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於生活成本上漲和競爭壓力，不少人選擇中小城市就業。圖為山東煙台應聘者（右）在招聘會上查看招聘信息。新華社

李涵一直寄宿在北京同學租的房子裏，平時同學去上班，她就悶在屋裏上網發簡歷，有時一天能發上百份，但現在她還沒有碰到滿意的職位。同學常勸她不要總悶在屋裏，她說，“不能老住這兒啊，我得趕緊找工作，搬出去。”李涵曾和父母說要在北京“混出個樣子來”，但一年前她逃離北京回到鄭州，而一個月前，她再次回到了北京。

      據《北京晚報》報道，一年前，李涵還是北京一家廣告公司的策劃，在北京著名的加班集散地——金寶街上班。她笑稱，那個時候自己就是個“三無產品”——沒房子，沒車子，也沒男朋友。她說，一開始沒覺得這種生活有甚麼不妥，年輕人不就應該奮鬥嘛！但是每逢節假日的時候，那種漂的感覺特別明顯，嘴裏說自己過得很好，但是經常說說就哭起來了。

      房租上漲 逃離北京
      “房子買不起，像我這種沒戶口的還要有連續的納稅證明，那就得保證一刻都不能清閒，不能隨便跳槽，一旦跳槽銜接不好，連續的納稅證明就沒有了，連車子也買不了，工作這麼累，談戀愛的工夫都沒有。”經常是掛了電話後，李涵已滿臉淚水。父母在那頭就勸她回去，她一開始嘴很硬：“不回，不回，不混出個樣子來，我就不回。” 
      促使李涵最終逃離北京的導火線是房東，“當時房東非要漲房租，一個房間就要漲500元，談判了幾次，根本壓不下價來，突然就有一種要露宿街頭的感覺。”恰好當時有個高中同學在郵件中告訴她，鄭州的一個事業單位正在招人，讓她趕緊報名。
      “離開時有一種悲涼的感覺，我記得特別清楚，在北京西站的候車室，我拉個行李箱，周圍都是說河南話的人。”李涵說，當時她心中只有一句話：“我就這樣回去了，真的就這樣回去了。”一開始，父母並不知道李涵已經辭掉了北京的工作。當李涵告訴父母自己已在鄭州一個事業單位上班時，父母才恍然大悟：“閨女回來了，鄭州也行啊，也是個省城啊。”

      工作使不上勁 重返北京
      朝九晚五，李涵的鄭州生活就這樣開始了，她也以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給鄭州這個城市了。然而接下來在單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她說，“每個月會發一些補貼，雖然不多，但是在鄭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個新人剛去沒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無意中卻得知和我一起進單位的另一個女孩有，同事說，因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業單位的領導。”
      同事張大姐勸李涵這些都要看得開，畢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關係。李涵也才明白，當時她選擇逃離北京的時候，就有人說：小地方，要靠爹。這個張大姐還告訴她，每到年底的時候，大家都會排隊地到領導家送禮呢，“不送禮，有時候工作都會保不住。”
      來自河南農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親不過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莊稼人，在鄭州不能給她構建甚麼關係網，李涵說，“在北京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會有回報，公司的薪酬獎勵很明確，多勞就會多得，不會有這些彎彎繞。”
      從那開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鄭州來幹什麼？“其實不止那一件事情，我大學讀的是傳播學，做廣告策劃是最自然不過的，但是做了一個辦事員，不能說低就了，就是有點使不上勁的感覺。”李涵也試圖努力過，在單位有文化活動的時候，她總想露上一手，寫出個漂亮的策劃案，“但根本行不通，領導才不管你什麼策劃案呢，就是追求那種庸俗的熱鬧。”
      夜深人靜，李涵心中的兩個人總是在打架，一方是北京，一方是鄭州。幾番回合下來，李涵還是決定離開鄭州，重返北京。她說“先回來就是勝利嘛，我戰勝了自己，我覺得自己不會再選擇逃避。”

      其實離開並不容易
      “都兩年多了，怎麼還有人問我這事？”兩年前，曹洪濤逃出北京，在浙江某縣城花了幾十萬元買下一套別墅，這事在當時影響極大，一家媒體在《逃離北上廣》的專題報道中，整整給他做了一個版的專訪，而且放在最前面。
      在曹洪濤記憶中，“逃離北上廣”這句口號，就是從這次專題報道真正喊起來的。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一年多後，曹洪濤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那時，他的孩子剛出生，他必須繼續奮鬥，因為在上海，畢竟機會更多。
      據《北京晨報》報道，在許多“逃離北上廣”的文章中，都會提到余世存，他在雲南大理鎮邊租了農家院，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洱海，朋友們來了，都說他過的是神仙日子，然而，卻沒有一個人肯留下來。對此，他有些想不通，“原以為憑我的影響力，會有很多朋友跟來這裏，沒想到……”
      在北京，為和朋友吃頓飯，有時不得不忍受在路上堵兩個小時的痛苦，而在大理，這裏有許多的書店，生活方便舒適，通過互聯網，余世存給各媒體撰稿，能很輕鬆地養活自己。他至今搞不懂，為甚麼只有他一個人選擇了逃離。
      “離開北京？哪兒那麼容易？”這是梁樂(化名)的煩惱。梁樂開過公司，經營最好的時候，他看上一套高檔住宅，當時每平方米要1萬多元，算是最高價了，梁樂不肯貸款，算算存款，相去不多，就想再奮鬥一兩年。出乎意料的是，以後幾年一直不順利，房價一天天在漲，在北京紮下根的夢想越來越遙遠。
      2008年春節，梁樂回了一次老家，住了整整四個月，他不肯承認，這次探親其實是“探路”。“我怎麼會離開北京呢？如果回老家，孩子上學怎麼辦？沒有更好的教育，將來他們再來北京打工？”2010年，他考下了保險人員從業資格證，從老闆到跑街，40多歲的他，翻開了人生嶄新的一頁，他說：“別擔心，我會成功的。”
      “人人都說逃，但真正肯逃的，沒有多少。”吳玉征兩年來一直給在北京的外地人拍肖像，前後共拍了120多人。他說，“他們都很上進，有雄心，也愛抱怨，覺得生活對自己不公，他們希望靠自己的努力來改變這一切。”

      相攜回家鄉 工作不如意
      逃過一次的人，才更明白大城市意味什麼。從家鄉到北京，從北京回家鄉，然後再回北京。兜兜轉轉一圈之後，姬之幼和陸順梓又回到了他們開始的地方。
      據《中國周刊》報道，2006年春天，23歲的東北女孩陸順梓大學還沒畢業，就一個人跑北京來找工作了，並認識了北影畢業的山東男孩姬之幼。現在，他已經是她的老公了。
      順梓很快就找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公益機構做網站編輯，月薪1000多元。姬之幼比順梓早一年畢業，當時正和幾個朋友一起開影視製作工作室，主要業務是為企業拍廣告片、宣傳片。那段時間，工作室運轉得不太順利，因為工作室的同事都是和他一樣剛出校門的年輕人，他們沒甚麼社會關係，很難拉到業務。小姬顯得悶悶不樂，有時還會躲在角落裏一個人抽煙，順梓看了很心疼。為了掙錢，她跳槽去了一家日企，薪酬比以前要高，但工作量也一下提升了好幾倍，幾乎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有時累了、病了還要咬牙堅持。有一回，順梓實在受不了了，一個人躺在地板上嚎啕大哭：“這樣在北京，值得麼？”
      雙方父母對他們的戀情很支持，唯一的希望是，以後結婚了最好能留在濟南，這樣既方便照顧父母，也免得順梓和小姬再承受北京的漂泊之苦。順梓答應跟小姬回濟南，並且向公司遞交了辭呈。小姬這邊，也很快在濟南找到了工作。所有的親友都覺得，兩個人的生活從此就要翻開新的一頁了，可接下來，他們的工作並不如意——幹得很起勁，但越是努力，他們越是發現，自己的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能攢的錢並不比在北京工作時多。
      小姬的一個朋友，在濟南一家公職單位做保衛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喝喝茶、看看報紙，看上去薪酬並不高，不到五年，房子、車子全有了。順梓說，“不如我們一起考本地的公務員吧！”但小姬說，“你以為地方公務員是按分數高低錄取的麼？”“所謂的安穩與安逸都是有條件的，沒有錢和權力，待在小城市就只能是尊嚴被踐踏，靈魂受侮辱。”小姬總結說。

就業形勢嚴峻，大學生王瑩畢業後與幾名同學在揚州開起了薑糖店。這是他在進行“拉糖”操作。 新華社

雖然大城市生活壓力大，但機會也相對較多。圖為應聘者在北京的招聘會現場閱讀相關崗位信息。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