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戶回遷戶在新家中展示舊房拆遷前的全家合影。

拆遷及補償的故事近年不斷上演，“拆遷富翁”不時成為街坊的熱門話題。通過拆遷補償款一夜暴富的村民，要麼領取到了政府的巨額征地補償款，要麼擁有了多套價值不菲的回遷房產，二者兼得的人也有不少，他們因城市化進程得益，每在一個城中村上演一次顛覆傳統的致富模式，就變成再熱一回的“神話”。

      不過，“神話”的另一面正逐漸顯現。據《信息時報》報道，因財富來得太容易而且巨大，對不少拆遷富翁的生活和家庭帶來了不少衝擊，因此心理迷亂者並不鮮見，有人開始遊手好閒比奢、賭博，有家庭因財產分配導致矛盾重重……接待過不少拆遷富翁案例的心理咨詢師表示，隨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中村拆遷驟富者會越來越多，但被激化的社會問題也會更加凸現，需要引起有關方面的足夠重視，“他們原有的生活模式和心理狀態已被打破了平衡，而且還要面對巨額財富的衝擊和誘惑，如何幫助他們在心理上重新建立起一種合適的生活理念，應該是除了給錢外，亟待有關部門引起重視的問題。”

      首先衝擊家庭關係
      城中村改造改變了不少人命運，在廣州，天河區、海珠區、越秀區、白雲區都有許多村民因拆遷而獲得一大筆補償，一夜之間成為百萬乃至千萬富翁。“但這些暴富人群在富裕的同時，他們的家庭和人生也面臨嚴峻考驗。”這是廣州多個心理咨詢中心在提到拆遷者時，提到最多的話。
      在財富面前，最先受到衝擊的便是家庭關係，能同甘共苦固然好，但往往有一些家庭，可共度患難，卻在金錢面前迷失了方向。心理咨詢師梁健恒近年來接觸過很多類似的案例，他說，財富對家庭倫理的影響最“典型”，分配變成矛盾的焦點，本來融洽的幾兄弟姐妹反目成仇。
      咨詢師武文提供的例子中有不少是拿到補償金後丈夫開始包二奶。“不少前來咨詢的主婦都說，剛開始是採取隱忍的態度，可是丈夫越來越過分，甚至提出要離婚，娶情婦進門。”武文說，這樣的情況在拆遷後的城中村村民中算是常見的問題了，在她處理的案例中又以白雲區較多。在白雲區太和鎮，一位從事貨運的陳師傅就是本地人，近年來不少親戚朋友都在龍歸城、白雲貨運場等項目征地時，拿到幾十萬或過百萬的補償，他證實：“一下子手頭多了那麼多錢，當然沒有心思再幹活啦，包二奶、賭博的都有，大家也見怪不怪。”

      暴富後染上惡習
      在突如其來的財富面前，染上揮霍金錢、賭博犯罪的惡習，成為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有不少人純粹因為覺得手上的錢要炫出來、比出來。在天河一家五星酒店上班的石先生2000年剛到廣州時，就租住在獵德村裏，幾年來跟好幾個獵德村的男子成了好朋友，以前還會經常一起約去喝酒，現在，石先生卻不敢再應約前去了，“我都怕了他們了，玩不起啊，他們是錢多了手癢，就差沒學小馬哥燒錢點煙了。”
      石先生以前一個獵德朋友是開電器維修店的，據說他家除了兩套獵德新村的房子外，還補了一兩千萬，現在到處看豪車，有次打電話叫他去一家酒店玩，“去了才知道是打麻將賭博，大的一輪估計會有好幾千，我的大半月薪水呢。”石先生說其實以前也見過他們玩，都沒那麼大、那麼凶。
      梁健恒以前曾到白雲區的一些地方去走訪，就發現有城中村的孩子在家裏得到拆遷補償後，就拿那筆錢去吸毒，錢用完了便去偷去搶，被同村或鄰村的鄉親用鋤頭鐮刀追打圍堵，“教育直接影響下一代的人生觀、價值觀，而在被改造的城中村裏，很大一部分村民沒有接受過比較完善的教育，甚至可能只有小學文化水準，他們雖然得到了大筆財富，成為百萬、千萬富翁，思想意識卻沒有跟上經濟水準的發展，對於理財並沒有什麼觀念。”目前，如果拿補償款另建村屋搞出租，已是最健康的理財方式了。

      深圳舊城改造 批量製造富翁
      一批批舊屋倒下去，多少個富翁站起來。深圳舊城改造，伴隨財富效應的顯現。許多原住民因拆遷而集體暴富，僅一個崗廈村就造就了10個億萬富豪，讓社會公眾艷羨不已。
      崗廈村位於深圳市福田區核心地段，被稱為深圳CBD最後的城中村。改造前的崗廈約有15萬平方米，有數百棟各種產權形式的自建樓房。經過反復磋商，拆遷補償方案最終於定下來。
      由於多年來的故土情結，崗廈村民大多以選擇房產補償為主，根據根據補償方案，村民只需要擁有3000多平米房產就可以過億元，而在崗廈村民中，房屋面積最大的一個家族擁有約6000多平米房產。知情人透露說，崗廈原住民中個人資產過億元的可能會接近10個，全村幾乎無人不是千萬富翁。
      在深圳，因拆遷而集體暴富的，遠不止崗廈村一處。深圳南山區的大沖村，號稱廣東省最大的舊改工程，集中1400多棟各種產權背景的私房，總建築面積多達105萬平方米，改造後將變成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配套基地和新型現代化高尚居住社區。根據拆遷補償規定，私宅2層及以上部分以1.1萬元每平方米的標準給予補償，或在大沖改造完成後返還同等面積的物業。據悉，大沖村有871戶村民可以獲得補償，而超過一半的戶主擁有1000平方米的建築面積，按照補償方案，這裏將誕生10個億元戶和400戶以上千萬富翁家庭。
      舊城改造過程，也是批量製造富翁的過程。以至於不少深圳網友調侃說道：“一夜暴富其實並不難，只要你在深圳當農民”。

      五年吃喝玩樂 花了五六百萬
      在廣州楊箕村拆遷之前，那裏曾有一個小小的水果店。阿芬（化名）說，經營水果店的時候，丈夫每天都在家打理檔鋪，還會時不時到各處批發市場去看看有什麼時新水果，比較一下進貨價格，孩子下了課之後就到店裏做作業，一家三口過雖不富足卻相當安定平和的生活。
     “自從拆遷獲得一大筆補償金後，我丈夫便染上了賭博的惡習，覺得水果店也沒必要再開了。一個星期最多只有兩三個晚上回來，勸過不知道多少次了，每次都是吵完就走，對兒子的學習和生活也不管不問。”阿芬說起這事就悲從中來，因為當時快要中考的兒子成績忽然下降，不想讀書，對什麼都不感興趣。
      直到心理咨詢師梁健恒跟孩子進行交流之後，才發現孩子的變化是因為家庭的和睦忽然間土崩瓦解，父親終日不歸，父母經常吵架，“他只想沉進網絡世界裏以逃避現實。” 
     “五年來，我從不工作，就只是吃喝玩樂，大概花了五六百萬吧。”番禺某村的80後小劉是家中的獨子，他說現在也可以隨時拿出100多萬換輛豪車去到處玩。
      可是五年前，他的境況卻是另一番景象：由於家裏窮，上學的時候不僅被同學看不起，還總被欺負，所以心裏的自卑感從沒消失過。到了2004年左右，因為家裏的地被拆遷征收了，一夜暴富起來，他泡夜總會，只喝洋酒，寶馬、平治都看不上眼。“有一次，在二沙島飆車，忽然發現有人開新車在旁邊也飆上了，於是就攔上去把人家打一頓，扔下五千元現金就揚長而去。” 
      然而，想用奢華鬥富的方式從朋友圈裏樹立“老大”的感覺，卻讓自己變成了父親和家人眼裏的“阿斗”，不再相信他會踏實地好好做一番事情。現在，小劉的情緒很焦躁，常常在埋怨，為什麼家裏人剛開始有大把錢給他的時候，卻沒有人告訴他該怎麼花？
      小劉最近開始尋求心理咨詢師的幫助，接受了兩個療程的疏導，情緒已慢慢穩定下來，他希望可以找回健康的自己，通過努力獲得家族的信賴。

      分到19套房子 生活沒大變化
      雖然分到了19套房子，一下子成了千萬富翁，但除了添置傢具和購買車子外，在河南鄭州，弓春玲的生活沒有發生多大的改變。和許多村民一樣，弓春玲每天的基本生活是這樣的：做飯、打打撲克、看看電視，拿老年乘車證免費坐公車逛公園、在市區轉轉，每年偶爾去外地旅遊一次。
      據《東方今報》報道，在鄭州市金水區的祭城村，村民們住在新建的祭城社區裏。在臨街的門面房外，有很多台球桌，不少30多歲的村民在打台球。朱二貴和一個好友以一局10元、20元的價格下注，一個小時下來，雖然他贏了一些錢，但卻很無聊，“算了，不打了，光打這個也沒有意思。”他說：“我們也想找份工作，但因為一沒文化二沒技術，只能幹些打掃衛生、綠化之類的，每個月一千多元的薪水看不上，只能在家歇了。”
      老王是則西關虎屯第三村民組的村民。談到拆遷後的生活，他滿意地說，沒拆遷的時候，自家有一棟4層樓的房子，一部分出租出去，一部分用作旅館，每天一早起來，就得樓上樓下打掃衛生，然後招呼生意，一忙就是一天，“雖然賺錢也不少，但人雜事兒多，總擔心出亂子”。現在，村裏每人每月補助五百元，新房子整整齊齊，路面干干淨淨，門口還有保安，睡覺踏實多了。他半開玩笑地說：“感覺自己越來越像個'市民'了。但先前的小商店、小夜市沒有了，說起來，大家還是有些傷感。”

      開豪華車 去當修理工
     “鄭州城中村改造對生活方式轉變所帶來的思想方式轉變是漫長而影響深遠的。”路寨村村委會副主任李永貴不無擔憂地說：“改造之後，沒了土地，村民不再是村民，也不完全是市民，他們精神生活方式的引導和轉變已經成為一個不得不重視的問題。”
     “不單單是一種身份的轉換，更是一種思想上的轉變。村民過上了城市生活，思想卻還沒完全融入城市，這並不能代表農民進城了。如果他們的思想也融入這個城市中，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進城。然而，走出小農意識形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進城，是一種艱難的轉變。”談到這個話題，宋寨村黨支部書記宋豐年同樣焦慮。
      據《東方今報》報道，城中村的造富神話讓“城中村富二代”浮出水面。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也是“富二代”，卻不像企業家的孩子們，受過良好的教育，有人幫忙做清晰的人生規劃；他們張揚，開好車，敢消費，卻沒有一份體面的工作，未來時常困擾他們；他們渴望融入主流，但除了少數人將事業做大之外，大多數人常常在現實中迷失方向。
      在鄭州市公交公司的一家維修分公司，從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位開奧迪車來上班的年輕男子。
      早上7點40分左右，他從車上下來，脫下身上筆挺的西裝，換上油膩的工作服，鑽到汽車下邊，換輪胎、修發動機；到了下午5點，他換下工作服，洗澡，再換上西裝，頭上打上髮蠟，接上女朋友去吃飯，然後去酒吧或咖啡廳，玩到晚上11點後才回家。
      該男子叫張進，是西關虎屯的村民，家有六七套房子。他說自己原本不用上班，但在家歇了一年多，整天無所事事，閑得發急，就求人托關係，還花了點錢，才在這家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我一個月的工資只有1100元錢，不夠油錢，工作還累，但這樣的日子過很充實”。
      當然，做修理工不是他的長遠打算，他說，自己的女朋友在銀行工作，不敢帶他去見同事，一直勸他做個生意或換個體麵點的工作，“我現在還沒有想好，正在看”。

      心理干預 宛如'消防栓'
      2010年10月，北京朝陽區針對拆遷富翁啟動了中國首個社區心理健康干預示範點，為沒了地、上了樓、手有票子、心裏沒落的一夜暴富拆遷富翁們展開心理疏導和理財幫助。對北京的做法，廣州不少心理專家都表示認同。
      而目前，廣州尚無針對拆遷富翁心理和理財的疏導機制。獵德、新塘居委會的工作人員基本都認為這樣的事情應由拆遷辦一起辦理，如果村民自己感到有問題需要解決，主動來尋求幫助，“我們當然要盡力去協調。至於主動去干預人家的家事，似乎犯不吧。至於賭博和吸毒的事，當然是由公安部門去處理啦。”
      有居委會人士表示，拆遷戶因暴富產生的家庭問題，“很少住戶過來問，若有人來居委會咨詢，我們都會去做相關的教育工作，並協助住戶解決問題。”
      政府開辦免費的心理輔導中心其實早有先例。李永華2005年就和海珠區某街道合作辦過類似的社區心理輔導室，只不過專門針對的是外來務工人員，或許是中國人傳統上並沒有接受心理方面治療的習慣，所以真正主動來諮詢的人並不多。
      不過李永華仍然表示：“一定要辦！這就像消防栓一樣，大部分時間都沒有發揮作用，但沒有卻萬萬不能，有這麼個機構，就給了村民一種安全感。”

不少人因拆遷獲得一大筆補貼金或分到幾棟房子後便開始揮霍。圖為一棟精裝修的回遷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