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黑龍江牡丹江市某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將個人名片信息張貼到住戶門上供居民辨識。新華社
近年來，隨城市社區的快速發展和日益成熟，居委會（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組織）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很多學者提出用自治形式比較成熟的業委會替代居委會，但業委會是以“物權”為核心的組織，因此具有天然缺憾，在公房、廉租房等住宅區，住戶對住房沒有產權，所以根本無法成立業委會。不過，這種期望還是體現了民眾對居委會自治功能弱化的不滿。
據《瞭望東方周刊》報道，在北京二環路的西南角有一片曾經顯赫的住宅區——汽南社區。它建於1950年代末，是中國第一個城市新社區。1988年，離休人員王士良就在這個小小的社區裏開始了自己的新工作，從治保主任到居委會主任。現年82歲的王士良說，小小的居委會就是大社會的縮影。
盜竊案不斷 組成巡邏隊
王士良說，汽南社區當時一共有十七棟樓、八百多戶，大部分是原第一機械工業部汽車工業局的職工。1949年後，要發展汽車工業，從華北、東北抽調一批人進京。1953年2月，第一機械工業部六局——就是後來的汽車工業局，在北京復興路以南、木樨地以東、京張鐵路以西興建辦公樓和宿舍樓，這些宿舍樓就是最早成型的社區，因為宿舍區在汽車局大樓的南邊，所以叫汽南社區。
王士良是當兵的，身體好，也閒不住，沒事就經常掃掃院子。1988年，月壇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和月壇警所的警員邀請他到居委會參與工作。那時居委會在社區北邊的一間房辦公，也就十平方米，三張桌子。王士良去之前，居委會是由五個老太太組成的，她們平時收收衛生費、宣傳防火防盜、管管計劃生育。王士良說：“讓我當治保主任，也算是為我量身打造”。
按王士良的描述，汽南社區是個招賊的社區——一來社區沒有圍牆，四通八達；二來住戶相對富裕。每年都有好幾起溜門撬鎖案，居民一上班就提心吊膽，中午還特地蹬著自行車回家看看鎖頭。後來這件事落到了居委會的頭上，居民們是支持居委會的。王士良說：“我們上門征求居民意見，第一個站出來支持居委會建議的是原農業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李本。他對我說：早就應該這麼辦，老王你發一個執勤的紅袖章給我。由此，三十三人組成的巡邏隊很快開始工作了。”
資產不歸居民 參與度降低
現在，許多住宅社區都有物業公司管理，還有業委會。不過汽南社區沒有物業公司都是公房，也沒有業委會，但存在和其他小區同樣的問題，例如私家車多了，如果出現盜車事件，居委會難以承擔責任，所以就委託一個汽車管理公司進入社區，每個車位由車主每月繳納一百二十元錢。但讓居民接受“花錢買服務”這個觀點還是花了些時間，居民們說：“你們居委會不是管得好好的，為甚麼還讓我們花錢僱人看車？”
在北京市西城區月壇街道工作人員李紅兵看來，居委會層面上的自治首先面臨民眾參與度的挑戰。在過去數年間，《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為核心的村民自治已經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其根本是農村集體擁有資產，利益分配大大調動了村民的參與度。與村委會情況不同的是，居委會資產並不屬於社區居民共有，居民很難通過參與居委會活動獲得直接利益。
“其實居委會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有很大關係。比如，在城市拆遷改造過程中，它才是真正代表居民與拆遷房談判的組織。”李紅兵說，制約居委會向這一方面發展的主要原因還包括民意的上達，從制度上講，就是如何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啣接。
經費納入國家財政預算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11月印發了《關於加強和改進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建設工作的意見》，其中明確規定：將社區居委會的工作經費、人員報酬以及服務設施和社區信息化建設等項經費納入財政預算。在這個被稱為27號文件的《意見》中表示：城市基層正在發生新的深刻變革，社區居民委員會承擔的社會管理任務更加繁重、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更加突出。
據《瞭望東方周刊》報道，其實作為居民自治機構的居委會由政府補助，在大部分城市已成慣例。比如在北京，從2006年起，凡在居委會工作滿一屆的人員享受每人每月一百五十元以上的津貼，每增加一屆津貼也相應增加；而在天津，2009年起，將社區居委會成員生活補貼標準下線由每月八百二十元提高到一千兩百元。不過，《意見》第一次將這筆開支變得名正言順。
對於居委會到底是一個甚麼樣的組織，根據1989年修改的《城市居民組織法》中第二條規定，居民委員會不僅是基層民眾自治組織，還要“協助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的政府或者該居委會所屬的警所開展工作”。2000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民政部關於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要求中國各地在原有的城市居民委員會轄區基礎上，進行規模調整和重新劃分為社區，並將城市居民委員會統一改名為社區居民委員會。
各地也在積極創新居委會模式，其中上海以行政力量推進街道和居委會一體化，使居委會成為城市“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中的一部分：市、區兩級政府，市、區、辦事處三級管理，市、區、辦事處、社區四級網絡。以深圳為代表的嘗試，是希望使居委會成為一個完全具有自治功能的社會組織，具有基層民主政治的特徵。
北京的議行分設則是中間路線的典型代表：把居委會組建為議事決策機構，成為與執行機構分開的社區自治組織形式，它代表居民行使社區民主議事、民主管理、民主決策的權力；居委會的執行機構由議事機構按相應標準和程序聘任，由專業化、職業化的社區工作者組成。
人口普查工作需要警所和居委會聯合開展。圖為北京某小區居委會工作人員同一位警員到住戶家調查。新華社
