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常年不在家，留守家中的孩子除了上課就是玩。圖為湖北恩施的留守兒童在玩泥巴。

在陝西西安藍田縣孟村鄉大王村，一名叫小陽的10歲孩子於2011年6月15日6時30分左右，自殺身亡。小陽是一名留守兒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和爺爺奶奶，還有12歲的哥哥一起生活。村裏像小陽這樣的留守孩子還有很多，平日裏，他們除了上課就是和村裏的小夥伴一起玩，和老人的交流也不多，更不會訴說自己的心事。

      據《瀟湘晨報》報道，當天，小陽搖醒睡在身邊的哥哥小東，說了一句“我喝藥了，不用去上學了”。小東聽說弟弟小陽喝藥了，趕緊喊來了正在院子裏打掃的媽媽樊雙麗——媽媽是幾天前才從新疆回來的，因為家裏要收麥子——樊雙麗跑進房裏，聞到一股濃重的味道，農藥瓶子倒翻在地。這瓶農藥原本放在房子一樓客廳東北角一個暗紅色櫃子下面，2010年買來給果樹除蟲的，用剩下的就一直擱在那裏。
      樊雙麗把孩子抱到院子裏，拼命灌涼水，希望孩子把農藥吐出來。孩子的奶奶跑到不足百米外的孩子大伯家，叫來大伯劉國良。這時已近7點。劉國良找來一輛三輪摩托，將孩子送到鄉醫院，醫生說人已經不行了；孩子又被送到藍田縣醫院，得到的同樣是歎息。

      常年同爺爺奶奶生活
      小陽的父親劉軍良36歲，母親樊雙麗35歲，在小陽還只有三四歲的時候，他們就遠到新疆阿克蘇的一家傢具廠打工，每年只有春節和收麥子的季節才回來，甚至有一段時間因為工作忙，3年沒有回過家。小陽和12歲的哥哥小東，同年近八旬的爺爺奶奶一起生活。
      他們住在一棟寬敞的二層小樓裏。在大王村，像劉軍良家這樣漂亮的樓房並不多見。這棟樓是2010年6月份建好的，總共花了18萬元，其中五六萬是借的。樓房建好後，小東突然生了一場“怪病”，眼睛看不清東西，四肢乏力，送到西安大醫院治療，花了3萬多元，病好了。
      孩子的病好了後，劉軍良夫妻再次回到新疆打工。兩人每個月都能拿到1500元左右，除去日常開銷，每月能剩2000元。此外，他們在藍田老家還種了7畝小麥，每年能收入5000多元，用作孩子的生活費、學雜費、老人的生活費、種子肥料灌溉費用等。
      村子西口，一戶人家正在蓋新樓，十多位村民在幫忙挖地基，他們看上去都是五六十歲的年齡。一位姓劉的老人說，村子裏有300多戶人家，平均每人1畝2分地，主要是種小麥和玉米，賺不了什麼錢，“能出去的都出去了，在全國各地打工做生意。村裏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了。”
      小陽的舅舅樊偉說，這個時節因為剛收完小麥，村子裏回來的一些壯勞力還沒有走，“最安靜的時候是冬天，麥子長在地裏，不要做農活，再加上天氣冷，整個村子幾乎看不到人。當然，過年還是熱鬧，大家都從外地回來了，鞭炮聲此起彼伏，到處都是歡聲笑語。只要年一過，村子立馬安靜。”

      決定讓孩子在身邊上學
      孟村鄉中心學校老師介紹，全校共有330個孩子，其中一半是留守兒童，爺爺奶奶在家裏看。小陽自殺後，學校專門召開了主題班會，教育孩子們珍惜生命、學會堅強。
      長期研究留守兒童問題的陝西省家庭教育研究會副會長王國琪說，留守兒童問題，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帶來的一個社會問題，這起不幸事件，只是發生在一個普通留守兒童家庭中的極端個案，原因有多個方面，甚至都無從查找導致小陽自殺的最直接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孩子是孤獨的，他有自己的痛苦，有自己的煎熬，卻沒有人傾聽，甚至沒有人發現，最終，孩子做出了一個讓人惋惜的決定。
      7月1日，樊偉表示，小陽的父母已經將2011年收到的近4000斤小麥賣掉了，他們在甘肅酒泉新找了工作，打算近期帶小東前往甘肅，讓孩子在自己身邊上學。

      家人認為他很開朗
      和所有小學生一樣，小陽每天的生活簡單而有規律：早上7點騎自行車上學，奶奶會給1元錢早餐費，學校離家騎車大約20分鐘，到達學校後，他會買一袋5角錢的速食麵和一袋5角錢的牛奶，或者買一個1元錢的夾有土豆絲的菜夾饃。
      然後，他會把自行車寄放在離學校不足500米遠的舅舅樊偉家。到了中午11點半，他會到舅舅家取車，回家吃午飯，休息一下後再去學校上學，又將車寄在舅舅家。下午4點20分放學，他取車回家，吃飯做作業。到了雙休日，除了做作業就是玩。
      據《瀟湘晨報》報道，小陽和哥哥小東平時經常打鬧。樊偉和多位村民、老師說，由於小東生過重病，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小陽和小東兩兄弟之間，家人會比較偏向小東。樊偉說，6月14日晚上，小陽和小東又打鬧起來，“當時家人就偏向老大，打了老二，老二跑出去了，直到晚上10點多鐘才找回來。他媽媽就說，先睡覺，明天早上再起來做作業。”
      而樊雙麗說：“我當時只是推了孩子一下，我自己的娃娃，我怎麼捨得打呢。”睡覺前，小陽還跟媽媽說，買一盞新台燈吧，他要到另一張桌子上做作業。因此，小陽第二天早上喝藥自殺，讓家裏人都覺得奇怪：“事發前，家人都沒有發現什麼跡象。當然，也可能有什麼跡象，由於我們與孩子在一起的時間不多，對他不瞭解，沒有注意到。”在家人看來，小陽是一個很開朗的孩子，長得很漂亮，還很機靈，調皮搗蛋，也很勤快，樊偉說，“不是別人認為的一個沉默寡言的孩子，不是的。”在小陽家門前50米遠的地裏，種了五六十棵果樹，其中一棵野生核桃樹是小陽從村外路邊移栽過來的。小陽家二樓客廳裏，桌子上放一個鞋盒，養了上百條蠶；客廳窗台上，擺放三盆仙人掌。家人說，那都是小陽侍弄的。

      校方否認作業超量和體罰
      小陽的母親樊雙麗說，6月15日早上6點15分左右，她就叫醒了孩子，催他起床做作業，“因為孩子前一天沒有把作業做完。但是他說，我不想做作業，作業沒寫完老師會打人。”家人認為，作業負擔重、老師體罰是導致孩子自殺的原因之一。
      據《瀟湘晨報》報道，小陽有一個專門用來記錄每日作業的筆記本，這本筆記已經記滿了11頁紙，其中寫“星期六”的一天作業相對較多，有13項，包括抄寫課文重點內容、英語造句、寫作文等。他筆記本上記錄的最後一次作業共有7項。家人認為，這個筆記本是孩子作業繁重的直接證據。
      孩子的奶奶說，孩子作業多，有時候一天做不完，就勸他第二天再做，“第二天他就不敢去學校了，我就寫請假條讓其他孩子捎給班主任。”
對於家長的質疑，孟村鄉中心學校一位自稱姓張的老師和另一位老師說，學生作業負擔並不重，一、二年級不留作業，三、四年級作業量半小時左右，五、六年級作業量控制在一小時內，小陽是四年級學生，應該半小時就能完成作業。
      至於小陽記錄本最後提到的“7項作業”，這兩位老師說，學校已經調查過了，是孩子把作業記錯了，其中有3項是13日的作業，另外有3項是應該14日在學校完成的作業，只有1項作業需要孩子在家完成。
      另外，兩位老師說，學校經過調查，老師從來沒有打過小陽，也從來沒有家長反映過有老師打學生的情況。小陽的班主任趙靜老師說，對於沒做完作業的學生，老師只會批評教育，從來不會體罰。藍田縣教育局辦公室工作人員也表示，事發後，教育局安全科等科室人員曾專門進校進行了調查，稱家長反映的情況“不實”，事情“與學校無關”。談及小陽在學校的情況時，張老師介紹，表現一般，成績中上水準，期中考試語文、數學、英語都打了80分以上。一位和小陽同班的女同學說，小陽沒有外號，與同村兩個男孩關係很好，上課回答問題很積極，喜歡語文、數學，兩科老師都挺喜歡他。

      長大後“去上海讀大學”
      “他拿了一張?珖好孩子?玼獎狀，我把它貼到牆上，誰知他哭鬧非要把獎狀撕下來，說要帶到上海貼在爸媽的臥室裏。”說起6歲的孫子陳學敏，喻志芳心疼得直掉淚，他一直都是穿表哥淘汰的破衣服，特別想到上海讓爸爸媽媽給他買一套新衣服。
      據《新安晚報》報道，陳學敏上學前班，與爺爺奶奶一起住在安徽金寨縣一棟石頭壘起的房子裏，他滿月時爸爸就外出打工了，四個月大時，媽媽也去了上海。“我想穿漂亮衣服，因為破衣服摔跤疼。”每每看到別的小朋友穿新衣服，小學敏總是很羡慕。可是，由於爺爺奶奶農活比較重，爸爸媽媽工作都很忙，小學敏暫時還去不了上海，只能通過電話與父母交流。陳學敏說，“我不要長大後去放牛，放牛蚊子多，我要去上海讀大學，我要開大汽車。”
      隨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中國人口流動呈上升之勢。受流動人口影響的兒童數量日益增多，中國流動兒童已達3800多萬，留守兒童已達5800多萬，其中4000多萬人的年齡在14周歲以下。留守兒童中，79.7%由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撫養，13%的孩子被託付給親戚、朋友，7.3%為不確定或無人監護。
      “你們掙到錢沒？”這是一個11歲的小男孩與父母通話時常問的問題。當他在電話裏告訴父母自己想他們時，父母告訴他等賺了錢就回家，因此，他想，如果父母賺到錢，就會早一點回家。和他一樣，許多孩子認為父母外出的原因是為了賺錢改善家庭生活和供自己讀書。不過對孩子們來說，這個理由是不充分的。一個小女孩說：“爸爸媽媽說等掙錢蓋了新房子就再不出去了，但我覺得他們即使蓋了房子還是會出去。” 
      隨社會對留守兒童問題日益關注，留守兒童的教育條件和環境有了很大改善，不過在一些人的觀念中，留守兒童仍是問題兒童的代名詞。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讀。“爸媽在外很辛苦。”這是孩子們經常說的話。往往，他們比同齡人更為成熟，更懂得體諒父母。在被問到“為什麼不大膽告訴父母內心想法，如多打電話，過年回來，在家過得不開心”時，孩子回答“擔心”，怕父母擔心。

      父親不知情 還在等薪水
      依照當地習俗，小陽的遺體沒有進村，爺爺、大伯和一些村民處理了孩子的後事。小陽的母親樊雙麗一直在家裏哭，沒有參加葬禮；孩子的父親劉軍良，當時還在千里之外的新疆，還不知道這個噩耗——家裏人不敢告訴他。
      直到第二天，劉家二姐給劉軍良打了一個電話：母親病重，快點回家。劉軍良考慮家裏有人照顧，並且自己20日就要發薪水了，就說等薪水到手後再回家，這筆錢可以用來給母親看病。又過了一天半，二姐再給劉軍良電話，還是催他回家，理由是“給你找了一個新工作”。二姐不知道的是，在她打這個電話之前，樊雙麗也給劉軍良打了一個電話，劉軍良發現了問題。當時，樊雙麗叫劉軍良回家的理由是“媽媽病重”，劉軍良隨口問了一句“你在什麼地方”，樊雙麗回答“在樊偉家”，劉軍良反問：“媽媽得了病，你不在家裏照顧，跑到娘家去幹什麼？”
      接到家裏的三個電話後，劉軍良感到家裏出大事了，沒有等到發工資，借了2000元錢，乘火車轉道烏魯木齊，於20日上午回到藍田。

      新生代農民工長輩還“年輕”
      孩子留守，大致分三種情況，一種是一直在農村就讀的。這類留守兒童中以女孩居多。對於弟弟跟隨父母是否羡慕此類的問話，有女孩回答說，還好，因為弟弟很調皮，整天在那裏哭，爺爺奶奶管不了他。在大人眼中，女孩比較聽話，留在家裏放心些。
      第二種情況是，曾經有過短則半年、多則三年跟隨父母在外讀書經歷的。提及這段經歷，孩子們是愉悅而自豪的，但問及兩地求學的優劣時，孩子們說，與在老家讀書差別不大，平時接觸的同學都是隨父母外出打工的子女，跟當地人幾乎沒有交流。在孩子眼中，外出讀書的記憶更多是與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快樂時光。
      如果說前兩種孩子的留守多少帶有無助和無奈的話，第三種情況則略有不同，表現在孩子的父母多是80後的新生代農民工，這些孩子的留守多少帶有長輩們主動選擇的成分。至於孩子今後的去向，呈現分化的跡象，有的是僅學齡前階段在家留守，有的是整個義務教育階段均在家留守。按村官的說法，與前兩種留守子女相比，這類孩子是比較幸福的，主要是因為他們的監護人爺爺奶奶，年齡普遍在50歲左右，是農村中精力相對旺盛的勞動力，能更好地擔當起對留守子女的監管責任。
      而一位老人感歎，最難管的是上初中的，“孩子大了，管不住了！”一些留守兒童也坦言，與爺爺奶奶之間存在隔閡，不願意與他們談論在學校裏發生的事情，“因為說了他們也不懂”。其結果是，老人與孩子之間除了簡單的日常交流外，再無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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