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人侯德健回來了。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就叫中國……”當這首《龍的傳人》原唱者李建復帶原作者侯德健一起登上北京鳥巢的舞臺時，整個鳥巢都“心跳加速”了，數萬人揮舞雙臂齊聲高歌，年紀稍大的人則眼角飽含淚水。
台灣流行音樂界風雲人物侯德健闊別20多年，再次出現在北京舞臺上，他的再度登臺讓他的樂迷欣喜若狂。
1970年代，校園民歌在台灣風行，侯德健寫的《捉泥鰍》、《歸去來兮》等作品風靡一時。1983年的《酒幹倘賣無》也響徹大街小巷。
不過，1978年創作的《龍的傳人》，才是侯德健的代表作，歌名甚至變成中華民族的別稱。
1983年，為了尋找音樂創作的源泉，侯德建無視國民黨政府的禁令，隻身前往中國大陸。隨《龍的傳人》在大陸流行，他很快成為家喻戶曉的歌手，並且推出《新鞋子舊鞋子》(1984年)和《三十歲以後才明白》(1988年)等專輯。
1989年5月，侯德健積極介入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並在“六四”鎮壓高夕，與劉曉波、高新、周舵發起絕食，被稱為“四君子”。1990年，侯德健被大陸驅逐出境，由福州經公海轉漁船返回台灣，在蘇澳上岸後向台灣政府自首，結果以非法入境的罪名(而非叛國罪)被判刑三個月，但並未坐牢。
回台灣後，侯德健將自己在大陸的創作結集出書，書名叫《禍頭子正傳》，另外還出一張同名的歌曲專輯。1992年，他移民紐西蘭，開始研究《易經》，一待就是16年。
對“羊”彈琴16載
“轉眼一瞬間，不知多少年／多少悲歡離合，假裝沒看見／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多少喜怒哀樂突然湧心田……”
侯德健在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80年代侯德健來到大陸，在東方歌舞團擔任藝術總監，他給中國大陸帶來了不同的音樂，現代和聲、電聲樂器、清新的非學院化的嗓音。
侯德健還給大陸的流行歌曲在歌詞上提高了一個標准，就是對人內心奇妙觸摸的文學性和對一切保持警惕的批判性。
他還幫助程琳以《熊貓咪咪》、《新鞋子舊鞋子》成為那個時代中國流行歌壇的驕傲。
事實上，包括曾被台灣當局力推的《龍的傳人》等侯德健的歌曲，早在1982年就被台灣禁止傳播。1990年以後，侯德健這個在大陸和台灣都有杰出貢獻和重要地位的音樂人，最終告別了音樂——侯德健此後寫的歌在大陸大多署上朋友的名字。
對於自己當年選擇到紐西蘭去，侯德健說：“我當時不想到美國、法國、英國等歐美國家去，只想離開遠一點，所以最後決定到紐西蘭去。”
侯德健一般給人性格張揚叛逆的印像，烙下歲月的滄桑後，話筒中侯德健說得帶有幾分無奈，他說，這世界沒有“後悔”藥物，如果有的話，他真想買一帖。
侯德健說：“音樂是我這輩子最喜愛的東西，當年回中國去，也希望以中國大陸做為我最大的創作基地。但我過去16年回不去，這是我此生最不舒服的事，因為這16年我沒有做音樂，住在紐西蘭，對‘羊’彈琴，不知道寫歌給誰聽，失去了寫歌的動力。”
至今已回中國3年，侯德健目前又開始寫歌，並准備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出新CD。新CD將有一半新歌一半重新編曲的老歌，“我有一群熱情的朋友，他們對我有很大的期待。”
研究《易經》找答案
1992年移居紐西蘭之後，侯德健曾經潛心研讀起《易經》，1994年還出了《2001大終結》一書預測兩岸問題，指出1995年兩岸不會出現什麼大問題，但之後就會越來越緊張；又說到了2001年，分立在海峽兩岸的兩面旗幟（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會有一面旗幟的政權倒下，有人因此解讀：是指中國國民黨在2000年選舉中輸掉總統寶座，在2001年立法院選舉中失去第一大黨的地位。此外，該書中也提到台灣在1999年會發生無可避免的天災，果然發生了“九二一大地震” 。
提起當年學《易經》的動機，侯德健說：“人生在困境時就想找答案，當時我希望從自己的傳統文化裏找到前人思考的精華，當時覺得傳統文化中最神秘的是《易經》，一方面它很神秘，一方面又不容易懂，于是開始手研究。”
何以研究《易經》？他說：“所有中國知識分子，一困就開始看《易經》。我也是，碰到人生最大的困難，上哪兒找答案去？找了半天，告訴你怎麼活的，只有兩本書：《道德經》和《易經》。《道德經》那部分很好玩，告訴你要怎麼活，怎麼活得開心。《易經》也是。《易經》真是一門最容易的經典，因為它只說太陽和月亮，這兩個字放在一起就是‘易’，通通回到太陽星系的小天文物理學。”
《龍的傳人》變大陸紅歌
創作於1978年的《龍的傳人》是侯德健的經典作品，也是成名之作。這首歌曲完成于當時美國宣布與台灣斷交，轉與中國大陸建交的時候。消息傳來後侯德健寫下這首歌，經台灣歌手李建復演唱，最終傳遍華人社會。
有江湖傳言，《龍的傳人》發表後，時任國民黨“新聞局長”的宋楚瑜聽到了這首歌，非常喜歡，並親手加寫了一段詞，要侯德健修改，可是他拒絕了。問他真有此事嗎？
他說：“確有此事，當時宋楚瑜希望將一些政治口號例如‘莊敬自強’等放進去，當時我覺得沒意思就拒絕了，結果兩個人都不高興。宋楚瑜不高興，我也不高興。現在聽起來好像很好笑，但當時確有其事。”
侯德健2006年從新西蘭搬回北京。回京五年，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大陸，“是個北京人”。侯德健一直想做音樂現場，他在國外有很多資源可以運用，無論是音響技術上，還是藝術家方面，他希望能做出最好的中國音樂現場。幾年來，他先後到廣州、上海等城市考察，當地政府也表示支持，但苦于沒有合適的地點。
他計劃在全中國十幾座城市開設連鎖音樂表演現場，每天都有表演，以流行音樂為主。第一家開業的音樂現場定在了重慶。
把重慶的音樂現場叫做“龍的傳人”，也有當地政府的意思——早在2009年5月，《龍的傳人》就曾被選入中宣部推薦的百首愛國歌曲，與《東方紅》、《延安頌》、《歌唱祖國》一起，被稱為“紅歌”。
這一次將要舉行的“龍的傳人音樂現場”，侯德健是主動要在重慶搞“紅歌”演出：“建黨九十周年要到了，重慶提出能不能辦一台這方面的演出。我們就找到了一支俄羅斯合唱團。”侯德健說，這支合唱團以演唱蘇聯“紅歌”知名，也有中國“紅歌”的保留曲目。
“我不排斥‘紅歌’，儘管我聽的不多，但未來的音樂現場，觀眾喜歡什麼，我們就演什麼。”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侯德健明確表達了他對“紅歌”的看法。在侯德健所聽的不多的“紅歌”中，有蘇聯的《三套車》、《喀秋莎》，他相信重慶一定會有不少年長的觀眾對這些“紅歌”有懷舊情結。由于演出成本不高，公司還拉到了贊助，因此，這次演出的幾千張門票都是免費的。
6月的這場“紅歌”演出算是侯德健與重慶方面合作的一次實驗。
在侯德健看來，《龍的傳人》裏“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巨變前夕的深夜裏，槍炮聲敲碎了寧靜的夜”已經成為過去，“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要挑釁中國，恐怕得先琢磨琢磨了”。現在的中國正處於發展的第二階段，經濟持續增長，國計民生成為最重要的。侯德健強調自己不是社會觀察家，但他覺得，“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在最初階段和現在是不一樣的，不再是口號，而是會轉化為具體的東西，比如，對弱勢群體的關注，比如環境保護問題。”侯德健說。
泰柬邊境當義工改變一生
侯德健早在1983年無視當時台灣國民黨政府的禁令，隻身前往流行音樂尚未萌芽的中國大陸去，在當時引起全球華人世界很大的轟動，現在回頭看去，如何看待當時的決定？
祖籍四川的侯德健說，當時之所以做出回到中國的決定有當時的時空背景與個人因素，複雜而深遠，他從小在祖父、父親“咱們是四川人”的教育中長大，很年輕的時候就寫下《歸去來兮》這首歌，唱“歸去來兮，田園將蕪／歸去來兮，青春將蕪……”表明了他對中國大陸的思念，因此，到中國去是遲早的問題。
侯德健說，1980年他首次出國，參加“中泰難民服務團”到泰柬邊境當義工，為邊境的難民營做文宣和進行籌款，對于難民營的數萬難民，台灣只願意接收六個人，中國雖然有意接收他們，但難民們因為在柬埔寨的遭遇都不敢到中國去。
侯德健說：“在難民營中，我看到華僑的苦難卻又無能為力，感到十分可悲，孫中山革命時，華僑是革命之母，我當時就覺得，中國一定要強大富有起來，海外華人才會有好日子過。從泰柬邊境回到台灣後，因為有過這段經歷，我開始萌生了到中國去的想法，這也是我三年後出走中國的重要原因。”
與程琳愛已成往事
侯德健到大陸之前，在台已有妻小。提起他當年的回歸中國，當然不能不提他與程琳的戀情。
侯德健到北京定居後，當年年底，他加入東方歌舞團，與程琳合作。在1984年至1989年的六年間，由侯德健創作，由程琳演唱的《熊貓咪咪》、《你和我的明天》、《信天游》等歌曲曾經風靡一時。
程琳與侯德健交往的過程中，一直承受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但程琳義無反顧地和他在一起。1985年前後，程琳甚至離開了北京與侯德健前往廣州，開始近兩年的隱居生活。外界傳說他們是結婚以後又離婚。
說到兩人的聚散，侯德健說：“當時中國正發動抵制精神污染運動，本來安排好與程琳上臺演唱，但開場前突然有人告訴我說，我不能與程琳合作，由于程琳的演唱風格出問題，我只能自己一個人表演，聽到這番話，我氣得說不出話來，後來拉程琳離開了劇場。這件事以後，我和程琳就好像命運共同體。當時我們之所以在一起，因為很多人反對我們在一起……後來我們之所以分開是生活態度、花錢方式不一樣，我賣了車在老家四川買房子給老爸定居，事前沒告訴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