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龍江居住不少中俄混血家庭。圖為中俄邊境的黑龍江漁民捕魚歸來。

凌晨三點多，黑龍江省遜克縣車陸鄉宏疆村，朝霞的光輝已然可見。78歲的老漢徐維義已經出門，去江邊收他昨日布下的漁網。即使是夏季，這裏的早晚溫度也只有五六度，徐維義仍穿冬季裏的一身舊棉襖，拄一根老樹棍做的手杖，因為文革遺留下來的嚴重的腰疼病，他的行動有些笨拙遲緩。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徐維義長了一張典型的俄羅斯人臉孔，藍眼睛，高鼻子，絡腮鬍，但他其實是俄羅斯母親與闖關東的山東人所生的混血兒。徐維義捕魚的這條黑龍江，是中俄兩國的分界線。江的對岸，便是俄羅斯。徐維義說，他母親的老家就在上游一百里的河對岸。
      俄國十月革命之後，由於蘇維埃紅色政權的建立引發難民潮，以及隨後的大清洗運動等各種原因，數以萬計的俄羅斯人先後遷入中國黑龍江境內。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後來陸續移居他地或回歸俄羅斯，真正落地生根的，多是與中國人組建起家庭的俄羅斯婦女。據俄羅斯人主要聚居地之一的遜克縣的縣誌記載，中共建政初期，全縣有無國籍外僑（他們多被蘇聯政府取消了國籍）205人，女性189人，佔僑民總數的92.2%。

      沒有國籍反受益
      “蘇聯老太太”——徐維義的兒子們常常這麼稱呼他們的奶奶葛金麗娜。奶奶家族姓亞力山大，是俄羅斯貴族後裔。孩子們小的時候，家裏常常能收到從河對岸郵過來的瓜子、糖和被面，這令他們如過節般歡喜。
      葛金麗娜來中國時，還帶來一個兒子，後來取名叫徐維剛，村裏人稱“傻大爺”，是如今村裏僅存的、有純正俄羅斯血統的人。蘇聯大清洗運動開始後，葛金麗娜帶一歲多的徐維剛，流落到中國。當時，正趕上大批山東人闖關東，很快，葛金麗娜嫁給了一個姓徐的山東人。
      文革時，因為沒有國籍，徐維剛反而因禍得福。文革時期，黑龍江車陸公社出了一起“蘇修特務集團”大案。宏疆村挖出的特務之多，使這個村子成了遠近聞名的“蘇修特務村”。徐氏家族被打成“蘇修特務”的有7人：徐維剛、大哥徐維義、二哥徐維新、小弟徐維祥、大姐夫張運山、二姐徐桂賢和二姐夫王海豐。只有徐維剛沒怎麼吃苦頭。徐維義的大兒子徐福勝回憶：“只是拿繩子將他綁在樹上，沒怎麼打他。”徐維義則被關進了牛馬棚達5個月。

      被逼無奈自編罪行
      造反派們逼徐維義交代蘇修特務的罪行。他絞盡腦汁也想不出，情急之下，為自己羅織了一條罪名——“上山搞資本主義”。一次批鬥時，造反派讓他彎下腰，雙手向上做“噴氣式”，長達7天7夜。“到第8天時，我眼珠都要瞪出來了，眼看就要行兇。我要是拿起小板凳一掄，打趴下三個兩個還不容易？造反派一看我都急了眼了，害怕了才讓我歇下來。”說這話時，徐維義坐在窗邊，臉背光，看不清表情。他如今已是村裏最年長的一輩，頗得村裏人尊敬。
      其時，整個宏疆村30來戶人家，只有4戶屬於純正的中國人，其他都是中俄混血家族。最大的四個混血家族，即徐維義家、張運山家、徐英傑家和袁吉先家——這四個家族都沒能逃過這一劫。1979年4月，縣裏來了平反工作小組，落實政策。一份平反材料顯示，文革期間，百多人的上道幹第二生產隊（包括宏疆村和上道幹村），有32人被打成蘇修特務，有12名社員被監督勞動。只要家裏有一人被打成蘇修特務，整個家庭就都被認為是蘇修特務家庭，因此，村裏約70%的人戴蘇修特務的帽子。

      村民“被特務” 編稱電台像爐子
      1950年代末，中蘇交惡，在那個信息閉塞的年代，徐福勝等村民們對兩國間的衝突一無所知，他們的日子過得乏善可陳——夏秋兩季，播種收穫；漫長的冬季裏，最大的樂趣就是喝酒。
      “大概到了1960年代初吧，就那麼一下子，俺們就全成特務了。”宏疆村村民徐月娥記得，當時村裏所有的混血人都挨了整，被造反派逼承認是蘇修特務，不聽話的人就被帶到大街上遊行。“他們問我們電台在哪，我們哪知道啊？就只能編，說電台長得跟燒火的爐子一樣。造反派又問，是怎麼跟那頭聯繫的？我們就繼續編，說那頭一劃火柴，我們就看見了。你說隔條江，誰能看得到啊？”
      那一年，徐福勝13歲。沒讀過太多書的徐福勝到現在都不知道具體什麼叫蘇修特務，但他知道家裏的大人成了特務，自己也跟成了“特務崽子”，別人拿自己根本就不當玩意。他不願意回憶那段日子。

      偶爾喝高了 炫耀貴族血統
      幾十年後，當年13歲的徐福勝已經過了知天命的年紀，有了兩個兒子。大兒子娶了個中國媳婦，小兒子還沒找對象。“有我這個爹活一天，他就甭尋思找什麼外國女人、混血女人，門兒都沒有。”
      和宏疆村大多數混血人家一樣，徐福勝兄弟幾個一心想要斷了自家俄羅斯民族的血統。他們的腦子裏就一個信念：娶中國人，花多少錢也得娶。徐福勝堅信，只要一代一代地找純種的中國人結婚生子，血統和容貌一定會變過來。不過，偶爾喝高了的時候，徐福勝也忍不住炫耀自己的貴族血統，“我們家是個大家族，純正的俄羅斯族，你看我們這長相，黃頭髮、藍眼睛。屯子裏有的混血是茨岡族，黑頭髮、黑眼珠，相當於俄羅斯的吉普賽人，是受歧視的。”

      有純正俄羅斯血統
      在黑龍江省黑河市遜克縣邊境一帶的幾個屯子裏，87歲的徐維剛是僅存的有純正俄羅斯血統的人。但在中國生活80多年後，俄語對他而言顯得陌生而遙遠，大部分時間，他安靜地叼旱煙，偶爾開口，一口濃重東北的大茬子味。
      現在，時間在徐維剛這裏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大多數時間，他都在床上昏睡，有人專門來看他時，侄子們會把他從床上拖起來，幫他換件像樣的衣服，戴上頂髒兮兮的軍帽。每到這時，徐維剛會挺直腰板，露出嬰兒般驚喜的笑，湛藍色的眼睛泛異常的光。
      “千萬別問他是中國人還是蘇聯人。”大侄子徐福勝警告，“誰問跟誰急。”“那啥，還認識我嗎？我叫安德列。”徐維剛咧嘴一笑，露出幾顆被煙薰黃的牙。在一張2010年7月的戶籍證明上，徐維剛的蘇聯名被譯成特維申果，其國籍則被定為無國籍。這是目前唯一能證明徐維剛身份的東西。“俄羅斯不承認他，中國也不承認他。”有村民咂吧嘴，“虧了是個傻人，啥都不在乎。”——侄子們背後習慣管徐維剛叫“傻大爺”。
      徐維剛生於1924年。此前的幾年，是蘇聯歷史上最為動盪的幾年：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黨人取得了政權；1924年，蘇聯的締造者列寧去世後，斯大林掌權。很快，一場大清洗開始了。有公開的學術資料稱，俄僑“第一浪潮”出現在20世紀20至30年代，隨十月革命的勝利和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大批知識分子被迫逃亡西方和中國。
      “我奶奶一家，是被列寧老爺子趕走的。”徐維剛的二侄子徐福海很小的時候就聽說，奶奶葛金麗娜出生在一個貴族家庭，全家都是軍人。戰爭中，葛金麗娜的丈夫戰死了。大清洗開始後，有貴族身份的葛金麗娜把一歲多的徐維剛兜在裙子裏，小心翼翼地從冰封的江面上走過，流落到毗臨的中國。
      彼時，正趕上大批山東人闖關東至東三省。很快，葛金麗娜找了個姓徐的山東人，在江邊的一個小屯子裏安了家。“那個山東人，就是我們的爺爺。”徐福勝說。儘管已經是俄羅斯移民的第三代，徐福勝還是長了張酷似俄羅斯人的臉——藍灰色的眼睛、絡腮鬍子，碩大的鼻孔裏甚至能塞進一個一元錢的硬幣。

      為改容貌 找漢人結婚
      根據俄羅斯著名漢學家、歷史學博士梅利霍夫給出的數字，在中國，俄僑人數最多時達40萬人。1920年代，有10萬人返回蘇聯，另有10萬人離開中國去往美國。而今，徐維剛所在的遜克縣宏疆村，全村165戶，混血的佔75戶，264個人。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74歲的徐英傑，同徐維義一樣，是村裏所剩無幾的第一代中俄混血兒。他記得，妻子張鳳雲被抓時，小女兒才剛剛滿月，大女兒徐月娥每天抱妹妹去牛馬棚，讓母親餵奶，再抱回來。徐月娥印象深刻的是，牛馬棚裏關了許多人，用木板隔開，像牲口一樣，互相不許講話。
      文革的風暴過後，村子變得沉默且自卑，村裏人對自己的外貌變得敏感。他們尤其憎惡別人叫他們“二毛子”，在他們看來，這是對他們的最大侮辱，比罵他們的爹娘還嚴重。第二代中俄混血兒徐月娥是現任村婦女主任，也是縣人大代表。1990年代她去北京開會時，有人問她是哪裏人，她不知道怎麼回答，“因為你既不是俄羅斯人，看上去也不像是中國人。”
      他們迫切地想要改變自己的容貌，成為真正的中國人。唯一的辦法，是找漢人結婚，逐漸稀釋自己的俄羅斯血統。“咱們這種血統的人，盡挨鬥，再找這種血統的人，要是再來一個文化大革命怎麼辦？”在飯桌上，老人苦口婆心教育下一代。張玉福就娶了上海女知青為妻，他的兒子後來考上了復旦大學，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是村裏最有出息的孩子。
      如今，村裏已經出現了第四代混血兒，大多數人的容貌已基本與漢人無異。雖然仍有俄羅斯血統的特征留存下來，但這不但不妨礙他們被認為是純粹的漢人，反倒是錦上添花了。

      山東男人闖關東 娶蘇聯女人
      更多的蘇聯人在1930年代初來到中國。早在沙俄統治時期，遜克縣兵團村王金財的父親就在對岸做生意。幾年後，他跟一個蘇聯女人結了婚，住在離中俄邊境90公里的地方。
      “大概到1930年的時候，蘇聯那邊的空氣呼吸不那麼自由了，各方面限制都比較多。”王金財說，那是斯大林時期，也是1934年蘇聯肅反運動前期。公開的資料稱，這一次的肅反運動中，濫捕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生怕夜間有人敲自己家門。許多住在高樓上的人為免遭被捕後的嚴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員敲門時，便縱身跳下，以死相抗。為了保命，王金財的父親趕馬扒犁，拉妻子和大兒子跑回中國。
      山東平度人苗平章在蘇聯做買賣時，娶了當地一個叫沃麗嘎的姑娘，並生了四個兒子。苗平章的兒子苗中林說，他的家當時就住在江邊的屯子，“中國人都喜歡在江邊住，情況不妙就趕緊往回跑。蘇聯成立後，開始搞土地革命，搞入社，所有財產都得歸公。大家一看吃虧啊，就拖家帶口跑回來了。”到中國後，苗中林一家落戶在了遜克縣邊疆村。“當時情況基本都是闖關東過來的山東男人娶了蘇聯女人。”苗中林自己造了個詞，“撿洋落”。
      苗中林記憶中的邊疆村曾經是一個被笑聲和歌聲包圍的地方。“以前屯子裏有21個蘇聯老太太，中國話都說不利索。每個禮拜，老太太們就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苗中林說，到後來，屯子裏的中國人嫌煩，就搬到了絆子場一帶，這才有了現在的遜克縣城。
      再多的歡聲笑語也無法消除那些有關家和血統的記憶。宏疆村的村民回憶說，當年，村裏的蘇聯老人想家了，就蹲在地裏哭。

      “有辦法的人”跳井身亡
      在宏疆村裏的一個小賣部裏，徐維義的大姐、張運山的妻子徐桂芝躺在炕上聽人聊天。她瘦小的、蒼老的身體蜷縮在那裏，臉上木無表情，嘴角耷拉，見有陌生人進來，立刻露出冷漠拒人的神情。如果聽到提及文革，她就會從炕上起身，一言不發地離開。
      “她本來話就不多，我公公文革中跳井死後，她的話就更少了。來了就往這兒一躺，不說話。”小賣部的掌櫃、徐桂芝的大兒媳說。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徐桂芝的丈夫叫張運山，是文革後縣裏唯一一個專門為之開了平反會的人。
      在徐桂芝的二兒子張玉福的眼裏，父親張運山能幹、有見識、人緣好，“每天家裏總有南來北往的客人，母親炒菜，父親和他們喝酒。”年輕的張運山是村裏的民兵隊長。當時村與村、村與縣之間沒有公路，為人熱心、喜歡結交朋友的張運山自告奮勇承擔起給供銷社跑運輸的任務。他是個很有辦法的人，妻子生病時，他能把遜克縣唯一一台北京吉普車借來，帶妻子去醫院看病。
      運動的風暴到來的時候，張運山第一個被捲了進來，罪名是“蘇修特務集團大頭目”。據1979年縣裏給張運山平反的材料，他於1945至1947年給蘇軍當過情報員；村裏老人們說，抗日戰爭時期，他曾將一份日偽名單的情報送給了蘇聯紅軍。
      “我父親被關在供銷社大院附近的一棟房子裏，我每天給他送飯，但見不到他。我就整天騎自行車在那兒一圈一圈地轉，只想看看他。”張玉福回憶說。張運山的妹妹，76歲的張淑娟，一提起文革，這個和善的老太太就會不自覺地提高調門：“拿鞋底子、皮鞭、皮帶抽他，完了讓他爬回牛馬棚。”有一天，趁大家都去田裏幹活，只有一個年輕女造反派看，張運山跳井身亡。那是1968年8月，張玉福12歲。他一直認為父親個性剛強，之所以選擇以這種方式結束生命，是因為實在受不了了。後來，工作組專門為張運山召開了平反大會和追悼會，當全村人的面，宣布：“張運山充當蘇修情報員的這段歷史早已清楚，不應作為政治歷史問題。”

現在俄羅斯人可以通過正規途徑進入中國境內。圖為兩名俄羅斯婦女在黑龍江一個商場購物。

宏疆村兩個混血家族的第一代中俄混血兒徐維義（左）和徐英傑。

與過去不同，如今外籍血統可謂是錦上添花。圖為廣州一名混血男孩在表演雙節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