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是陜西省神木縣花石崖鎮趕集的日子，街上一眼望去全是老人，難覓年輕人的身影。

近年，“民工荒”的問題引起普遍關注，所謂路易士拐點和“人口紅利”問題的討論也此起彼伏。就在人們對“民工荒”問題寄予注意的同時，忽略的是另一個問題——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出現了“農民荒”。

      “如果不算留守兒童，村裏常住的勞動力裏邊，最年輕的是一對46歲的夫婦。”這是在河北省崇禮縣獅子溝鄉西毛克嶺村調查的情況，如今全村在冊人口458人，實際常住人口216人，村裏青壯年均外出務工，60歲以下勞動力屈指可數。在山西省臨汾市永和縣趙家溝村，情況大致類似。趙家溝村戶籍人口數234人，在村常住約130人，基本上也都是老年人和兒童。2011年6月，中央國家機關青年“百村調研”發現，河北、山西、湖南、內蒙古等其他省（區）的情況，也基本如此：本來是農業大省的中部廣大農村地區，年輕人變得越來越少——農村人口外流，在給經濟增長與發展帶來收益的同時，也給農業農村的發展帶來了務農勞力缺乏的“農民荒”。

      耕地撂荒
      據《光明日報》報道，2006年時，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研究》課題組就新農村建設現狀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調查，共涉及17個省（市、區）、20個地級市、57個縣（市）、166個鄉鎮、2749個村莊。結果顯示，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余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四十歲以下的勞動力。在距此項調查五年的今天，情況更為嚴重。
      據瞭解，在湖北省濱湖村，由於勞動力短缺、種糧效益較低等原因，農民對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興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積達40%以上，並且還存在“隱性撂荒”現象，即，本來可以種植雙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種了單季稻。

      超負荷運轉
      儘管在山西臨汾市永和縣趙家溝村目前的2500多畝耕地中，還很少有撂荒的現象，但是前景同樣不容樂觀——主要勞動力都是60歲左右的農民，出於對土地和耕種的自然感情，他們依然堅守耕作；但是現在每人平均要經營20-30畝耕地，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勞動力“超負荷運轉”，再過5-10年，這些老人無法勞作之時，種糧主產區的勞動力將後繼無人。而且，這些地區農田分散，土地流轉實踐也不成熟，社會資本進入集中耕種的積極性並不高。如果若干年“農民荒”沒有得到緩解，農村已經存在的“撂荒”現象將會越演越烈，一次發生，影響一季，持續發生，將會惡性循環，威脅國家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
      當前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中，主要特征之一即是農村向城市單向輸出，農村的人才、勞動力、資本等持續、單向地向城市流動，導致農村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呈現資本和勞動力淨流出的現象。這種情況在距離城市較遠的農村更為明顯，尤其是以種糧為主的農村。這種單向輸出加劇了“農民荒”現象。
      據趙家溝村村民董維紅介紹，他2010年種了24畝玉米，收穫玉米約3萬斤，銷售收入3萬元，種子化肥等成本投入1.3萬元，如果計算上每天的勞動力成本70元至80元，一年到頭淨收益幾乎沒有。湖北省濱湖村農民也算了一筆賬：好年景種植1畝雙季稻，購買種子、化肥至少需要400元，購買農藥也需要50元，這還不包括請人幫工等其他支出；而兩季稻穀最多收穫1500斤，市場價不到1800元，相當於外出務工一個月的收入，一旦遇到干旱、病蟲害等情況，算上抽水的電費、油費等開支，“種田還要倒賠錢”。
      專家強調，糧食始終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基礎，保住18億畝耕地，最重要和最實際的是要“保住耕種18億畝地”，“有地必種”比“有地可種”更為重要。

      背井離鄉 舉家進城
      河背村，一個普通的粵北小山村。在這裏，儘管政府每年補給每畝田60至70元，但距村莊幾百米外的田地都被拋荒了，長滿了齊人高的芒草。打工浪潮捲走了“土地就是生命”的古老觀念，捲走了土地的主人，捲走了金秋的果實。
      從風水學角度來說，河背村是宜居的。這個村莊的背後是一座百米高的石山，村前是一條河流，四面環翠。幾百年前，一支福建閩南人的後裔相中了這塊鳥語花香的地方，開始在此繁衍生息。到了1980年代，村莊已有23戶人家，100多人。但2010年的2月16日，大年初三，這個曾經人丁興旺的村莊，卻如廢墟：通往人家房前的路因鮮有人涉足而長滿野草；幾棟外表光鮮的鋼筋水泥樓房跟前，高高的芒草緊挨門口生長，有的已經在牆上根；多年未開啟的自來水管生銹腐蝕，水龍頭再也擰不開；儘管政府每年補給每畝田60至70元，但距村莊幾百米外的田地都被拋荒了，長滿了齊人高的芒草……
      如同大多數中國農村一樣，這裏居住的人們，以前世代都以農耕為生。直至1980年代，席捲全國的打工浪潮湧進這裏。山裏的人們，紛紛背井離鄉，外出打工。打工掙錢之後，人們開始拋棄他們世代居住的土地。1997年，村民邱祖文搬離這裏、進城建房，成為河背村“脫貧致富”的標桿，河背村民此後陸續外搬。如今，一年到頭，邱祖文僅在清明掃墓時才會回一趟老家。
      邱祖文念完了初中，畢業後他在家務農，“無論怎樣勤力，種出的稻穀老是長勢不如別人家！”打拼多年，一家人仍是住在泥磚房。因為沒有足夠的房子，兄弟仨一直沒有分家。他的母親認為，在外出打工以前，他們一家算是河背村最窮的。1993年冬，忙完地裏的活，邱祖文開始到連州市做搬運工，妻子陳觀娣則在搬運公司做飯。
      頭兩年，邱祖文還半工半農，“僅插田割稻穀時回家，平時交給兩老打理”；後來，他將6畝田交給親戚耕種，讓兩老僅耕家門口的兩畝半田，“自給自足”，兩個兒子也扔在老家交付兩位老人撫養。為讓兒子受到較好的教育，直至1996年，夫妻倆決心留在連州。

      平均每天消失20個行政村
      據《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從2005年至2009年逐年減少，平均計算，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說明，在中國這個曾以農業文明興盛的廣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正在消失。
      在山西趙家溝村，由於人口大量外流，留守的村民除了偶爾看電視和電影下鄉外，目前傳統文化生活基本處於空白，傳統的社戲、戲曲、民俗活動已經基本上“曲終人散”。趙家溝村的古戲台現如今破敗不堪、長滿雜草。按照目前的趨勢，再過10到20年，隨老人陸續過世、兒童外出求學，趙家溝村這樣典型的黃土高原的生態村落，可能將面臨“空巢”的境地，農村的傳統和文化生活形態也只能成為記憶中的往事。青年農民“跳出農門”的願望越來越強烈。在青年一代農民中，“打工越來越成為農民收入增加和謀生的主要辦法”，“城鄉流動、遷移並定居城市日漸成為農民的強烈願望”。
      類似的情況在南方等經濟較發達地區同樣觸目驚心。在廣東清遠連州市文化廣場旁，乘45分鐘的巴士，再徒步走40分鐘的山路，穿過連綿山坳，便到了河背村。這是一個普通的粵北小山村。現在，一年中最熱鬧的春節，也未能給它帶來一絲生機——原本23戶人家的村莊，如今搬遷得只剩下兩戶村民。
      另一種極端的事例是：在江西廣豐縣橫山鎮山頭村，村主任夏劍波長期在外做“包工頭”賺錢，且將公章交由其父母管理；村民若需要辦事蓋章，還得向其父母“意思意思”。此事經媒體報道後，目前當地政府已展開調查，並責成山頭村黨支部收回了夏劍波保管的村委會公章，同時對全鎮所有行政村的公章使用管理情況開展了集中清理整頓。《羊城晚報》的文章說，僅以個案來看，廣豐縣“村官空巢”現象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基層權力監管缺失只是其表，更為深層的問題是農村的“空殼化”，而其本質是農村治理結構的嚴重失衡。“村官空巢”現象，見證中國農村“空殼化”的廣度和深度，即從土地撂荒、教育“貧血”、文化缺失蔓延至基層政治領域。

      身份認同遇尷尬
      一項最新的調查結果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總人數為8487萬，佔全部外出農民工總數的58.4%；大多數人不再“亦工亦農”，而是純粹從事二三產業；但他們在“市民”和“農民”的身份認同中處於尷尬境地，雖然近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收入太低和住房問題卻成為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難和障礙。
      為了全面和准確地掌握新生代農民工的狀況，中國國家統計局在常規的農民工監測調查的基礎上，2010年在10個省開展了新生代農民工專項調查，結果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之所以逐漸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體，這主要是由於在做就業選擇時，較為年輕的農村勞動力選擇外出從業的傾向明顯更高。
      從輸出地看，東部地區外出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為57.5%，中部和西部地區中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分別為61.2%和56.3%——中部地區外出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所佔的比例最高，這主要是由於在中部地區，1980年之後出生的農村勞動力更願意選擇外出從業。
      新生代農民工對於“自己是老家的人”這一說法“非常同意”和“比較同意”的比例分別為46.3%和41.6%；對於“自己是農民”這一說法“非常同意”和“比較同意”的比例分別為23%和45.5%；對於“自己是城裏人”這一說法“非常同意”和“比較同意”的比例分別為4.3%和18.5%——這顯示出大部分的新生代農民工並不認為自己是城裏人，在身份認同上更傾向於自己是“老家的人”甚至是“農民”。
      但是，在選擇生活的參照系時，新生代農民工明顯地更傾向於與城裏人相比較。

      勞動力越來越貴“不是壞事”
      “'農民荒'對農民來講不是壞事。這意味中國正在告別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正在告別勞動力極其廉價的時代，這是國家進步的表現。”這是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的觀點。 
      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今年7月，韓俊表示，“?珖農民荒?玼，為什麼荒？過去農村是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但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中國正在告別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正在告別勞動力極其廉價的時代。……今年上半年，農民的收入增長大大高於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這是過去10年來從沒有過的現象。勞動力越來越值錢，對農民是好事。農民掙的鈔票多了，農民的日子才能過得越來越好。而也只有勞動力越來越值錢，中國才可以真正成為高收入的國家，中國才可以真正邁向發達國家。”
      但“農民荒”現象對中國糧食安全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百村調研”活動的參與者認為，“農民荒”繼續下去會嚴重影響國家糧食安全，今後誰來耕種土地將是一個突出問題。對此，韓俊提出，“我們要加快用現代生產要素來替代越來越貴的農村勞動力”。目前，在中國農業生產成本裏，勞動力佔比非常高，“因此，解決?珖農民荒?玼的問題，關鍵是用現代的生產要素來替代勞動力，中國已經進入了加速替代的階段。但這方面還需要政府的支援，以加快替代進程。”

     “娃娃們越來越少”村小學三個學生
      “原來鄉裏建設的行政村小學，有的已經只剩幾個學生，有的校園已經撤銷，人去樓空，被用來養豬和他用。”據山西省永和縣坡頭鄉校長楊香瑞介紹，近年來“娃娃們越來越少”，在1990年代，全鄉小學生最多時約有800位，2007年減少為200位左右，2009年開始減少為90位左右。
      一青年村民介紹說：“我記得我姐姐讀書的時候，我們小學都是50-60人一個班，現在我們村小學，今年三個學生，一個老師，只開到三年級。”據調查，鄉村小學學生數量減少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農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導致的適齡兒童的減少，近年來，該地農村大多家庭只生一兩個孩子，而上世紀大多四個孩子左右；二是農村青壯年外出務工帶走了適齡兒童；三是鄉村學生轉到縣城、城市等教育條件更好的地方上學。
      眼看自己的學生越來越少，楊香瑞感歎不已：“那些跟打工的父母出去的娃娃，在城市接受教育也是困難重重，進好學校費用高，自辦的學校師資和硬體條件也跟不上。”

最近幾年，由於年輕人大量外出，陜西省神木縣花石崖鎮的集市日漸冷清。即使這樣，老人們仍然十分樂意趕集時來鎮上逛逛，因為能三三兩兩聚在一起打打牌、聊聊天，熱鬧熱鬧。

許多貧困鄉村交通不便，人居分散。往往，走出的人不願意再回來。

農民工陳永山（左一）和同伴們在一處工地上稍作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