上訪投訴、影響工程正常開展等方式，向施工單位施壓索薪。有輿論稱之為“工鬧”。如今，這種惡意討薪的“工鬧”群體，正在珠三角地區逐漸蔓延。

      這些人利用政府支持農民工追討欠薪的政策，追討多於其實際勞動所得的報酬。如果施工單位不肯就範，“工鬧”便集體上訪，或圍困施工單位工地或辦公室。施工單位在工地癱瘓、政府施壓的雙重壓力下，往往賠錢就範。
      一位有多年糾紛協調經驗的廣州市建委工作人員表示，眼下確實存在這種“工鬧”：“他們常常是一個地方的人，抱團很厲害，討薪手段也很嫺熟，知道政府最怕不穩定，他們就造出很大的影響。有些人還多次涉入討薪糾紛。”深圳市相關建設主管部門也發出通知，提醒施工單位警惕“工鬧”。

      價格低 吸引小開發商
      據《羊城晚報》報道，“工鬧”往往是“打游擊、做散工”的外來工小團體，一般十幾人到幾十人，整個團隊常常都由鄉里鄉親組成，由“飛機頭”（即勞務包工頭，一般手下有幾十至上百的工人隊伍，游走於各工地，承接臨時或長期的勞務項目）帶領，與甲方談好條件後，便進場“表演”。不少甲方雖吃過“工鬧”的虧，但依然會招外來工小團體進場幹活，因為“飛機頭”手下的工人招之即來，來之能幹，價格也比正規的勞務公司便宜得多。
      廣州市建設主管部門一位負責人說：“大企業一般不會惹上?珖飛機頭?玼或?珖工鬧?玼，不是因為大企業不缺工人，再大的企業也會有臨時缺工的時候，但是他們有長期合作的勞務公司或包工頭，不容易遭訛詐。此外，大企業的整個聘用流程比較規範，先簽合同、上工打卡、發薪簽字……全都有憑有據。但是小老闆就不願意找勞務公司，因為勞務公司開出的價格往往比?珖飛機頭?玼高得多。”
      被“工鬧”坑過的盧先生，就曾經找過勞務公司。但當時勞務公司開出的單價是每人130元/天，比市價還高10元。勞務公司表示，不是他們獅子大開口，而是多開出的錢要用於支付勞務公司工人們的待工成本以及公司的運營成本、工人的“三金”（養老、醫療、失業三項社會保險費）等等。
      除上述費用，勞務公司還需支付一些其他費用，加起來也是不小的一筆數。僅以殘疾人就業保障金這一項來說，據《廣東省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征繳暫行辦法》，勞務公司被要求聘用不少於在職職工人數1.5%的殘疾人，但殘疾人往往無法勝任建築工人的活，勞務公司達不到這規定的1.5%僱傭比例，就要繳交“殘疾人就業保障金”。上規模的勞務公司，光這筆錢一年就要掏幾十萬元。這些成本，最終要攤到每個工人頭上，加起來甚至高達工人僱傭費用的1/3。
      大企業找勞務公司長期合作，勞務公司還願意稍稍讓利。包工頭和小開發商就沒有這個優勢。這時候“飛機頭”作為草台班子， 由於什麼附加費都不交，光稅費就能省下超6個點，因此“飛機頭”開出的價格，對小開發商和包工頭很有吸引力。
      作為包工頭，盧先生其實也挺鬧心：“我承包的一般都是某個大項目中的一個標段，總包企業已經為這個大項目交過一次稅費，我的分包標段又要再被征收一次稅費，重復收稅，我的利潤空間已經非常小，如果再僱傭勞務公司的人，人工方面還要交一次稅費，工程款還沒到手，稻子已經被割了幾茬。不找?珖飛機頭?玼，我怎麼賺得到錢？”

      貪便宜陷困局 虧十萬了事
      在擁有總數超過2000個建築工地的廣州，同樣有一批“工鬧”。開發商趙先生說，這些“工鬧”不敢動政府工程，也搭不上總包企業，找的往往是小開發商或者分包公司。在廣東勞務市場分包轉包氾濫、工人管理鬆散的環境下，“工鬧”經常得逞。
      趙先生說：“這些人往往是小工頭（即深圳人說的“飛機頭”）帶隊，當施工單位緊急缺工時，工頭便開出優惠條件，比如?珖第二天就能派20個工人進場?玼、?珖保證10天完成承包項目?玼等等，往往都是口頭承諾的?珖一口價?玼。甲方覺得：反正先幹活後付錢，你不寫合同我也沒有風險。沒想到就中招了。”
      趙先生的朋友盧先生就是這樣一步步踩進了陷阱。據趙先生介紹，盧先生碰到一個工頭，講好小工一天100元工錢，比外面要便宜20元。當時他還以為“賺到了”——根據口頭承諾，20天工期，20個工人，“三金”福利什麼都不用包，全部算下來，成本比市價要便宜6000元——第二天，工頭就帶兄弟們進場開工。
      一開始盧先生感覺還挺好的，但幹了幾天，就開始不對勁：說好是20個工人，只看到不到10個人進場，而且還一個個在磨工。盧先生趕緊找來工頭，問怎麼回事。工頭回答：兄弟們嫌錢少，不願意幹，他也沒辦法。盧先生當時想：實在不行，另外找人幹吧，已經窩工，不能再等了。然而實際情況卻不是他能控制了。
      第二天，盧先生就發現以前窩工的工人都守在工地電閘旁，其中一個還把自己用鐵鏈鎖在電閘旁，身邊擺了一個煤氣罐，手裏拿兩個打火機。工頭則不見蹤影，一打聽，去建委上訪了，投訴盧先生“拖欠農民工薪資”。
      這一下，不僅這個被包出去的子項目沒法開工，整個工地都癱瘓了。因為電閘不開，誰都幹不了活。盧先生正不知道怎麼辦，項目總包公司負責人電話已經打過來：窩工不算，還被工人投訴到主管部門，是不是不想幹了？這時，工頭要盧先生“給夠”工錢（20天，20人，120元/天）才肯走人。
      盧先生說：“當時已經不僅僅是給多少錢的問題了。我如果給夠他們一人120元/天的工錢，其他班組怎麼想？”迫不得已，盧先生找來社會上“能辦事”的人，出面和工頭“講數”。最後按每人每天100元的價格，給夠20天工錢，才成功“送瘟神”。加上窩工成本，盧先生總共虧了近10萬元。

      “灰色世界” 發包方吃虧
      “便宜”午餐不容易吃。不遵守法律制度，代價往往是在“灰色世界”裏吃虧。當雙方都沒有契約憑據、或者憑據不足的時候，政府部門作為調解方，往往出於“穩定壓倒一切”的原則，明示或暗示企業讓步。
在廣州、深圳等地，政府部門都有一個專門對拖欠建築工程款進行追討的辦公室，叫做“清欠辦”。“工鬧”們以拖欠農民工薪資名義，找到“清欠辦”或信訪辦投訴。當遇到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時候，“清欠辦”往往先要求雙方儘量提供證據、證人，假如雙方證據都不足，往往偏向工人方。
      這種結果，對施工單位而言非常被動。一方面，工人據守工地或圍堵辦公室，正常施工作業很難進行，施工單位如果不能按期完成施工任務，要被甲方或總包企業扣罰；另一方面，一個作業面進展不順，會影響整個工地的工人情緒，處理不當還可能誘發全體工人起鬨。
      企業最擔心的，還是怕影響“誠信評分”。按照工程市場“勞務層層分包”的現實，包工頭都是從分包企業手裏拿項目，而分包企業則從總包企業手裏拿項目。包工頭一旦陷入薪酬糾紛，“清欠辦”會督促上游企業解決問題，這就是“誰家的孩子誰來抱”原則。如果解決得不好，即使不能明確界定是誰的責任，糾紛累計次數超過三次，總包企業、分包企業就會被扣“誠信分”。
      扣分行為會直接導致施工單位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很難接到工程，或者根本接不到工程。據悉，目前中國的大型工程中，政府工程、國企工程都要公開招投標，競爭對手之間的分數差距可能只有幾分甚至零點幾分，作為分數中的一部分，假如“誠信分”降低一點點，可能總分就拚不過對手，工程也就競不上了。
      以廣州為例，雖然廣州市的施工單位誠信體系只是針對廣州建築市場，但實際上企業被扣分後，在外地競標時，競爭對手也會來廣州“查底”，如果發現誠信失分，就會報告給評標組。
為了一個薪酬糾紛而錯失競爭大標的資格，哪個企業都不願意這麼幹。因此，為了“誠信分”，上游企業會勒令僱傭“飛機頭”的包工頭立刻解決問題，而“立刻”的代價，就是讓步。

      外地建築商被訛三倍工錢
      作為深圳中心區的大型三舊改造項目，保利．上城樓盤售樓部豪華氣派，已經加班了一個多月的陳工，終於能聊聊天：“總部對工期的要求，是死命令，不眠不休也要趕出來。”
      總部的“死命令”，讓甲方的深圳市保利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深圳保利”）很緊張，更不要說背施工合同的施工單位。從總包到分包，一層一層壓下來，對於初來乍到的分包公司——貴陽X建，趕工期的焦灼可想而知。正是這種焦灼，讓剛到廣東開展業務的貴陽X建，在今年6月份工期最緊張的時候，一腳踩上了“工鬧”地雷。
      “我出面調解了保利6月份的這單'工鬧'，'貴陽X建'作為施工單位，多付了8萬元才搞定這單事，相當於給了應付薪資的三倍。”李天軍是貴陽X建標段下的一個“飛機頭”，從業已近十年，“今年以來，這種'工鬧'越來越多，不僅深圳有，惠州、廣州也有。我們同行之間，常常交換?珖工鬧?玼黑名單，甚至會在合同裏注明，不招某些屢出?珖工鬧?玼的地市籍貫的工人。”
      幾個操外地口音的工人6月28日找到深圳龍崗區信訪辦，投訴無良施工單位“要炒掉我們，還不給工錢。”幾個小時後，深圳保利接到了信訪辦打來的電話。而工地上，已是一片亂象。近百個工人圍住“貴陽X建”的工地辦公室鬧事。工程管理人員進來了出不去，出去了進不來，只能靠手機指揮工地幹活。

      窩工打架工地癱瘓 警察出面平息事態
      作為貴陽X建請的一個“飛機頭”，李天軍覺得，貴陽X建遇到“工鬧”幾乎是必然的：“這家公司剛剛來廣東接工程，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珖工鬧?玼的水有多深。甲方對工期催得很緊，而當時正值深圳大運會前夕，各個工地都缺工，貴陽X建卻幾乎不認識當地的臨時工隊伍。這時公司裏有一個管理人員提出：可以通過朋友關係找到一支外地施工隊伍，帶隊伍的?珖飛機頭?玼還承諾馬上就能過來幾十號人幹活，15天保證完成任務，開出的價錢也比較合理，貴陽X建自然覺得是'雪中送炭'，實際上是碰上了'落井下石'。”
      在李天軍看來，這支從天而降的臨時隊伍，上演的就是一套標準版的“工鬧”大戲。簽完合同第二天，這支隊伍的工人們準時進場，大概有20個人左右，幹活也勤快得很。但從第四天開始，隊伍越來越亂，人數和人員不斷變化，有時候工地裏甚至擠了上百號人，有時候卻只剩十幾人，有的人窩工，有的人抽煙聊天，“貴陽X建”的管理人員覺得越來越不對勁。將近一周時，工地失控。這支隊伍和工地上另外一個班組打了起來，肇因竟然只是下班簽字誰先誰後。李天軍回憶：由於鬧得太兇，不得不叫警察來平息事態。

      虧錢損面子 惹不起只能躲
      盧先生說：“同行們都怕碰上這種'工鬧'，虧錢、損面子。政府部門一般出於'維穩'的目的，都叫我們儘快解決糾紛。工期又不等人，特別是包工頭，工期被耽誤要被上面的總包企業扣錢，這個損失更大。'工鬧'有大把時間跟你耗，還動輒爬高竄低地給你'表演'跳橋秀、自殺秀，最後工程方大多數都是自認倒楣、破財消災。現在大家吃飯、聊天的時候，都會互相問——最近有沒有哪些出名的?珖工鬧?玼？惹不起，我們只能躲。”
      除了廣州，據瞭解還有一單發生在惠州的案例：“飛機頭”帶了20多個人幹活，最後討要薪資的時候卻提出了60人名單。施工單位和“工鬧”糾纏了兩周，最終賠付了10多萬元才了事。
      “工鬧”蔓延，政府部門怎麼看？據瞭解，深圳市政府相關部門已經對“工鬧”有所警惕，並提醒有關企事業單位通過規範勞務合同、工人出入登記留證等方式，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眼下，廣州市正在研究建立一個建設行業勞務人員的誠信系統庫，將“工鬧”納入黑名單。

      關係亂 人員雜 要送瘟神只好割肉
      打完架，這支隊伍徹底不幹活。“飛機頭”也不見了。工人們把工地辦公室圍了起來，要求按100多個人算，加上待工費，要拿足30天薪水才撤場。
      工地經驗豐富的李天軍成了調解人。他說：“?珖工鬧?玼很聰明的，?珖飛機頭?玼早就不見人影。這支隊伍介紹進來時，繞了幾層關係，貴陽X建的介紹人也說不清楚到底誰能話事。每次談判，都是一下子湧進來至少十幾個工人，你都不知道跟誰談。另外，他們還有兩撥人，一撥上訪，一撥圍住工地辦公室。工期已經火燒屁股了，要趕緊請走這幫人，怎麼辦？給錢嘍！”
      糾纏了兩天，貴陽X建不得不“履行”已經被明顯違約的合同。按照實際工作量，即使不算上工人違約，貴陽X建本來應該實付的薪資僅是5萬元，最後卻多給了8萬元，付出的總金額達到10多萬元。

廣東佛山11工頭代民工討薪。

河南五男子裸跑要工錢。

在廣州海珠區雲桂大街，十多名民工在大街上舉標語牌討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