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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工子弟 理想不斷妥協
( 2011-10-21 )



北京有諸多打工子弟求學,但今年八月份起,數所打工子弟學校被封。圖為北京石景山一家打工子弟學校大門被兩把大鎖鎖住。

在北京至少以數十萬計的打工子弟中,高俊琪或許是個幸運兒。過去7年裏,他在同一所學校擁有一張安穩的書桌,一路念到今年夏天,直到初中畢業。“也挺想在學校多停留一會兒的。”但不久之前,他已經正式“走入社會”,眼下正在一個修車鋪裏當學徒工。

      一年多以前,高俊琪曾夢想“考個大學”;一個多月前,他仍計劃“上個職高”;可眼下,他似乎不願意多談這些了。“最後不都是為了生活嗎?”《中國青年報》報道,時間回到7年多以前,高俊琪還是老家村裏一年級的小學生,他的老家在山東德州市樂陵市大孫鄉。“走,帶你到北京玩去。”返鄉的爸媽把他帶上了開往北京的汽車。此後七年,他在北京換了幾個學校。


      “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
      高俊琪6年級的時候,他所在的京華希望學校接受南都基金會的捐助,改制為一所民辦公助的公益學校,同時改名為北京朝陽第一新公民學校。
      什麼是新公民?高俊琪至今記得,校長曾在校會上充滿激情地解釋學校的新名字:“這意味以後不分外地人、本地人了,你們是這個城市新一代的公民。”
      一年之後,高俊琪原校升讀初一。不久,老師就告訴初一班級的“新公民”們,他們不能在北京升讀高中和參加高考。老師還說,考慮到北京和外地在教材及教育水準上的差異,如果希望將來考上大學,最好儘快回老家念初中。班裏一下子炸開了鍋,同學們紛紛討論該如何選擇。
      “媽,你讓我回去上吧,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初二那年的春節前夕,高俊琪突然這麼說。那年春節,高俊琪帶上自己的書包回了老家。可老家的人說,這幾年也有孩子從外地返鄉讀書,原本在外地學習挺好的,可在老家沒父母管教,時間長了就學壞了。一個鄰居這樣分析,“而且你們這條件,要是他考上大學,上得起嗎?”這話說到了高俊琪父母的心坎裏,他們猛然意識到,“一年上萬塊”的大學學費,這個家實在難以支付。在北京打工這些年,高俊琪的媽媽換過好幾份工作,卻都沒離開過保潔這個行業,爸爸則一直跟搬運、卸貨打交道。眼下,夫妻倆每月收入加起來大約3500元。
高俊琪開始沉默,最終,他又拿起書包,跟爸媽回到了北京。從此,他再沒提過回老家念書的事情。


      “國家都需要制度才能管理”
      “我們想得很開的。”高俊琪說的“我們”,指的是他的同班同學。對於不能在北京升高中參加高考,同學們幾乎沒有什麼怨言,“大家只是討論怎麼辦,很少討論為什麼”。“本來就沒有北京戶口,就算可以在這裏上高中,也不能參加高考吧。”他並不知道當下社會正熱烈地討論打工子弟在北京的教育問題,以及像他這樣的年輕人為何難以向社會上層流動。“國家都需要制度才能管理吧。”他一臉嚴肅地表達對戶口制度的理解,“不然就亂套了。”
      大約從初二下學期開始,班裏越來越多同學退學去打工,或因行為問題而被學校開除。進入初三,高俊琪對自己的前途,他漸漸有了新的打算。他希望畢業後去職業高中繼續讀書,以後再一步步通過自考或成人高考獲得學歷。
      “那就學修車去吧!”但常年在外頭跑的爸爸說。在他看來,學好修車,兒子就有了一門手藝,不用像自己那樣光靠力氣幹活。
      對於修車這一行,高俊琪並不反感,他隨即鎖定了新的目標——去職高讀汽修專業。可直到初中已經畢業,他依然沒有找到一所適合的職高。在北京,職高通常開設針對服務行業的專業,極少有汽修的。一直到了7月底,他才通過網絡搜索到一所專門培訓汽修技術人才的學校。可一去報名,“一年一萬塊”的學費讓他望而卻步。之後,父親在離家大約一小時車程的地方找到了一間老鄉開的修車小店。從8月中旬開始,高俊琪去跟師傅當學徒工。

      “還是出來了好”
      對天安門及周邊,高俊琪如數家珍。“這個你要看嗎?楊貴妃展覽,不過裏頭東西特少,就幾張圖片,我老早看過了。”“要不在這兒坐一下?這小公園挺好的,小時候玩累了,我就坐這兒休息。”過去7年,他保持每年都來這裏的習慣,一般每年來三四次,至少也得來上一次。
      “這兒特漂亮。”在天安門前,他帶欣賞甚至珍惜的眼光,觀賞這裏的一草一木與宏偉建築。“天安門就是北京。”他用力地說,臉上露出自豪的神情,“這兒是中國的象征。”
      “這兒不准賣冰棍,逮到了要罰100塊的。”一個女人捧“北京老冰棍”的紙箱子在我們面前快速走過時,高俊琪介紹。“他想偷偷進去賣國旗,被逮了,本來就掙不了多少錢,還罰點錢,一天就白干了。”一個男人撩起了褲腿,長筒襪子裏塞一捆小國旗,正被幾個身形高大的男人盤問。在街心花園裏,掃地的清潔工人讓他想起了自己的母親:“我媽媽就是這樣,一天到晚不能休息,即使沒有垃圾,也要一直走來走去,走完8小時。”
      在這個少年眼中,天安門隨處都是與自己的家庭境況相似的人。走在這個熟悉的地方,他卻始終明白,自己是個“外地人”,或者“老家的人”。
      “還是出來了好。”與家裏的親戚生活相比,高俊琪這樣想,“畢竟我知道了北京的習俗和文化,懂的東西比他多多了。他還沒去過天安門呢!”
偶爾,他也會想起在老家念書、成績優異的表姐。表姐明年高考,目標是中國傳媒大學,那裏離咸寧侯村不遠。“我羡慕她有這個理想,她朝去奔,可能就會實現。”高俊琪低頭說。
      “天生你就生在農村,你賴誰呀?只能靠自己去改變了。”“改變就是……自己事業上能好點兒……找的工作比北京人低一點,級別上,但自己多付出點努力,掙錢能多一點的那種……”他努力地尋找各種詞語,“我的理想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來走,我喜歡一個東西就去學它。”

      自費辦公益學校 工程師一年賠15萬
      “我必須看到學校的'生死'。”說這話的時候,燕兆時百般糾結。他的情緒時好時壞。有時候,他的腦子裏會冒出一個悲觀的情景:兩百多個孩子,和一幫志願者,一起上完最後一節課,然後陸續走出教室。他最後一個出來,關上學校的大門,蹲在地上,痛哭一場。有時候,還會有一個樂觀的場景:孩子們上學有了落,他笑揮手告別。
     《中國青年報》報道,燕兆時,今年42歲。一年前,他是收入不菲的工程師,現在,他是北京燕京小天鵝公益學校的“負責人”,學校裏有兩百多名打工子弟的孩子。燕兆時為人低調,言辭不多,名片上沒印“校長”頭銜。
      學校位於北京市海澱區西北旺鎮六裏屯村北,不熟悉的人根本找不到。穿過彎彎的好幾條巷子,一個小門上貼“齊抓共管,教育成才”,這就是學校的大門。再往裏走,一個大倉庫被隔成八個房間,這是教室。倉庫外,還有兩個辦公室,一個小廚房,這就是學校的全貌。幹了一年,他自掏腰包,賠了15萬元,頭髮也白了一半。他說:“我快賠不動了,如果真的垮了,孩子們怎麼辦呢?”他接手這所學校,實屬偶然。燕兆時畢業於北航自控系,曾在航天部下屬的科研部門工作,2002年,他離職去了一家公司,收入不錯,日子過得也舒舒服服。因為身邊總有朋友請他為孩子補補數學,慢慢地他有了支教的想法。去年上半年的一天,他走進了唐家嶺的一家打工子弟學校。
      他帶去了一份考卷,只有一道題:“請寫出幾位科學家的名字和他們做的事。”校長領來了全校最好的30名學生,試卷發下去,孩子們大眼瞪小眼,幹坐了十幾分鐘,最後收上來的全是白卷。燕兆時嚇了一大跳,從那時起,他決定只要有時間,就來教這幫孩子,“打工子弟的孩子不乏好苗子。這裏就缺好老師。”去年暑假前的一天,老校長心神不定地在教室外邊溜達邊歎氣,一問才知,學校馬上要拆除。由於附近租金太貴,他租不到合適的地方。學校要散伙了。
      兩百多個孩子,面臨沒人管的困境。燕兆時急了,他說:“反正早晚要關門,我出錢,能讓學校多活一天算一天。堅持不下去,再關門也不遲。”直到現在,還有人問他,為什麼接手這個事?燕兆時就一句話:為了這兩百多個孩子。燕兆時說,他不忍心丟下任何一個孩子,“我們做的事,也是國家、社會和民眾希望我們做的事。”

      把普通話說溜了回到老家“不習慣”
      最近這幾年,高俊琪這個“老家的人”回到老家,卻開始有些不習慣了。
      前年他回去過春節,呆了沒幾天就忍不住抱怨。“這兒看上去亂七八糟的,晚上黑乎乎一片,大街上也沒燈。”媽媽記得高俊琪這樣對自己說。他吃不慣老家的棒子麵,幫忙做飯的時候,因為用慣了煤氣爐,也不再習慣拉風箱燒柴火。
      事實上,在老家,“家”早已不存在了。前些年,一場大雨後,土房子被沖塌,他們一直漂泊在外,至今沒有修葺。返鄉時,一家三口就在爺爺奶奶家的木板床上擠睡。
      更微妙的變化是語言。在北京呆久了,高俊琪說的山東話“沒以前溜了”。儘管他感覺還是“說老家話親切點兒”,但一聽到別人說普通話,自己的普通話也就“被帶出來了”。他媽媽發現,孩子在老家“說普通話比說老家話多”。
      “一聽到我說普通話,大家就笑。”他告訴我,有時候也感覺會說普通話的自己是“半個北京人”了。對老家人的這種笑,俊琪媽媽深有體會。“你到北京也就是打個工,也沒當官,也沒發財,還出洋相了你,不說家鄉話……人家心裏肯定是這麼想的。要是你混好了還行……”她偷偷說,她還沒出來打工時,也曾在心裏這樣嘲諷從外地回來的老鄉。
      與遍布中國的大大小小的村子相似,高俊琪老家村裏的青壯年大多外出打工,村子裏幾乎只剩下老人。這些年輕人離家後漸漸都把普通話說習慣了,可一回到老家,仍然要“忌點,別把外頭的話帶出來了”。高俊琪似乎還讀不懂大家的笑。“可能他們自己不會說吧,覺得有趣。”他這樣猜測。

改變一個孩子的命運“其實很便宜”
燕兆時的良苦用心,有的孩子很難體會。
有一天,一個孩子問他,“你為什麼總讓我寫作文?我以後賣菜、賣啤酒用得這個嗎?”
自卑和缺乏夢想是很多孩子的“通病”,這與他們生活的環境息息相關。
三年級的魏星宇,畫了一幅畫貼在牆上,被學繪畫的志願者發現其構圖極有天賦,就拿給一些畫家欣賞,大家一致稱讚。但後來,小星宇還是因為貧困退學了,燕老師急上火,多次給家長打電話,讓星宇複學,人家根本不搭理。有一天早上6點多,燕老師把他的父親堵在家裏,苦苦勸說。
 最後,星宇的爸爸坐在床邊對燕兆時說,“你這麼認真地勸我,說明我的孩子還真有天賦。那就再上學吧。”對孩子們的自卑有了深深的同情,燕兆時把學校的名字命名為“燕京小天鵝公益學校”。
這個名字,來自一個故事,也蘊含了他的辦學理念。
“如果把一個天鵝放在鴨子群裏,它自己就認為自己是鴨子了,但是如果把鴨子放在天鵝群裏,它就是小天鵝。我想讓孩子們知道,他們和城裏的孩子一樣,都是小天鵝。只要別把自己當成小鴨子,他們能和城裏的孩子一樣有出息。”燕兆時說。
燕兆時發現,改變一個孩子的命運很便宜。他算過一筆賬,1200元就夠一個孩子讀一年書。10個人資助一個孩子的話,每人只需要120元。如果把教師工資從兩千元提高到三千元,將聘請到更好的老師,這將改變很多學生的命運。
社會上很多人捐資助學,喜歡送書本、鉛筆盒、書包,燕兆時覺得這種方式使不上勁,“孩子沒有書包,拿個塑膠袋也能上學。他們需要的是好老師,需要的是別失學。”誰都知道,想讓這樣的學校不散伙,最重要的是有人捐錢。



初到北京的高俊琪在天安門廣場留影。初中畢業的高俊琪在天安門城樓前。

北京東壩鄉實驗學校的一些老師繼續為所剩無幾的學生上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